Die Welt - 03.08.2026.pdf周一，2026 年 8 月 3 日 客户服务 0800 / 935 85 37 D 3,10 欧元 / 第 147 号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 遭到冲击后，欧洲各国正在商讨进一步的对策——并公开反对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 (西班牙首相)。 22 位 欧盟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其中包括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 (德国总理 / 政客) 和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意大利总理)——对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 (西班牙首相) 的移民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指控称，该政策破坏了欧盟外部边界的安全。
AITOR HERNÁNDEZ-MORALES
在本周期间，约 60.000 名移民非法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北非的西班牙北非飞地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据西班牙内政部称，此次事件造成 72 人死亡。目前搜寻其他遇难者的工作仍在继续。根据 《世界报》 电视网和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 (RTVE) 的消息，周末仍有数百名移民逗留在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虽然在这次冲击中没有人员进入欧洲大陆，但这些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 欧盟 移民政策的争论。
批评的焦点在于外部边界的保护，信函签署者对此表示“严重担忧”。此外，桑切斯计划给予多达 1,2 百万名无居留许可的移民合法身份，此举也成为批评对象。批评者认为这是一个“吸引因素 (移民学术语)”，加剧了危机。所谓“吸引因素 (移民学术语)”，是指目标国家中创造移民动机的条件。
在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 (欧盟理事会主席) 和爱尔兰总理米卡尔·马丁 (爱尔兰总理) 的信中，这 22 位政府首脑要求，今后像西班牙合法化计划这样的国家措施必须在 欧盟 层面进行协调。信中写道：“我们有责任通过协调行动、加强外部边界，并处理所有可能起到吸引因素 (移民学术语) 作用的政治措施——例如将大量非法移民合法化——从而有效遏制并坚决打击非法移民。”
马德里方面否认了该国合法化计划引发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 危机的指控。马德里方面称，任何非法进入该飞地的人员根本不具备申请该规定条件的资格。西班牙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解释道：“该程序基于非常具体的前提条件，例如证明在 2026 年 1 月 1 日 之前在西班牙拥有住所，以及在提交申请时已在西班牙连续居住五个月。”
然而，这些解释似乎未能说服签署致科斯塔、冯德莱恩和马丁信函的 欧盟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信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绝不能允许不受控制的大规模越境、移民工具化或其他混合威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非法进入欧洲联盟是可能的，或者非法入境可以转化为合法居留。”
这些事件还可能对申根区 (Schengen-Raum / Schengen Zone) 的自由旅行产生长期影响。由于移民问题在全欧洲范围内具有极强的爆发力，签署者表示愿意加强或重新引入欧盟内部的“临时边界管制”。除了默茨和梅洛尼外，签署该信函的还包括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瑞典的政府首脑。罗马和哥本哈根主导了该信函的起草。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爱尔兰于周二召开了司法和内政理事会的紧急会议，欧盟内政部长出席了此次会议。
日益被孤立的佩德罗·桑切斯 (西班牙首相) 对这些指责予以反击。在《世界报》的合作伙伴出版物 Politico (政治新闻网站) 获得的一封信函中，这位社会党首相对他的欧洲同行提出了严厉指责。他认为，这些人“决定攻击西班牙，并要求将其暂时排除在申根区之外”。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周四率先建议，将西班牙从这个包含 29 个国家的区域中暂停资格，在该区域内，内部边界控制已基本被取消。意大利在周五限制了从西班牙前往意大利港口和机场的自由通行。由于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 的移民涌入，法国也加强了与西班牙边境的管控。
桑切斯批评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的要求。他认为这“不仅违背了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以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团结原则”，而且违背了“欧洲的长期利益和最基本的常识”。
欧洲各国公开反对桑切斯 众多欧盟国家指责西班牙首相挑拨了塞塔事件。争端正在升级。
在黑红联盟领导层计划取消“63岁退休制度”的博弈中，针对困难案例的改进方案已初现端倪。几周前，CDU 和 SPD 的主席曾就共同推进该计划及其他退休制度改革达成一致，但过去几天里，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图林根州的 CDU 州长们放弃了这一计划。
(作者：CLAUDIA KADE)
不久之后，SPD 总书记 Tim Klüssendorf 同样要求保留在缴纳 45 年养老金后可无扣减退休的制度。尽管 SPD 在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负责人 Dirk Wiese 现在警告称，不应完全推翻专家委员会建议的养老金方案，但他在看来，找到“至少一项清晰且明确的困难案例规定”至关重要。
Wiese 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钢铁和金属工业中工作多年的轮班工人。”此外，对于目前 58 或 59 岁，并计划在缴纳 45 年养老金后无扣减退休的人员，需要提供强有力的信赖保护。
联邦议院的联盟党党团希望坚持取消“63岁退休制度”。CDU 社会专家 Marc Biadacz 对《世界报》表示：“养老金保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 33 项建议，从而为有效的养老金改革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现在剔除个别措施，整体结构将无法维持。”
“‘63岁退休制度’应当被废除，因为对于未来的退休时间，所有人的实际年龄都应该是决定性因素。由于我们所有人的寿命都在延长，因此我们将延长……”
必须工作。”Biadacz 对重新谈判表示开放：“在议会程序中，我们将与 SPD 共同商议未来获得伤残退休金的准入条件：因为对于那些必须因健康原因提前退出职业生活的人，我们需要切实可行的规定。”AfD 与左翼党一样，要求保留“63岁退休制度”。AfD 养老金政策专家 Ulrike Schielke-Ziesing 表示：“工作了 45 年的人应该能够在没有扣减的情况下退休。”东部各州州长 Michael Kretschmer、Mario Voigt 和 Sven Schulze（均来自 CDU）现在反对取消 63岁退休制度，这在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这位 AfD 政治家表示：“为了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仍能拥有获得还算不错选举结果的任何机会，他们必须尽可能地与各自的联邦党派保持距离。”左翼党党团也持有类似的论点：“联盟党和 SPD 想要取消在缴纳 45 年保险后退休的计划是错误的，是对辛勤工作的人们不尊重——很好，现在一些东德 CDU 州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左翼党养老金政策专家 Sarah Vollath 对《世界报》表示。“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三位东德 CDU 州长在这里只是在利用退休话题进行廉价的竞选活动。”德国绿党要求可靠性并维持退休金水平。绿党党团副主席 Andreas Audretsch 表示：“降低退休金水平，特别是对女性和许多东部地区的人来说，意味着老年贫困。这绝不能发生。”所有计划退休的人都必须能够信任其可靠性。
“63岁退休制度”是一个常用的，但已不再完全准确的关键词：目前，在 64,5 岁起即可在没有扣减的情况下提前退休。
（来源：DPA）
黑红联盟是否将坚持计划取消“63岁退休制度”？在内部出现异议后，联盟党和 SPD 的代表现在承诺将进行改进。
关于养老金改革的重新谈判 FRÉDÉRIC SCHWILDEN
在巴伐利亚州的特格恩湖畔格蒙德 (Gmund am Tegernsee)，那个小车站即使在夜晚也灯火通明，且略显质朴。弗里德里希·默茨 (Friedrich Merz) 及其妻子 Charlotte 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拥有一栋作为第二居所的房子。当地居民被认为是富裕、勤勉且价值观保守的。这个地方牢牢掌控在 CSU 手中。这里的人们如何看待联邦总理及其政策？
第 4 页 默茨之地的疏离感
当所有人都不满意时，妥协才算彻底——法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Aristide Briand 曾将其精辟地总结为这样一句话。以此衡量，养老金委员会在几周前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的建议要求所有参与者做出一定的让步。而恰恰因此，这才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可作为改革的基础。
这个执政联盟没有多少成就可言。但在养老金问题上，他们至少取得了一次成功。当然，事实是该建议是由一个养老金委员会制定的。联盟党和 SPD 可以将其记录为：他们基本在没有引起过多骚动的情况下同意了委员会的建议。6 月底，联邦总理 弗里德里希·默茨 (Friedrich Merz) 和劳动部长 Bärbel Bas 承诺将实施这些建议。“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方案，只有在整体上才发挥作用，”总理说道。
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因为现在的共识正在瓦解。出人意料的是，压力来自 CDU。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中疲软的民调数据，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同事的支持下，反对取消在缴纳 45 年保险金后可享受无扣减退休金的制度——而这正是委员会的一项核心建议。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世界报》周日版专栏作家罗宾·亚历山大曾预言过这一点），SPD 总书记蒂姆·克吕森多夫（Tim Klüssendorf）立即感激地利用了这一抵制情绪。
达成妥协总是痛苦的。而要在短时间内纠正数十年错误的养老金政策，则更加如此。在政治上，撤回建议将尤其致命。如果一个人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接受了其整体方案并公开承诺实施，那么在遇到第一波阻力时，就不能将其中不讨喜的部分重新定义为谈判筹码。否则，妥协将变成一份愿望清单，各政党只从中挑选那些能讨好自己选民的内容。
从经济角度来看，所谓的 63岁退休制度 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虽然现在的实际年龄界限已略有提高，但原则不变：只要达到 45 年保险年限，就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无扣减退休。一个老龄化社会无法负担这种奢侈。企业在苦苦寻找专业人才，而国家却在提供激励措施，诱导经验丰富的雇员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
公平论的依据也十分有限。提前退休的受益者大多是收入较高、身体健康的雇员，他们本可以工作更久。而这却由一个缴纳人数越来越少、而退休金领取者却越来越多且持续增加的参保共同体来买单。况且，代际契约本身已经失衡。养老金制度加重了年轻人的负担。任何进一步的优惠都将通过提高缴费、增加税收补贴或降低待遇来支付。
委员会虽然没有根除这种倾斜，但提出了一个向正确方向迈进的步骤。现在绝不能对此动摇。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CDU）坚持要求废除。他似乎明白：如果执政联盟在第一次抵制时就退缩，那么他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项改革，而是赌上了其信誉的最后残余。
这关乎的不仅仅是 63岁退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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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 1936 年如何开启夏季奥运会 第 8 页 起薪最高的职位 第 10 页
在柏林袭击事件后，政治家们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保护国家免受伊斯兰主义威胁。必须加强法律，并且要加强到不再可能进一步加强的程度。任何与此类法律打交道的人都将面临风险
严重的切割伤。总之，法律的所有严厉程度必须变得更加严厉。也就是说，一种加强的硬化，并伴随着一种硬化的加强。不被联邦刑事调查局 (BKA) 知晓的德国危险分子，必须在居民登记局登记并上交其身份证。没有德国护照的危险分子，将被颁发一份护照，在递交给他们后立即由马库斯·索德 (Markus Söder) 本人没收。工商会正在致力于将“危险分子”变成一种培训职业，这样人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该群体。此外，即日起执行以下规定：企图利用危险分子的暴力行为来实现自身目的的政治家，必须在袭击发生前至少一周向内政部提交申请。ZIPPERT ZAPPT MORITZ SEYFFARTH 4 190710 903107 1 0 0 3 2
2 《世界报》概览 / 2026年8月3日，星期一 ©2022 质量控制 印刷厂质量测试
今日主题 活动人士先与伊斯兰主义者清算，随后与政界清算 在柏林 CSD（骄傲日）袭击事件发生一周后，酷儿群体在汉堡举行游行。现场气氛一如既往地热烈。但这一次，人们使用了激烈的措辞——针对联盟党、AfD、SPD 和绿党。
在活动开始前，警察局长法尔克·施纳贝尔 (Falk Schnabel) 曾提到，警方将提供“最高程度的安全保障”。然而，在市中心区域实现“绝对安全”将是“无法实现的”。周五晚上在汉堡鹅市场 (Gänsemarkt) 的情况表明，这一评估并非完全错误。当时约 18.30 时，女同性恋群体为了“增加女同性恋可见度”而发起的“Dyke March”在此聚集：数百人挥舞着彩虹旗，手持写有“阴道反对魏德尔 (Vulven gegen Weidel)”和“男孩反对右翼 (Buben gegen rechts)”等字样的纸板标语。此时现场看不到任何道路封锁或隔离桩，只有几辆警用摩托车停在路边。当时从瓦伦丁坎普 (Valentinskamp) 和荣格费恩施蒂格 (Jungfernstieg) 方向通过鹅市场的车辆，在此时此刻可以毫无阻碍地冲入人群。直到将近半小时后，在女同性恋集会已经开始很久之后，警方才利用横向停放的卡车封锁了进入鹅市场的通道。谢天谢地，鹅市场没有发生意外。直到周六下午，警方均未报告任何干扰或暴力袭击。
党内对 SPD 主席贝尔贝尔·巴斯 (Bärbel Bas) 和拉斯·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的压力正在增加。在 SPD 比勒费尔德 (Bielefeld) 分区委员会发送了一封充满激烈批评的信函后，青年社会民主党 (Juso) 主席菲利普·特默 (Philipp Türmer) 现也针对党领导层提出严重指控。在接受 Politico (政治新闻网站) 采访时，他在联邦议院选举一年后给出了一个令人清醒的总结。
MAXIMILIAN HEIMERZHEIM “SPD 的重启至今尚未实现。我们目前的处境甚至比 2025 年联邦议院选举时还要糟糕，”特默说。“这种或多或少顺畅的共同执政，以及那些感觉上为了改革而改革、却没有任何实际减负的措施，显然不足以解决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人们必须再次在“政府工作之外”通过自身的想法来感知 SPD。而这正是党领导层至今未能实现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关于兼职任职的顾虑反而增加了。”
这些言论针对的是这样一个政党：在经历历史性的民调低谷和选举失利，且面对 9 月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州议会选举时，该党正在讨论其人事和纲领的未来。就在本周，SPD 比勒费尔德分会要求劳动部长巴斯和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在党主席和部长职位之间做出选择。信中称，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与该党可信的更新是不相兼容的。关于东部州议会选举后情绪是否会反转，特默不愿做出预测。“革命无法预测。”
“我们在所有职业群体中都输了” Juso 主席特默认为该党处于下滑状态，并将矛头指向 SPD 主席巴斯和克林拜尔。
HARALD TITTEL / DPA 青年社会民主党联邦主席菲利普·特默
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的党领导层
我的世界，我的观点 ALAN POSENER
我的世界，我的观点 受教育中产阶级全方位的无力感
阶级斗争回来了。如果它曾经离开过的话。康斯坦茨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所就读的学校类型与政党政治偏好之间存在强相关性。文理中学（Gymnasium）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左翼、生态主义和资产阶级光谱的政党。而在其他类型的学校中，德国选择党 (AfD) 是主导力量。由于在德国，就读的学校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并不奇怪，来自受教育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容易选择左翼或资产阶级政党，而来自低教育背景家庭的孩子则选择 AfD。该研究再次证明，AfD 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换句话说：成为左翼，必须有相应的经济能力。
从 2022 到 2025 年，巴登-符腾堡州、萨克森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大约 3000 名学生被持续询问其政治观点。在研究开始时，大多数学生在 7. 年级，结束时在 9. 年级。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学生的政治印记和态度开始形成，而这些态度与家庭的真实情况密切相关。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一方面，这项研究揭掉了那些右翼意识形态者的遮羞布，他们声称青少年在学校里被红绿联盟色彩的教师洗脑。即便事实如此，正如每个人从自己的校园经历中知道的那样，这种洗脑在现实面前也没有机会。另一方面，它向左翼意识形态者揭示了教育措施的局限性——从性别中立语言（Gendern）、培养糟糕的环境意识，到多样性和反种族主义培训。对于读过马克思的左翼分子来说，这不应该是令人惊讶的。
当来自底层和不稳定环境的孩子不将移民视为一种丰富，而是将其视为在学校里争夺关注度，以及日后在工作、住房、关注度和社会福利方面争夺资源的竞争对手时，这绝不是因为缺乏此类培训。当他们买食品时不先看有机标签，而先看价格——正如那个古老的学生笑话所说：“学校和 Lidl 超市的区别是什么？Lidl 是值得去的”。当他们将政治正确的言谈写作视为另一种随意的障碍，使他们难以获得良好的德语成绩并实现阶层跃升时。
面对此类结果，受教育中产阶级表现出的全方位无力感，在研究作者的声明中可见一斑。他们主张“对政治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资源充足的推广……重点放在非文理中学的学校分支”。这本身没问题。但如果其目的是为了说服弱势群体的孩子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错误的，而特权阶层的孩子看待方式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那么作者们就没有读懂他们自己的研究。
总编辑：Dr. Helge Fuhst 总编辑副手：Oliver Michalsky 《世界报》集团总编辑：Dr. Jacques Schuster AI 副总编辑：Olaf Gersemann 执行编辑：Thomas Exner 数字化编辑部主管：Tristan Filges, Stefan Frommann, Falk Schneider, Franziska Zimmerer 编辑团队负责人：Christian Gaertner 创意总监：Cornelius Tittel 政治版：Gordon
他带来了一份写好的演讲稿，内容极具冲击力。这不仅是对伊斯兰主义的清算。
ULRICH EXNER
于是，汉堡 LGBTQ+ 圈子的资深活动人士 Mielchen 站在了数公里长游行队伍的最前方，红绿联盟的政坛名流们也在此排成一列。其中包括：联邦议院 SPD 议会党团主席 Matthias Miersch，以及中断了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竞选行程而参加 CSD（多样性庆祝活动）的 SPD 总书记 Tim Klüssendorf。此外还有同样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汉堡市议会主席 Carola Veit，前绿党党首 Ricarda Lang，以及 Lang 的党内好友、汉堡第二市长 Katharina Fegebank。在开始行进之前，他们都必须倾听。
Mielchen 开始对他眼中伊斯兰主义者的清算，就在上周六，一名伊斯兰主义者对柏林 CSD 发起了袭击。Mielchen 表示，伊斯兰主义因此“向彩虹群体宣战”。他称伊斯兰主义者为“人类之敌”，他们潜伏在暗处，因此人们很容易且“心安理得地”忽视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这种威胁是真实的，”Mielchen 说道，并补充道：“我想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些人，这些人类之敌：我鄙视你们，我们鄙视你们，鄙视你们的意识形态，鄙视你们对宗教的滥用，鄙视你们的仇恨、袭击、攻击和谋杀。在我们的社会中，对此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理解，也没有任何宽容。对此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坚定地运用我们法治国家的所有手段。”
随后，Mielchen 谈到了他认为性少数群体面临的其他威胁。他指出了右翼极端分子、新纳粹以及 AfD，他们比伊斯兰主义者表现得“更明显且更剧烈”，但双方有着共同的攻击目标：性少数群体。“AfD 及其周边势力同样向彩虹群体宣战。而且这是在 AfD 的指令下，由最高层下达的。Alice Weidel 也绝非我们的一员，”这位汉堡 CSD 的开幕演讲者在提到这位女同性恋 AfD 党首时如此解释。
在这些段落中，社会民主党人和绿党成员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轮到了他们自己。Mielchen 抱怨说，没有一名联邦部长来到汉堡。“在柏林事件发生一周后，没有一名联邦政府成员启程来到这里支持我们，这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联盟党以及 SPD 在联邦政府中“共同承担着敌视性少数群体的政策责任”。Mielchen 举例包括对跨性别者的对待方式、性少数青年工作的预算削减，以及基本法中缺失的反歧视保护。
“这届政府没有发出任何信号，能让作为性少数群体的我们信服地感到，他们在支持我们，在保护我们。”在 CSD 第一排的社会民主党人们看起来略显尴尬。作为绿党最著名的代表，Ricarda Lang 也没能幸免。Mielchen 称，该党虽然在口头上总是表示支持，但在内容上，在为性少数生活制定“政治愿景”方面，绿党同样毫无建树。“这样也不行。请大家把这些带回柏林，确保情况有所改变。现在真的已经够了。”
随后，五彩纸屑炮轰鸣响起，在柏林同类活动遭遇致命恐怖袭击一周后，汉堡 CSD 开始行进。这场游行将持续五个多小时，队伍首先穿过那些布满土耳其和阿拉伯商店的街道。
沿着标志性的石坝路（Steindamm）行进，展现出一种令人瞩目的多样性。在街道中央，现在已经完全尽兴的酷儿群体正行进着、跳舞着、释放着激情、谈笑着、歌唱着；而在街道左右两边的行人道上，身着长袍、头戴面纱的女性正在为周末采购。有些人不为所动，有些人耸耸肩，有些人则难以理解。蓄胡子、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双臂交叉地站在自己的店铺前。一些年轻女孩，同样戴着头巾，带着好奇的神情用智能手机拍摄经过的游行队伍。几名警察在巡逻观察，但这些截然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相遇依然保持和平。这是一种共存。在柏林袭击事件发生后，警方曾宣布将汉堡CSD（克里斯托弗大街游行）的部署警力增加一倍，以确保游行队伍的进程，尤其是防止可能出现的柏林袭击事件效仿者。所有通往庆典区域的街道都应该——
PICTURE ALLIANCE / ABBFOTO 政治家们也站在汉堡克里斯托弗大街游行（Christopher Street Day）的第一排（大图）。下方（右小图）为里卡达·朗（Ricarda Lang）和汉堡市第二市长卡塔琳娜·费格班克（Katharina Fegebank，左小图）。酷儿示威者（左小图）由警方力量（中小图）陪同。
概览 3. 《世界报》 / 2026年8月3日，星期一 汉堡、不来梅、汉诺威、莱比锡、明斯特、罗斯托克、杜塞尔多夫、腓特烈港、萨尔布鲁肯、科隆、基尔、慕尼黑、卡塞尔、斯图加特、柏林、德累斯顿、法兰克福、纽伦堡 天气：闷热，随后局部地区有热雷雨 太阳 月亮 05 49 21 06 22 33 11 22 数据适用于卡塞尔。前半天阳光充足，随后尤其在西部、西南部以及阿尔卑斯山地区将出现局部且部分强烈的阵雨或雷雨。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保持干燥。气温将升至 29 到 37 度。仅沿海地区较为凉爽。这种天气状况会对心脏和血液循环造成压力，因为高温会导致热压力。因此存在虚弱或眩晕的风险。此外，长时间在阳光下停留会有较高的晒伤风险。今日：生物天气：汉堡的
CSD。一名警方发言人表示，约 300.000 名 CSD 参与者的情绪高涨且和平。人们在游行开始时本来就没有太大的担忧。“我没有不好的感觉，”来自汉堡的 Kiki, 56, 这样总结氛围。上周六在柏林发生的事情很糟糕，“但我认为这里的警方已经加强了部署，所以我们现在是安全的”。来自皮内贝格的 Detlef, 60, 补充道：“尤其是考虑到上周在柏林发生的事情，遗憾的是，我认为现在我们不能躲在家里，而是要参与其中，表明立场。”斯特凡·米尔兴（Stefan Mielchen）在他精彩的 CSD 开幕演说最后，再次提醒人们记住柏林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记住在那次 CSD 中被杀害的波兰母亲及其受重伤的女儿。
“我们今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议题而游行，我们也是为了纪念她们以及这次伊斯兰主义袭击的所有受害者而游行。是的，我们今天也在庆祝。也许情绪稍微低落一些，也许稍微深思一些，或者肯定会稍微深思一些，但我们不会因此而退缩。现在更要坚持。”克里斯托弗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在全德国的不同周末举行，旨在纪念 1969. 6月 28. 当时，警方突袭了纽约克里斯托弗街的一家同性恋酒吧，这次行动引发了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持续数日的抗议。CSD 的组织者希望通过游行和街道派对，引起人们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双性人及酷儿群体权利的关注。汉堡在 1980 年庆祝了首个克里斯托弗街日。GEORG WENDT / DPA 可见。他说：“需要一种情绪，让局面达到临界点。”“这可能是一个糟糕的州议会选举结果，也可能是夏季休假后即将到来的下一场削减预算辩论。”黑红联盟（联盟党与社民党）的改革决议已经表明，“通过单一措施——如病假证明、IFG（信息自由法，编者注）、禁止社会化——SPD 内部的情绪能多么迅速地再次开始沸腾”。对于这位青年社会民主党（Juso）主席来说，SPD 的危机远超人事问题。“我知道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即我们作为历史上的工人党，尤其在女性工人中失去了支持。但问题要大得多：我们在所有职业群体中都失去了支持，”他说。“这当然也与”
……该做的事，因为 20 年多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错误，而且不再真正敢于通过分配之争，为相当一部分人口带来更多的繁荣。”他认为这些错误包括：“过多地维持现状，而太少去做真正正确的事情——即使这很艰苦，或者我们会因此碰壁。”他认为，目前的状况太频繁地显得“就像是我们根本不想再进行任何斗争了”。尽管有这些批评，这位青年社会民主党（Juso）主席警告称，不要将这场讨论简化为针对个别人物。“问题如此深远，我绝不会现在就说，某个人或那个人能够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在我们党内那些担任高级职位、承担责任的人，必须有时间、有勇气并有想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
同样，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党主席亚历山大·施魏策尔（Alexander Schweitzer）——他在党内被视为潜在的未来 SPD 主席人选——也要求在内容上进行更新。这位前州长对 Politico 表示：“SPD 必须再次让人们明显感受到它在为谁地政治服务，而不仅仅是汇报它在政府中取得了什么成就”。他认为，仅提交总结报告并寄希望于产生效果是不够的。“人们选择一个政党，并不是因为有人向他们计算这样做的价值；他们选择这个政党，是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相信该党能够为他们的生活现实而奋斗。”与此同时，施魏策尔倡导另一种政治风格。“你们可以叫我矫情，但我认为，公民们必须重新地‘感受到’SPD。”尤其是在“动荡时期”，政治需要的是“基于实质内容的激情，而不是用激情替代实质”。因此，SPD 必须“再次触及人们的心灵”。“顺便说一句，执政党内部的争吵正是我所指的反面。”
革命是不可预测的。它需要一种让情绪最终爆发的氛围。 —— 菲利普·蒂默 (PHILIPP TÜRMER)，Juso 主席
周日趋势 (SONNTAGSTREND) FDP 再次回到 5% 自由主义政党在一年半以来首次再次突破 5% 的门槛。该报报道称，在民调机构 Insa 每周为《周日图片报》开展的“周日趋势”调查中，FDP 上升了 1 点，达到 5%。这意味着自由主义者目前将再次进入联邦议院。这种情况最后一次出现是在 2025 年 1 月。根据该报的初步报告，AfD 仍是最强力量，维持在 28 ％。CDU / CSU 保持在 21 ％，德国绿党 (14 ％)、SPD (12%) 和左翼党 (11%) 同样如此。BSW 停留在 4%，因此将无法进入联邦议院。报道进一步指出，5% (-1) 的受访者将选择其他政党。民调机构 Insa 在 2026 年 7 月 27. 至 31. 期间为《周日图片报》访谈了 1201 人。
政府改革 仅四分之一的人相信会成功 人们对联邦政府的期望很高，但对其短期行动能力的信任却十分有限。一项由 Insa 为《图片报》开展的代表性民调显示：只有少数德国人预计黑红联盟将在今年推出重要改革。因此，仅有 25 ％ 的受访者认为联邦政府将在 2026 年实施决定性的改革计划。65 ％ 的人对此不抱期待。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
政府为明年计划开展的改革包括养老金、税收和护理等领域。在政治待办事项方面，受访者认为有三个领域急需采取行动：64 认为养老金是最重要的话题，63 认为经济最重要，62 认为健康最重要。紧随其后的是内部安全 (54) 和移民 (53)。
反对新供暖法 环境援助组织计划起诉
德国环境援助组织（Deutsche Umwelthilfe）已宣布将在 9 月针对新的供暖法提起宪法诉讼。联邦执行董事芭芭拉·梅茨（Barbara Metz）表示：“现在我们知道了这部法律的最终版本。我们的律师雷莫·克林格（Remo Klinger）目前正在起草宪法诉讼书。到 9 月份，我们将准备好向联邦宪法法院提交申请。”
新的《建筑现代化法》已于上周在联邦法律公报上公布。梅茨表示，这部法律无法实现 2045 年气候中立的目标。在 2044 年之后，安装油气供暖设备依然可行。“申诉人将是年轻人，他们在有生之年将经历比现在更严重的地球变暖影响。他们租房居住，因此深受《建筑现代化法》中相关规定的影响。”
新的《建筑现代化法》规定，除了热泵、远程供暖连接、混合供暖模型或生物质供暖外，仍然可以安装新的天然气和燃油供暖系统。前提是这些系统从 2029 年 1 月 1. 起必须使用比例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中性燃料（如生物甲烷）。
警察工会对 CSD 袭击事件的反应 GdP 现要求进行改革
警察工会（GdP）要求就柏林 CSD（骄傲游行）遭伊斯兰主义袭击事件采取对策——但同时也警告不要提出民粹主义要求或采取政治上的草率决定。在 GdP 联邦执行委员会提交给德国编辑网络（RND）的一份独家立场文件中称，该工会认为有必要在袭击发生后，“基于法治原则和客观分析”开展右翼政治讨论。
GdP 认为目前没有理由短期内修改《青少年法院法》。相反，应首先等待联盟协议中规定的法律评估。之后再系统性地评估是否有修改需求。GdP 联邦执行委员会写道：“相比之下，在当前印象下孤立地加强个别规定似乎并不符合实际。”
但 GdP 认为在司法专业化领域存在改革需求：具有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背景的审理程序，对司法的危险性评估和社会预后提出了特殊要求。为了评估激进化过程、潜在威胁者的等级以及去激进化措施的成功概率，需要具备特殊的专业知识。“因此，GdP 建议探讨是否应在地方法院设立专门处理青少年及青年国家安全案件的专业青少年法庭，或将其直接划归高等法院。”
帮派成员受罚 瑞典将刑期翻倍
在打击残暴帮派的斗争中，瑞典正在收紧管控：帮派犯罪分子从即日起可被处以双倍重罚。一名持有枪支被捕的帮派成员，
据通讯社 TT 报道，此前此类行为最高面临四年的刑期。而自周六起，同样的帮派罪犯最高可被判处八年监禁。甚至对于未成年人，也将适用双倍刑期——不过，另一方面，青少年也将获得减刑机会。多年来，瑞典一直在与猖獗的帮派暴力作斗争。帮派有针对性地雇佣未成年人执行合同谋杀。此前，该国几乎无法有效应对这种犯罪活动。不过，今年迄今为止，枪击事件和枪击死亡人数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瑞典此次采取双倍刑期是借鉴了邻国丹麦的经验。在丹麦，与帮派犯罪相关的罪行早已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今后，瑞典双倍刑期的上限为 18 年。该法律是一项全面刑事法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该方案还包括对约 50 个量刑范围的收紧。该法律于 6 月中旬在瑞典议会通过，并于 1. 8 月起生效。但该法律存在争议：一些专家批评延长监禁刑期是没有效果的。多年来，该国一直面临失控的帮派犯罪：这些帮派主要由具有移民背景的年轻男性组成，他们为争夺毒品市场的控制权而战，发生枪战并使用自制爆炸装置发动袭击。
强震之后 日本人逃离房屋 在严重地震发生几天后，日本的情况依然紧张。周五晚上，数千人住在拥挤的应急避难所中，或因担心余震而睡在车里。同时，该国部分地区正面临水资源和燃料短缺的困扰。此外，气温明显超过 30 度。周二，一次 7,1 级地震袭击了南部主岛九州。此次地震引发了一家购物中心的爆炸，导致一家工厂的烟囱坍塌并摧毁了大量房屋。据熊本县政府管理部门称，死亡人数已升至 34 人。截至周五，超过 79.000 户家庭断水，另有 3500 户断电。据官方数据显示，有 9000 多人住在应急避难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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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治 《世界报》 / 周一，2026年8月3日
在特格恩湖畔格蒙德 (Gmund am Tegernsee)，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给那些戴着博柏利 (Burberry) 帽子、在银灰色宾利敞篷车上铺着木珠座垫的退休人员让路了。真的。这里非常美丽。阳光灿烂，湖水轻轻拍打。公路车骑手们在由群山、草地和湖泊组成的风景中疾驰，然后在“Meier Bäck”面包店稍作休息，那里有最美味的白巧克力馅牛角包。
FRÉDÉRIC SCHWILDEN
园林局的员工正在修剪交通岛上的绿植。特格恩湖畔格蒙德的居民人数略少于 6000 人，这里的人们富裕程度高于平均水平，心情也比平均水平更好。格蒙德简直可以成为那个热爱弗里德里希·默茨 (Friedrich Merz) 的基社盟 (CSU) 联邦州的“心脏”。富足。勤勉。价值保守。事实上，默茨在这里也有一处次要住所。他的妻子前段时间在这里继承了一栋房子。据说两人都很喜欢这里。
这里的人们如何看待总理及其政策？他们如何看待德国？选举结果给出了初步答案。在 2025 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基社盟在格蒙德获得了 46,56 ％的第二票。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为 7,78 ％。德国选择党 (AfD) 达到了 16,23 ％——是四年前 7,5 ％的两倍多。在像格蒙德这样的地方，这应该是一个警示信号。
画家叶卡捷琳娜·扎哈罗娃 (Ekaterina Zacharova) 无论如何，正赤脚站在她位于维赛尔大街 (Wiesseer Straße) 画廊的门口向外眺望。1968 年她出生于莫斯科。后来在当地的苏里科夫艺术学院完成了绘画学习。1993 年，她就读于斯图加特艺术学院，并爱上了德国。1996 年，她搬到了巴伐利亚州。先是去了罗森海姆 (Rosenheim)，然后来到了格蒙德。
在她画廊上方的公寓阳台上，她端出了咖啡和蛋糕。沙皮犬 Flora 吠叫着迎接。
“巴伐利亚人与俄罗斯人非常相似，”扎哈罗娃说，“他们有一点无政府主义倾向。”
我们一起欣赏了一幅前段时间揭幕的默克尔肖像画。我问她如果画弗里德里希·默茨会怎么画。她说：“作为艺术家，在描绘一个人时，最好的状态就是没有预设的意图。自己的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公正地呈现出那个人的样子。”
我问她是否曾在当地见过默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联邦总理的房子在哪里。但我从未见过他。”
扎哈罗娃的丈夫，一名非常友善的当地全科医生回家了。格蒙德人们关注的事情与其他地方一样：高昂的汽油价格。紧缺的住房空间。以及对总理那些反复无常的决定的不知所措。
临别时，画家扎哈罗娃说：“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她讲述了一名她的丈夫熟知的护理员，为了支付这里的房租，不得不兼职三份工作。
在所有这些宾利、保时捷和碳纤维公路车，以及像乌利·赫内斯 (Uli Hoeneß) 或曼努埃尔·诺伊尔 (Manuel Neuer) 这样在这一地区经常见到的人物面前，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这里也住着做着普通事情的普通人。塞巴斯蒂安·莱希纳 (Sebastian Lechner) 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在特格恩湖 (Tegernsee)，但住在格蒙德。他每天乘坐火车前往慕尼黑，在一家体育营销公司工作。莱希纳 28 岁，是“特格恩湖谷巴伐利亚之友” (Bayernfreunde Tegernseer Tal) ——一个拜仁慕尼黑球迷会的主席。今天，拜仁慕尼黑在罗塔赫-埃格恩 (Rottach-Egern) 进行公开训练。莱希纳
多年来一直是在罗塔赫-埃格恩（Rottach-Egern）比赛。显然，他这次也来了。有 1000 多人前来观看拜仁队的比赛。现场提供煎香肠和啤酒。年轻的小伙子们挤在为了保持体育场前街道畅通而设置的围栏旁。接着拜仁队的球员们来了，基米希、塔、诺伊尔以及其他所有人，他们骑着自行车驶入。孩子们眼中闪烁着光芒。管乐团在演奏。塞巴斯蒂安·莱希纳（Sebastian Lechner）坐在啤酒凳上讲述道：“我喜欢住在这里。虽然我上班比在慕尼黑的同事多花 30 分钟，但从家里到湖边只需要五分钟。”但他补充道，“至于盖房子或买房——就目前而言——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实在太贵了。如果没有一百万欧元，在这里根本没有机会。我以一个非常公平的价格租房住，因为当地人会互相帮衬。”尽管莱希纳住在特格恩湖畔格蒙德 (Gmund am Tegernsee)，但他也从未在这里见过总理。莱希纳说：“我希望政治家们能创造机会，让那些并非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也能在这里生活。而且油价也糟糕透顶，其中绝大部分是税收。”对他来说，AfD 绝不可选，投给极左派同样不行。莱希纳上次投票给了 CSU。但如果现在决定，他会“考虑得更细致一些”。他认为：“现在有些话题你几乎无法提及，否则会直接被归类为某种特定的政治方向。”这里原本应该是默茨的领地。这里生活着许多勤奋过且依然勤奋的人，他们凭借双手和思考赚到了——甚至多到离谱的——财富。但在这里，人们随处能感受到一种与柏林式基督民主主义解读之间的巨大距离。
晚上，在“马克西米利安公爵”（Herzog Maximilian）旅店举行音乐家定期聚会。他们端着海伦啤酒（Helles）和烈酒坐在桌边。一名拿着吉他的女士，两名拉手风琴的男人，一名长号手，另一名吉他手，以及一名吹大号的男人。“请向波沙特（Poschardt）和唐·阿尔方索（Don Alphonso）同事问好，”其中一名音乐家说道。所有桌子都坐满了。有烤猪肉、菌类沙拉和许多海伦啤酒。“您问问能不能坐在那边，”服务员说。于是你就坐在了桌边。同行的是一名汽车公司前高管、一名在东德长大的职能治疗师，以及一名当地的第三人。气氛非常明确。“默茨办不到，”一个人说。“政府在夏季休假后最迟会与联盟党分道扬镳，”另一个说。“他是最大的失望之一。承诺了这么多，却一个都没兑现。”
屋内坐着 69 岁的约翰·施密德（Johann Schmid），蓄着漂亮的胡须，穿着传统服饰外套，拿着一杯啤酒。施密德退休三年了。他曾担任了 18 年的邮政公务员，随后在保险外勤部门独立执业 33 年。如今，施密德是特格恩湖畔格蒙德 (Gmund am Tegernsee) SPD 的主席，并且几乎加入了当地所有现有的协会。此外，他还为老年购物服务提供志愿帮助。施密德说：“最初我在青年联盟（Junge Union）。但当施特劳斯（Strauß）在宗特霍芬（Sonthofen）的演讲中将党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以及当北约双轨决定出台时，那便不再是我的政党了。现在我在 SPD 已经超过 40 年了。”当然，他对默茨并不感冒。但总体而言，他对柏林也同样不以为然。“大政治如今太经常变成了符号政治。第一天上班就由医生开病假条？这只会增加开支。那里坐着的人们，
“……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 晚上是湖边节（Seefest），特格恩湖周边地区的居民都会前来参加。最精彩的压轴戏是巨大的烟花表演，在山谷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企业家迈克尔·穆赫 (Michael Much)，54，也在现场。我们在几天后进行了交谈，那时时间更合适。穆赫在特格恩湖畔格蒙德 (Gmund am Tegernsee) 张贴反对绿党的海报并因此面临刑事诉讼后，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最终他被判无罪。穆赫曾多年身为CSU成员，但今年春季已退出。穆赫表示：“对我来说，CSU已经失去了与中产阶级以及我国经济现实的联系。像我这样承担企业责任、进而对员工及其家庭负责的人，期待的是清晰且亲商的路线，而不是‘宣布式’的政策。” 像这里的许多人一样，
穆赫曾希望通过弗里德里希·默茨 (Friedrich Merz) 实现一次“真正的经济政策大转弯”：削减官僚主义、降低非工资劳动力成本，以及提供整体可靠的框架条件。然而，这种突破并未出现。“剩下的主要是失望，以及对错失机会的失望。” 在湖边节的晚上，穆赫也与许多企业家同行进行了交流。“不安情绪很严重。该地区公民与企业家的凝聚力虽然存在，但对各大人民政党经济能力的信心已深陷危机。结果就是：投资被推迟或完全停滞。” 穆赫说，在格蒙德本身，联邦总理几乎没有存在感。“如果他真的骑车去邻镇的面包店，而且身边被半打同样骑车的保镖簇拥，
这对特格恩湖山谷的居民来说反而显得很奇怪。” 那么，默茨来这里时住在哪里？在圣奎林 (St. Quirin) 区，只需沿着最陡的街道走。这栋曾被伊尔泽·艾格纳 (Ilse Aigner, CSU) 称为“小房子 (Häuserl)”的建筑拥有开阔的山谷视野。它并不起眼，更偏向实用。位置优美，但建筑并不精美。人们根本看不出这就是联邦总理的第二居所。只有那些木制外壳、但在今晨无人值守且无所事事地立在风景中的警察集装箱，暗示这里有所不同。下方有牛在吃草，上方是森林。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覆盖着迷彩网的摄像头。Politico (政治新闻网站) 的同事刚刚报道称，这栋房子进行了安全升级。报道中提到了“防弹且防窃听的玻璃”。
联邦政府对成本对此三缄其口。也许这样更好。报纸和媒体在报道关于联盟党内部更换总理的传闻。例如有报道称，“CDU的州长们可能会向默茨施压要求其辞职”。至少这样一来，默茨就有更多时间看着牛群、湖泊和群山。而当邻居的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再次吵闹时，防窃听玻璃至少能确保安静。因为到那时，再也没有人想窃听默茨了。“他承诺了这么多，却没有任何一个兑现。” 特格恩湖畔格蒙德 (Gmund am Tegernsee) 这个小镇富裕、风景如画，且牢牢掌控在CSU手中。然而，恰恰在总理拥有第二居所的地方，默茨在各方面都令人失望。一名资深CSU成员甚至退党。格蒙德“马克西米利安公爵”酒店的音乐家定期聚会 FRÉDÉRIC SCHWILDEN “不存在所谓的《AfD法》”
多名 AfD 候选人在德国北部被禁止参加地方选举。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长贝伦斯 (SPD) 为此辩护。
丹妮拉·贝伦斯 (Daniela Behrens, SPD) 自 2023 年 1 月起担任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长。这位 58 岁的政治学者至少在职业生涯中不惧怕冲突，她不仅与绿党执政伙伴产生分歧，也与下萨克森州的足球球迷群体发生冲突。她认为右翼极端主义是对法治的最大威胁。
《世界报》(WELT)：贝伦斯女士，您在扮演一个不妥协的“AfD 猎手”这个角色时，真的感到自在吗？
丹妮拉·贝伦斯：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对宪法宣誓过誓，并负责公共安全。我认真对待这一责任。至于“狩猎”这类比喻，我留给别人去用。
《世界报》：您在 9 月地方选举前及时收紧了对候选人宪法忠诚度的审查规则，导致现在大量 AfD 候选人被禁止参选。这样做有必要吗？
贝伦斯：并没有所谓的“收紧”。我们只是将现有规则具体化。竞选县长或市长职位的申请人（仅限于这些职位）一直以来都必须经过宪法忠诚度审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过程并不起眼。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接触到来自某个政党的申请人频率明显高于以往，而该政党已被下萨克森州宪法保卫局认定为确定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如果其成员竞选受公务员法约束的职务，地方选举委员会必须能够进行仔细审查。因此，我们允许这些委员会在审查中纳入宪法保卫局的调查结果。
《世界报》：关于将下萨克森州 AfD 定性为确定右翼极端主义组织的主案程序尚未结束。您是否认为，将剥夺被选举权这样深远的决定，建立在法院的一项临时紧急裁定之上，有些过于激进？
贝伦斯：目前还没有最终裁决。不过，汉诺威行政法院在其详尽的裁定中非常明确地认可了下萨克森州宪法保卫局的评估。AfD 正在提起诉讼，现在我们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司法进展。在此期间，该党被界定为确定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并应受到相应对待。这就是目前的法律现状。
《世界报》：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委员会必须启动宪法忠诚度审查吗？还是说这是一项可选规则？
贝伦斯：审查宪法忠诚度属于选举委员会的法定职责。唯一的新变化是可以使用补充信息。委员会仍然独立、无指令地通过多数票做出决定。我们仅仅是为他们获取进一步信息的途径提供了便利。
《世界报》：选举委员会的决定结果差异很大。在吕讷堡县、弗里斯拉德县以及威廉港市，AfD 的州议会议员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但在汉诺威，当地的 AfD 州议会议员却被允许竞选市长。您如何解释这一点？
贝伦斯：因为单纯的党派成员身份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选举委员会考察的是具体个人以及关于该个人的具体调查结果。在此过程中
公开言论、政治活动及其他信息都会发挥作用。决定始终基于个案。我的职责是为委员会提供他们所需且能够做出公正决定的工具。我们应当信任这些机构，他们在过去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世界报》：在汉诺威，选举委员会主要认为法律风险过大。成员们担心，如果 AfD 候选人未获准参选，最终可能不得不重新举行选举。您认为这种论点是可以理解的吗？
BEHRENS：那是当地选举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我对此表示尊重。正是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整个系统在发挥作用。这些机构会仔细权衡，并清楚其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
《世界报》：有没有可能，选举委员会在面对如此深远的决定时，单纯地感到力不从心？
BEHRENS：这无疑是一项挑战。但我想再次强调：选举委员会一直承担着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条件的职责。现在被认定为极右翼政党的候选人经常涉及其中，这虽然改变了规模，但没有改变原则。
《世界报》：尽管如此，现在是由志愿性质的机构在决定是否剥夺一项基本权利，即被选举权。这难道没有问题吗？
BEHRENS：没有。一方面，这里有广泛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所有决定都可以经过司法审查。这是选举法中数十年来一直实施的惯例。如果事后证明某项决定违法，可能会导致包括重新选举在内的后果。因此，存在有效的法治控制机制。
《世界报》：法学家仍然认为，下萨克森州的做法是在通过“后门”实施某种形式的政党禁令。
BEHRENS：其他法学家则明确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存在不同的评价。对我而言，核心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具备防御能力的民主国家（wehrhafte Demokratie）中。任何寻求担任公职的人必须接受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鉴于对 AfD 部分成员的认知，如果完全不探讨这些问题，将是一种失职。
《世界报》：您是否理解，一些选民仍然认为排除 AfD 候选人是不民主的，并将您所谓的“具体化”选举条例修订视为针对 AfD 的专门法律（Lex AfD）？
BEHRENS：当然，这类决定需要解释。因此我们公开讨论。但法律规定且可经司法审查的民主合法程序，其本身并非不民主。选民们仍然有机会做出他们的政治选择。不存在所谓的“Lex AfD”。如果非要这么说，您应该称之为“极端主义法”（Lex Extremismus），它同样适用于伊斯兰主义者以及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
《世界报》：您不担心联邦议院最大反对党的高层代表不被准许参选，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进一步动员 AfD 的支持者吗？
BEHRENS：AfD 多年来一直经营一种“受害者叙事”，并试图从中获取政治利益。至于是否能成功，将由选民决定。
以及选民。我们的任务不是考虑单个政党的竞选策略，而是适用现行法律。
《世界报》：您认为启动禁止 AfD（德国选择党）的程序是否正确？
BEHRENS：如果数据情况支持，就必须审查这一可能性。基本法为此设定了相应的机制。鉴于目前多个联邦州已经掌握的认知，以及联邦宪法保卫局正在进行的程序背景，人们应该通过一个有序的审查程序来深入探讨这一课题。关键在于法院如何评估现有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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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5 《世界报》 / 周一，2026 年 8 月 3 日
克拉马托尔斯克之战 —— 普京试图决定战争结果之地 不仅是基辅，激烈争夺的乌克兰东部仍是猛烈袭击的目标。莫斯科部署滑翔炸弹，许多民众已不敢走上街头。
急救员维多利亚必须先坐下来休息，此前她与同事刚刚将一名受伤士兵送往位于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克兰第 93 旅野战医院。这位 38 岁的女性呼吸急促，仿佛刚跑完百米赛跑，肾上腺素似乎将她的心率推高到了 180。
“我们必须去德鲁日基夫卡，”维多利亚说，“能毫发无伤地进去又出来真是个奇迹。”
阿尔弗雷德·哈肯斯贝格尔 (ALFRED HACKENSBERGER) 报道。据她讲述，情况每周都在恶化。“沿途停满了一辆接一辆被烧毁的车辆，俄罗斯无人机可能潜伏在任何地方。我们以 140 公里的时速疾速撤回。”
俄罗斯正以不减的强度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周六，首都基辅成为俄军大规模袭击的主要目标，据官方报告，此次袭击造成至少 9 人死亡，28 人受伤。周日凌晨，袭击继续，导致至少 3 人死亡，城市被剧烈的爆炸所震动。
然而，在乌克兰东部，战斗也在升级。克拉马托尔斯克周边的发展形势尤为危险。邻近的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数月来一直处于激战之中，俄罗斯的渗透行动几乎将整个城市变成了“灰色地带”，那里随时可能发生交火。仅约 10 公里外的城市德鲁日基夫卡目前也遭到持续炮击 —— 因为它是顿涅茨克州乌克兰防御带的一部分，面对过去几个月的俄罗斯进攻，该防御带承受的压力日益增大。
克拉马托尔斯克和邻近的斯洛维扬斯克构成了由基辅控制的顿涅茨克州中心地带。在俄罗斯侵略战争之前，这里居住着约 250,000 人。如今，人数已不足其一半。
莫斯科希望不择手段地征服该地区。在基辅拒绝了其要求的自愿移交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下令，最迟在 12 月 31 日前完全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州。
普京的时间表虽不切实际：俄罗斯军队进展缓慢，且士兵与装备的损失比例过高，在经历了四年多的战争后，这些损失已越来越难以补充。此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增加了中程攻击。这些攻击针对敌方前线后方多达 200 公里的俄军战争物流，从而延缓了敌军的推进。
尽管如此，俄军仍取得了重要进展：一年前，他们距离克拉马托尔斯克约 30 公里，而现在据称距离已不到该距离的一半。
在前线存在所谓的“杀戮区”(Kill Zone)，即死亡地带。在这里，士兵们时刻面临致命危险，传统的装甲车机械化推进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俄罗斯向灰色地带派遣小型渗透小组，随后由少数士兵逐步加强，以稳固阵地。这种方式虽然耗时且伤亡惨重，但它是目前俄罗斯的主导战术 —— 通过这种方式
莫斯科正一步步推进。刚刚被送到克拉玛托尔斯克医院的士兵拉迪斯拉夫在身体上亲身经历了这种战术的后果。他在一次滑翔炸弹袭击中受伤。拉迪斯拉夫非常幸运——除了脑震荡和一些挫伤外，他没有其他伤势，尽管他当时所在的建筑物一层被一枚制导滑翔炸弹完全摧毁。检查结束后，这位 32 岁的人已经在野战医院的入口区域抽起了一支烟。由于担心俄罗斯的侦察无人机，他不能走到室外。“如果我母亲知道这一切，她会杀了我的，”拉迪斯拉夫开玩笑地说。然而，问题很严重，因为人们非常担心克拉玛托尔斯克和顿涅茨克其他堡垒城市的命运，迟早可能会与之前许多其他乌克兰城镇相同。
自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世界报》一直奔赴所有那些在经历了数月艰苦战斗后最终被俄罗斯占领的城市——从波帕斯纳、塞维尔多涅茨克、巴赫穆特直到阿夫迪夫卡。“渗透是一个问题，”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部署的第 93. 旅副旅长安东·萨马林表示。“但这是可控的，只需要派遣特种部队进行清理行动即可。”这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渗透迫使乌克兰人撤出部队，以搜索区域并搜寻俄罗斯士兵。对于最近刚被任命的总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泰来说，阻止俄罗斯人在东部的推进应该是最高优先级，毕竟这关系到一场决定性的关键战役。
无论目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油气基础设施和军工复合体进行的远程无人机袭击取得了怎样的成功，顿涅茨克州的丢失对于基辅来说都将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最沉重的失败之一，而对于普京则是最大的胜利之一。德拉帕泰可能会尝试争取时间，以便乌克兰的远程和中程无人机袭击能有助于扭转有利于基辅的军事局势。每天都有关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领土的报道。例如，俄罗斯周日报告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至少有两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军方在夜间击落了 635 架乌克兰无人机。
经验丰富的观察人士深信，俄罗斯在年底前几乎不可能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州——尤其是因为俄罗斯的夏季攻势目前被认为已经失败。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写道：“在 2026 年 6 月，俄罗斯军队平均每天仅推进 1,03 平方公里。要占领顿涅茨克地区的剩余部分，他们还需要夺取约 5305 平方公里，而他们极不可能在新设定的截止日期（12月 31.日，编者注）之前完成。”
然而，对于当地平民而言，虽然缓慢但稳定逼近的俄罗斯军队产生了剧烈影响。乌克兰城市每天都遭到无人机和滑翔炸弹的袭击。在克拉玛托尔斯克，人们夜晚已无法行走在街道上。敌方无人机的嗡嗡声在……
对目标的搜寻无处不在。许多通道都被网覆盖，但漏洞依然层出不穷，对加油站、警车和消防车的成功无人机袭击便证明了这一点。在克拉玛托尔斯克，负责从危险地区疏散平民的是国家警察的一个部门——“白色天使”。其中包括位于城市东缘、离前线战况极近的郊区。但即便在市中心，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离开家园。“我们的奶奶 89 岁了，”一家之主安德烈说道，“我们不能等到情况进一步恶化。”在酷热的夏日阳光下，这位老人被用装甲车从三楼运送下来。这个五口之家的全部家当被塞进车里，随后前往
难民集结地点。7月底，在德鲁日基夫卡前线地段的“杀戮区”，俄罗斯军队在经历了数月停滞后，再次出人意料地发动了由两支装甲纵队组成的机械化进攻。这显然是为了缩短耗时的渗透过程。里尔大学的军事专家克莱门特·莫林（Clément Molin）在X平台上分析道：“机械化进攻有助于将数百名士兵迅速送达前线。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为接下来的德鲁日基夫卡之战做准备。”在柏林米特区乌克兰大使馆入口处立着一块牌子，标明此处绝对禁止停车，上面写着：“自 24.02.2022 起”——这正是俄罗斯大规模进攻乌克兰的日期。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大使奥列克西·马基耶夫（Oleksii Makeiev）表示欢迎。他自 2022 年 10 月起在德国代表这个受攻击的国家。
弗洛里安·塞德勒，《世界报》：大使先生，最近在基辅，泽连斯基总统重组了政府，其中解雇了深受欢迎的国防部长，从而引发了抗议。这次人事调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乌克兰的防御战？ 奥列克西·马基耶夫：看来七月是一个进行内阁重组的奇怪月份。 《世界报》：您是认为，因为最近不仅在乌克兰，在德国这样的举动也造成了政治麻烦？ 马基耶夫：是的……这就是答案。（笑） 《世界报》：让我们简短地谈谈德国：被认为亲俄的 AfD 可能在九月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后，首次出任州长。这一前景让您感到不安吗？ 马基耶夫：作为大使，我不能干涉内政。德国选民会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但作为一名欧洲大使，我想指出，德国右翼和左翼边缘存在一些政党，他们显然每天早晨都会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因为仅凭自身的愚蠢，是不可能在联邦议院或州议会的席位上发表此类言论的。 《世界报》：您是指 BSW、左翼党 (Die Linke) 和 AfD？ 马基耶夫：我对选民的明确信息是：请仔细观察——这最终是在为哪个国家提供替代方案？以免助长那些我们欧洲人本应抵御的事物：独裁、仇外、对战争罪行的认可以及侵略。作为欧洲人，我希望民主派获胜，而不是独裁者。 《世界报》：通过前德国 SPD 和 CDU 政治家与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人的会面，同样存在与莫斯科的联系。
最近，像马蒂亚斯·普拉策克（Matthias Platzeck）和罗纳德·波法拉（Ronald Pofalla）这样的人曾在阿塞拜疆参加了此类会议。您对此怎么看？
MAKEIEV：这让我感到不安。在过去的四年半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类活动毫无作用。房间里的成年人们早已明白俄罗斯的决策过程是如何运作的，谁在那儿掌握实权。经过很多年且尝试了多次，俄罗斯在迈向和平的方向上没有采取过任何一步行动。因此，这充分说明了这类人物的特质。我很高兴联邦政府已与其保持距离。问题在于，相关人员在那里的参与是出于私人原因、经济原因，还是出于其他某些完全不同的原因。
《世界报》：在德国，有些人会说：至少还有人在尝试通过对话来解决。
MAKEIEV：我想说：那又怎样？
《世界报》：您认为这些会议永远不会产生结果吗？
MAKEIEV：是的。乌克兰人同样渴望和平。所有要求外交手段的人必须明白：外交是在最高层级上进行的。我们每天都在与美国、欧洲以及德国伙伴讨论如何让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前。但我们必须在强大的地位上这样做。为此，需要一个强大且装备精良的乌克兰，一个强大且具备防御能力的欧洲，以及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制裁。只有这样，外交才可能成功。
《世界报》：有时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情况似乎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下萨克森州的林根（Lingen），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Rosatom 似乎被允许参与燃料元件的生产，而这原本是一个德法合作项目。您对此怎么看？
MAKEIEV：您知道，我一直批评极少数在 2022 年全面入侵后仍未离开俄罗斯的德国企业。那些继续在那里贸易、赚钱、纳税，从而在客观上促成每日对乌克兰袭击的公司。遗憾的是，确实存在这样的德国公司。但我无法想象人们会在核技术领域与俄罗斯合作。现在我是乌克兰驻德国大使，而此案例涉及 Framatome 和 Rosatom，一家法国公司和一家俄罗斯公司。因此，我无法对此发表评论。
《世界报》：但对于德国而言的影响则不同。
MAKEIEV：这个案例尤其令我困扰，因为我知道德国在欧洲制裁政策中投入了多少精力，以及自 2022 年以来——包括在能源领域——行动多么果断。因此，我期待决策者尽一切努力，确保德国不会成为生产和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枢纽。关于此事，我正在与联邦政府以及下萨克森州政府进行沟通。我们也看到这个案例在德国联邦议院成为了议题。我仍然寄希望于，根据今年签署的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能为这种情况找到一个体面的出路。我们也准备在多边框架下讨论这一议题。
《世界报》：当我们审视这场战争时，您目前在对俄罗斯基础设施进行的大规模打击方面是否取得了成功，并且...
工业。由于担心局势升级，欧盟国家和美国人在战争初年并未批准使用西方武器进行此类攻击。考虑到其效能，您是否有时会思考，如果这些攻击能够更早地实施，能避免多少死亡和破坏？
MAKEIEV：是的，当然。如果乌克兰在 2022 和 2023 年就已经拥有射程 500, 800 或 1000 公里的巡航导弹，局势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但问题在于：欧洲几乎不拥有此类系统。我们现在开发了自己的武器系统，以便我们最终不仅能拦截俄罗斯导弹，还能摧毁其发射台、破坏战斗机机场，以及袭击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这些攻击的效果比对单个企业的制裁要大得多。经济和人事制裁是处于僵局的战争中的手段，或者是针对可能发生的攻击的预防措施。但我们看到，只有当经济、政治和军事制裁全部结合在一起时，俄罗斯才能被击败。我们也看到，所有关于“升级”的议论都脱离了现实。俄罗斯人确实在不断升级，但升级的对象是乌克兰。
《世界报》：尽管远程攻击如此有效，但在地面上，乌克兰在许多战线地段仍面临压力。俄罗斯的推进速度明显放缓，但乌克兰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该国如何摆脱这种僵局？
MAKEIEV：如果我们看今天和明天，情况可能看起来是僵持的。但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扩大到一个月，我们就能看到远程攻击如何在许多不同领域缓慢地发挥作用。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油价和燃料价格，以及俄罗斯人的不安中看出这一点。四年来半，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战争已经爆发。他们在问：为什么我们成了目标？虽然我对俄罗斯社会发生任何形式的改变都没什么希望，我也不在乎那个社会随后会发生什么。因为俄罗斯人似乎无法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承担责任。但我们看到，这些——正如我的总统所称的——远程制裁，比给俄罗斯打电话要有效得多。
《世界报》：从历史上看，战争通常在一方被击败或双方都精疲力竭无法继续时结束。目前情况并非如此，那么：您认为走出这场战争的可行路径究竟在哪里？
MAKEIEV：我的总统已经多次重复，在特朗普总统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也是如此：我们准备好进行谈判。我们可以猜测谈判将如何进行，但再次强调：缺失的是俄罗斯的意愿。一年半以来，我们听俄罗斯人地提到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也就是说，俄罗斯人的脑子里只有幽灵，没有谈判意愿，更不用说结束战争的愿望。和平的前提必须在俄罗斯内部寻找，这一点没有改变。俄罗斯人只要召回士兵并停止对乌克兰的每日袭击，立即就能结束战争。只要他们投降并自愿前往海牙（前往国际
刑事法院，编辑注）。《世界报》：既然俄罗斯人几乎不会做您所提到的那些事情，那么您认为妥协的空间在哪里？
MAKEIEV：这里涉及的不是妥协，而是正义。正义必须得到恢复。这就像在法庭上一样：不会与凶手达成妥协，他必须承认罪行并为此付出代价。人们不应该向乌克兰大使提出这个问题，而应该询问俄罗斯代表：俄罗斯将如何为数十万起战争罪行支付代价？这是一个为了实现正义和平而提出的公正问题。如果原谅了俄罗斯人，那么他们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恶徒都会知道：你只需要比西方更有耐心，就能达到你的目的。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也是为了后代能够拥有安全与和平。
“在德国，有些政党显然每天早晨都会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指令”
乌克兰在战争中的处境达到了长期以来的最佳状态。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麻烦竟来自联邦德国：乌克兰驻柏林大使奥列克西·马基耶夫 (Oleksii Makeiev) 担心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会出现某种局面，并对与俄罗斯建立的新经济联系感到不安。
MARLENE GAWRISCH / 《世界报》
6 政治 《世界报》 / 周一，2026年8月3日
美国暂停对伊朗的袭击 一项谈判解决方案正初现端倪。其中还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美国将暂时放弃对伊朗的进一步袭击。特朗普在周六（当地时间）地其在线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由于一项新协议即将达成，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请求美国这样做。但此类协议必须迅速达成。以色列目前也放弃了袭击。
特朗普在帖子开头便发出了威胁。他写道：“美国准备采取行动对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其军事恐怖、强度和力量的规模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随后是关键的转折：“尽管如此，由于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我们刚刚收到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的请求，要求放弃袭击。”
据美国总统称，该协议包括立即且无限制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表示，为了“世界的福祉，以及一个成功且繁荣的伊朗的生存”，他同意暂停袭击。帖子进一步提到，以色列也“加入了这一承诺”。他显然是写给调解者的：“你们全部开始工作，把这件事办好。”
特朗普最初并未提及这一所谓外交突破的进一步细节。伊朗或参与谈判的地区国家在夜间未立即对此发表评论。
此前，美国媒体曾报道计划对伊朗目标发起一次新的大规模袭击，其中可能包括攻击该国的能源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政府代表的话称，特朗普已下令进行一次新袭击，旨在迫使德黑兰投降，并可能在周末开始。据 CBS News 频道报道，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可能袭击伊朗的炼油厂和发电厂。现在看来，这暂时被搁置了。
在特朗普发帖前不久，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在与沙特阿拉伯同行费萨尔·本·法尔汉的交谈中，还就战争中新的军事升级发出了警告。阿拉格齐在 Telegram 平台上写道，其国家强大的武装力量将果断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警告称，如果发生新袭击，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其中的海湾地区国家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据美国新闻网站“Axios”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周六与特朗普进行了交谈，针对计划中的新袭击表达了该逊尼派王国的担忧，该王国与什叶派主导的伊朗在地区霸权问题上竞争。援引熟悉谈话内容的美国消息来源，“Axios”进一步报道称，王储呼吁特朗普采取去升级措施。
在经过数日的战斗停火后，美国和伊朗在本周再次互相攻击。但在周六夜间没有报告新袭击。这场战争始于 28. 2月，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袭击而开始。德黑兰
此后，该地区目标遭到了火箭弹和无人机的攻击。6月中旬签署的一项框架协议至今尚未促成预期的和平结案。7月中旬，美国再次重启攻击。
luwi 与 AFP / dpa 这种情况如今已成为典型的“特朗普式局面”：美国总统宣布两冲突方达成了一项轰动性的协议，随后全世界则在猜测该协议究竟包含什么，以及是否所有相关方都已同意该协议。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中是这样，在伊朗问题上是这样，而现在在加沙问题上再次如此。
DANIEL-DYLAN BÖHMER “今天，和平理事会就哈马斯及加沙所有其他团体的完全解除武装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特朗普于周五德国时间 0.24 时在其社交网络 Truth Social 上写道。他称这是向持久和平与安全迈出的“里程碑式一步”。
如果一项协议确实按照特朗普所勾勒的方式得以实施，那么这将是实现特朗普“20点和平计划”的关键一步，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去年也同意了该计划。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谁在何种程度上同意了当前的解除武装协议，以及如果该协议确实获得各方认可，将如何实施。
显然存在一份协议文本，其中规定了哈马斯的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内部或从其中撤军。以色列尚未对此协议发表评论。而在特朗普的表述中，也没有提到以色列的同意。
以色列是否同意该协议，是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在联邦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Johann Wadephul）就该协议公布发表的声明中，可以发现类似于对以色列同意该协议的一种友好鼓励。瓦德普尔在 X 平台的一篇帖子中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强调哈马斯现在必须“真正解除武装”，并对以色列为实现 20 点计划中部署国际稳定部队 (ISF) 所采取的步骤表示欢迎。以色列安全内阁几天前已批准了这一部署。但派遣部队的前提条件是解除武装。
然而，目前同样不清楚哈马斯是否已最终同意。一名哈马斯代表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仅将该文本称为“草案”。哈马斯谈判代表加齐·哈马德（Ghazi Hamad）在半岛电视台（Al-Jazeera）解释道：“在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之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步骤。”
关于是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还是以色列先撤军的问题，在和平理事会于德国时间周五下午早些时候公布的协议文本中仍然悬而未决。在 20 点计划中也是如此。
与特朗普不同，和平理事会在现公布的文件中没有使用“协议”一词，而是称其为“路线图” (Roadmap)，即一份通往既定最终状态的规划图。根据这份路线图，首先应由各方停止战斗。随后将开始由加沙管理国家委员会 (NCAG) 执行的解除武装进程，该委员会是根据特朗普的 20 点计划创建的，但尚未在加沙开展实际活动。
已被接纳。国际部队（ISF）将支持该进程。而以色列应当撤出。但顺序如何？关于这一点，文件的第 8 点仅提到，撤军与解除武装应分阶段进行且为“linked”，即相互关联。至于两者具体如何运行，将在各方同意该路线图后的两周进程中协商确定。这意味着，所谓的路线图仅仅是复制了 20 点计划中那个关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并试图为其设定一个解决期限——但正如文中其他地方所述，该期限是可以延长。在某一点上，该文本甚至与哈马斯的解读非常接近。例如，第 8, 点中提到：“不得向以色列或非巴勒斯坦方转移或交付任何武器。”事实上，
哈马斯官员哈马德在 Al-Jazeera 的采访中表示，哈马斯将把武器移交给国家委员会以供“储存”。也就是说，哈马斯显然并不真正打算永久放弃其武器，而只是想将其存放起来——且由巴勒斯坦同胞存放，而非交给第三方。此外，该计划中并不总是明确指代的是哪些武器。虽然第 8 点提到，在进程结束时，只有国家委员会将拥有加沙的武器处置权，但该点中所有具体规定都明确指的是“重型武器”。轻型武器被认为是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人口的前提条件。而拥有重型武器则被视为一种必要元素，使该战斗小组能够将自己塑造为对抗以色列的力量。即使在同意 20 点计划之后，哈马斯仍一再
强调，它不会放弃在巴勒斯坦政治中的角色。以色列方面则多次明确表示，哈马斯在加沙的全面投降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提条件。在同意 20 点计划后，以色列已从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撤出，目前仍控制着 60 到 70 百分比的领土。该计划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对双方都具有生存意义。哈马斯在加沙建立并统治了数十年，因此其在全体巴勒斯坦人中领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其在加沙的角色。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正处于竞选期间，他多次且最近在 1 月份声明，在他的领导下，以色列绝不会放弃对加沙的安全控制。特朗普庆祝
“历史性”成功 美国总统庆祝哈马斯解除武装的协议。但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谈论加沙的和平与安全 AARON SCHWARTZ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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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7 《世界报》 / 周一，2026 年 8 月 3 日 嘉宾评论
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为“爸爸”时，相关报道铺天盖地。这次失言表明，在面对地缘政治威胁时，欧洲显得多么无力。然而，在自身防御方面对美国支持的依赖并非唯一的问题。欧盟——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超国家政治的勇敢实验——正从根本上触及它的极限。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是欧洲的衰落，是一个建立在和平与外交原则之上，但已无法对当前挑战做出有效反应的联盟的崩溃。
今天的危机需要果断采取行动：不再是通过合作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来防止战争，而是要认识到战争已经开始，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欧洲各国理所当然地在绝望地寻找一种能够确保该大陆未来和平与安全的解决方案。欧洲国家的统一始于仅有的六个创始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一个在规模和范围上与今天的欧盟截然不同的机构。法国和德国曾是该大陆持续的紧张局势之源，各国政要希望找到一种方法，防止再次升级为战争。
欧洲计划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之上：经济一体化将消除战争风险。在财务和政治上相互交织的国家，更有兴趣维护和平。通过合作，经济蛋糕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更大，从而增加了避免军事升级的动力。
随着欧洲实验的扩大，改变的不仅是它的规模，还有它的基本性质。其激进的转型始于 1991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正式成立了欧盟。几年后，货币联盟、欧元的引入以及开放欧洲内部边境的申根协议相继出台。所有这些变化为进一步增长铺平了道路：1995 年，三个国家——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了该联盟；2004 年，在一次大规模扩员中，又接纳了十个成员国。曾经受压制的东欧国家进入了共同体，从而获得了在欧洲实现稳定、繁荣和平静未来的机会。这同时也是一个地缘政治承诺：只要遵守西方价值观并接受规则，就可以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
在这一增长过程中，欧洲计划始终坚持同一个理念：自由贸易、繁荣和自由主义价值观是抵御战争的堡垒。遗憾的是，这个理念尽管在开始时显得如此逻辑自洽，但事实证明它并未奏效。诚然，欧洲实验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仅该项目能维持如此多年，本身就是一项成就。然而，该联盟的成功是基于循序渐进和合作的原则。一个基于此类原则的组织……
基于参数的构建自然会产生一种特定的政治风格和特定类型的政治家，他们在这一框架内大放异彩：他们谨慎、能言善道且是出色的谈判代表。制度塑造了其中的人——反之亦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主导模式变得愈发根深蒂固。这种模式如今正面临世界的考验。欧盟从未独立支撑过。期望美国将永远承担欧洲大陆的安全，既不现实也不明智。特朗普现在终于彻底摧毁了这一牵强的假设。在普京继续推进攻势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撤出之时，欧洲正绝望地寻找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最近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仅凸显了这种依赖性，并清晰地揭示了其高昂的成本。单方面关税以及欧盟计划为美国能源支付的 7500 亿美元，几乎是掩盖在表象之下的，旨在换取美国军队继续驻留在欧洲大陆的费用。欧洲无法确保自身的防御，因此紧紧抓住美国愿意提供的任何东西。
到目前为止，欧洲还没有找到应对俄罗斯威胁的有效答案。为此，欧洲的政治行动需要一个全新的、大胆的范式。相反，欧洲各国采取的措施缺乏计划，且没有真正的对抗意愿。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对普京政权实施的制裁历史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尽管通过了 18 组此类制裁方案，但普京仍然能够继续进行战争，在战场上继续进攻，并与其国际同伙开展贸易。即使在所有这些轮次的制裁之后，仍有很大空间可以对该政权造成经济损害。因为没有任何一项制裁旨在给予决定性的财政打击。它们是欧盟在政策制定中采取渐进式方法的典型例子，旨在温和地将对手推向谈判桌。但这种方法对独裁者不起作用，反而会激起其侵略性。
另一个例子是计划向乌克兰交付的一百万枚 155 毫米炮弹。然而半年后，欧洲不得不承认，一个由 27 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无法生产或采购如此数量的弹药。更糟糕的是，俄罗斯宣布朝鲜已从其库存中提供了 100 万枚炮弹。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向战争盟友提供弹药方面，显然超过了最富有的欧洲大陆。由于欧洲缺乏愿意为新方向承担责任的顶尖政治家，这个大陆的未来很可能将在莫斯科被书写。如果普京攻击一个同时也是欧盟成员国的北约国家，这将前所未有地撼动欧洲统一的根基。因此，问题在于，一个甚至无法保卫自身民众的欧洲，是否还拥有未来。在某个欧洲首都被轰炸后的会面中，人们在讨论关于一个
如果无法就一项决议达成妥协，这将给欧洲项目带来致命一击。即便最糟糕的情景并未发生，当前的无能已经令欧盟陷入瘫痪。今天的欧洲是否还拥有创造像申根区或货币联盟那样愿景的能力？如果欧盟因陷入僵局，最终在俄罗斯反对乌克兰的战争、针对摩尔多瓦的混合战争或对格鲁吉亚的非军事接管中被贬低为单纯的旁观者，那么它还能进行有意义的扩张吗？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如果不对欧盟条约本身进行根本性修改，欧盟将面临变得无关紧要并最终解体的危险。
这当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在经历了当前体制如此多的不足和失败之后，人们至少对必要的修改方向有了清晰的认识。事实上，修改条约的建议并非新鲜事。在 2017 年，德国和法国提出了“多速欧洲”的想法，并建议对欧盟框架进行迄今为止最根本的修订。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一建议可能会引发一场关于欧盟区域化的激烈辩论。
尽管如此，欧洲各国政府首脑依然坚持一个完全和平之联盟的理想，并将这种对非进攻政策的承诺赞美为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显著特征。这就像是在暗示，适应战争的新现实会使欧盟的创建使命失效，而事实恰恰相反：采取新的、更强硬的措施，是拯救这个精心维护的和平项目的唯一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是时候在欧盟发展史中开启新篇章了。俄罗斯的帝国雄心并未被 2014 年和 2015 年的《明斯克协议》所限制，但可以通过修订欧盟条约来加以制约。现在是欧洲项目进入下一阶段的时候了：为未来重新定位并加强。
第一：一致同意原则。欧盟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项目而成立，并签署了无数协议以推进其愿景。在今天，由于并非所有欧洲成员都追求同一个目标，这种规模的成就似乎已不可想象。如果欧洲想要生存，就必须放弃一致同意原则。
第二：地缘政治。欧洲通过接纳东欧国家，治愈了冷战留下的许多创伤。这次扩张是欧盟最大的地缘政治成功。然而，任务尚未完成，仍有进一步的优势可利用。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人民主要认同西方。欧盟必须为这些国家指明一条通往欧洲未来的可信路径，否则民主的敌人将继续为他们开辟反方向的道路。
第三：国防。只有在和平得到捍卫的情况下，和平项目才能生存。和平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时代必须开启，在这个时代里，欧洲将为
对自身及其盟友产生影响。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之间将不存在和平共处。而且在某个时刻，欧洲可能会意识到，与那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处同样是不可能的。美国的保护伞将不再那么强大或可靠。因此，欧盟必须开发防御其所代表价值观的工具。它必须从一个爱好和平的共同体，转变为一个能够对实际武力威胁做出反应，并能抵御那些希望其毁灭之人的机构。欧洲并非注定失败。但为了生存，它必须明白自由已不再是免费的，并且必须采取一切可用手段来捍卫自由。
加里·卡斯帕罗夫 (Garri Kasparow)，前世界象棋冠军，现任民主更新倡议 (Renew Democracy Initiative) 主席。加布里埃利乌斯·兰兹贝尔吉斯 (Gabrielius Landsbergis) 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成员。从 2020 到 2024 年，他担任立陶宛外交部长。本文出自 Axel Springer 全球记者网络 (Global Reporters Network)，由克劳斯·盖格 (Klaus Geiger) 从英文翻译。
问题出现在，当某时刻出现一项需要偏离既定操作方式的挑战时——即一项需要采取极端措施的极端威胁。对于一个建立在寻求共识和避免冲突基础上的系统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将很难接受激进的改变。更不用说在欧盟案例中必须克服的巨大制度惯性——只需想想涉及的国家、部门和官员的数量之多。由于系统中出现了裂痕——或者更准确地说，深邃的鸿沟——在这些空白地带，激进政党的出现并不令人惊讶。
他们反映了公众对主导欧洲政治的渐进式风格的抵制，这种风格已被证明完全无法应对当前的挑战。一种替代方案早已迫在眉睫，但建制派政党未能找到。那些新兴的极端政党或许正确识别并利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合作政治不足以应对今日的挑战。然而，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真正向解决方案迈进的迹象。解决方案要求对 21. 世纪的欧洲领导力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构思，以应对该大陆所面临的新威胁。
这些威胁是生存性的。它们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一个庞大的恐怖组织网络以及所有其他构成全球威权主义网络的参与者。对抗是这些政权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攻击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并将其摧毁，是其 DNA 的一部分。其生存依赖于与其敌人的战争。然而，欧盟无法应对那些威胁其生存且无法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共处方案的外部参与者。在一场生存战争中，风险最小化和寻求共识的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让我们把话挑明：西方世界如今正与民主的敌人进行战争。我们需要能够应对此种情况的机构。
能够应对紧迫威胁，动员所有可用资源并采取紧急措施，而不是寻求妥协和逃避方案。欧盟目前的结构并不具备切换到对抗体制的能力。相反，它是基于合作的词汇建立并维护的。面对当前挑战的性质，其最大的优势在根本上是不适用的。除了全球威权网络日益增强和巩固外，我们同时经历了美国的国际舞台退却。因此，北约无法成为欧洲在面对威权网络挑战时的答案，因为它过于被美国主导且依赖。将特朗普撤出并将欧洲置于虚弱和无保护状态视为其责任很容易，但这仅仅揭示了欧洲架构中一直以来存在的毁灭性错误。欧盟是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成立并建立的；其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从未在没有最大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实现。
评论： 人们在描述向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时，使用与液体相关的词汇（如“涌入”）并不奇怪。因为向欧洲的移民总是流向目前存在缺口的地方。欧洲外在边界最薄弱的地方就可能成为其闸门。例如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 这个飞地。这个拥有 85.000 名居民的地方属于西班牙，但位于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在那里发生了一次移民政策上的地震，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反应。法国关闭了与西班牙的边境，意大利甚至要求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尤其是佩德罗·桑切斯 (西班牙首相) 的政府被怀疑对移民过于宽容——毕竟，该政府在今年年初刚刚将超过 500,000 名非法移民合法化。
塞塔局势升级的一个原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 6 月底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认为，原则上允许在边界进行遣返，但不对游泳抵达者适用。这一新实践于 8. Juli 公开，此后涌入人数增加。走私网络在极短时间内利用了这一变化。在 24 小时内，近 50.000 人涌向塞塔并淹没了这座城市。当然，这只是短期的，因为到周六时，大多数人已经再次离开。在途中至少有 67 人溺死。人们绕过塔拉哈尔 (Tarajal) 沿海的边境围栏游泳，从而进入西班牙领土。
然而，任何想通过游泳前往塞塔的人必须首先到达夫尼德克 (Fnideq) 海岸。而那里是有看守的。如果那里突然不再被严密看守，必然有其原因。事实上，十天前，佩德罗·桑切斯 (西班牙首相) 与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举行了会晤，而摩洛哥对此非常不满。在桑切斯争取阿尔及利亚天然气之后，摩洛哥宪兵队的警觉性明显下降。这并非巧合。摩洛哥将移民作为压力手段，以实现其政治利益。媒体画面在周五显示出一种入侵态势。这是自 2021, 年以来塞塔出现的最大规模人数，当时有近 10.000 人冲击该飞地的边界。市长胡安·维瓦斯 (Juan Vivas) 要求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这些画面所产生的冲击力可能与当年相似。
在贝尔加莫用运尸车运送棺材。这些现象可能会产生不稳定的影响，且具有同样的误导性。因为西班牙在这里并不是问题所在。西班牙在限制非法移民方面比意大利做得更好。“三年来，不正常途径进入西班牙的人数一直在下降。今年前六个月，从整个非洲所有边境进入的人数为 14.000 人，这一数字低于进入意大利或希腊的人数，”移民专家杰拉德·克瑙斯 (Gerald Knaus) 在 WELT TV 节目中表示。此次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 突然遭到冲击的责任在于拉巴特政府。摩洛哥警方表现得异常被动，允许人们通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2021 年的情况也完全一样。摩洛哥对西班牙的边境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其核心利益是：国际社会支持摩洛哥关于西撒哈拉的自治计划。谁支持拉巴特的撒哈拉政策，谁就能获得边境合作。谁在这一点上有所松懈，谁就会在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 感受到后果。佩德罗·桑切斯 (西班牙首相) 在 2022 年经历严重危机后，承认了摩洛哥的撒哈拉计划，从而完成了外交转向，为加强边境合作铺平了道路。2025 年 6 月底，马德里再次确认了这一路线。但与此同时，出于经济原因，佩德罗·桑切斯 (西班牙首相) 重新向摩洛哥的战略竞争对手阿尔及利亚靠近。十天前的一次访问引起了拉巴特的密切关注。多年来，摩洛哥投入大量资源并在欧洲支持下控制着边境地区。经验表明：如果拉巴特果断行动，人数就会下降；如果拉巴特放宽管控或执行不够坚决，人数就会上升。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 是一个关于欧洲依赖第三国的典型案例。欧盟实际上将其大部分边境保护外包了。土耳其控制着爱琴海的入口。北非国家控制着地中海的核心航线。而摩洛哥则控制着欧洲与非洲之间唯一的陆地边界。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移民被操纵着。不仅是被走私者操纵，也被那些发现移民可作为工具的国家操纵。埃尔多安向欧洲演示了这一点。卢卡申科也演示了这一点。因此，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 成为了欧洲移民政策现实的一个象征。外围边界的强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的一环。上周，这个薄弱环节在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明天，它可能会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只要欧洲无法持久地自行确保其入口的控制权，移民潮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新的路径。
法蒂玛·凯拉尼 (FATINA KEILANI) 欧洲最终必须从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 学到什么
对于战争，这个欧盟完全不合格 风险最小化和寻求共识——欧盟在数十年间培养了这些原则——而这现在正成为欧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加里·卡斯帕罗夫 (GARRI KASPAROW) 和 加布里埃留斯·兰德斯贝尔吉斯 (GABRIELIUS LANDSBERGIS)
8 历史 《世界报》 / 周一，2026 年 8 月 3 日
令人意外的是，这场所谓的全球“和平盛会”在 1936 年 8 月 1 日开始时，就伴随着一次经过刻意计算的双重冒犯。这表明了主办方对于他自称愿意去庆祝的那种连接各国的理念究竟持有怎样的看法：完全不屑一顾。首先，预定的日程安排强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的官员们在第 XI 届夏季奥运会正式开幕前，必须检阅由两支步兵连以及空军和海军各一支连组成的荣誉卫队。而且，这恰恰发生在菩提树下大街的柏林军械库前，该地当时是一座陆军和战争博物馆。“奥林匹克参与者们看起来就像是跳蚤马戏团的团长，”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随后在日记中嘲讽道。
更为挑衅的是，“元首兼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不久后在帝国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的陪同下，在帝国体育场的荣誉看台下，于“兰格马克大厅”献上了一个花环。这座祭祀场所将数千名德国预备役士兵和战争志愿者在 11 月初 1914 年于法兰德斯兰格马克市附近毫无意义且被符号化过度美化的牺牲之死神圣化。以此方式开启奥运会，是对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和美国的客人们蓄意的羞辱。天空似乎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周六在持续的细雨中开始。但这并未阻止两百多万柏林市民在他们的城市庆祝奥运会的开幕。他们得到了回报：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正式开幕式开始前不久，云层散去了。
“柏林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一天，即使是在随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统治时期，其导演艺术致力于宏大的规模，”已经以冷静著称的《新苏黎世报》评论道。代表团的庄严入场同样带有军事化的严苛。意大利队的受到特别热烈地欢迎，令人惊讶的是，法国队也是如此。不过，后者采取了一个诡计：他们以古希腊方式举起并伸直右臂敬礼，而被观众误认为是当时在德国已司空见惯的希特勒礼。相比之下，英国队的接待则十分冷淡，这甚至让戈培尔感到“有些尴尬”。
帝国首都是在另一个时期申请举办奥运会的。1930 年，柏林“诚恳地”请求 IOC 允许其在 1936 年举办比赛。1931 年 5 月，体育官员们同意了：当时奥运会还不是一项数十亿美元的生意，而是一项结果不确定的投资。仅仅一年后，在洛杉矶举行的第 X 届奥运会上，鉴于德国的政治问题，该计划上方已笼罩着阴云。IOC 主席亨利·德·拜耶-拉图尔间接向希特勒询问，如果 NSDAP 上台，会对奥运会持什么态度。得到的回答听起来很令人安心：人们将“以极大兴趣看待举办问题”。尽管 NSDAP 在夺权后最初几个月内采取的暴力手段引起了国际关注，但 IOC 仍在 1933 年 10 月初确认将奥运会授予柏林。随后，希特勒视察了被定为举办地、位于西北部的德国体育场。
夏洛滕堡区；该体育场最初是为 1916 年奥运会而建，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未能举行。如今，该设施计划进行扩建。组织委员会主席特奥多尔·莱瓦尔德 (Theodor Lewald) 在关于此次视察的记录中写道：“总理表示，体育场必须完全由帝国出资建设，这是一项帝国任务；如果要邀请全世界来做客，就必须打造出宏伟且美丽的作品。”莱瓦尔德在总结希特勒的访问时认为：“我相信，今天迈出了实现我们最大胆希望和计划的决定性一步。”根据莱瓦尔德的设想，整个场地本应可容纳 120.000 人，但希特勒想要的是一个能容纳至少 50 万柏林人的阅兵场。仅新体育场就计划设立 100.000 个座位，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然而，
现在被称为“帝国体育场” (Reichssportfeld) 的区域，其意义远超为期两周的夏季奥运会。建筑师维尔纳·马奇 (Werner March) 在无需招标的情况下获得了必要新建筑的委任；他的父亲奥托 (Otto) 曾建造了德国体育场，而后者从 1934 年 4 月起被拆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体育场及众多附属建筑便竣工了。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建筑工程完全不受法律法规的限制。应建筑师的要求，希特勒亲自多次决定争议性的设计问题；尽管如此，体育场始终是维尔纳·马奇的创作，而希特勒对其从未完全满意。在面对法国驻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 (André François-Poncet) 时，他抱怨钢筋混凝土结构无法与“石材之美”相媲美；1935 年 6 月 28 日，他向柏林市长海因里希·萨姆 (Heinrich Sahm) 表示，他对“帝国体育场上发生的一切绝不满意”。
这里可能隐藏着阿尔伯特·斯佩尔 (Albert Speer) 在其《回忆录》中记录的一则轶事的真实核心：“当希特勒让内政部负责的国务秘书汉斯·普富恩特纳 (Hans Pfundtner) 展示新体育场的第一版规划图时，德国奥委会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建筑师维尔纳·马奇设计的是一座带有玻璃隔墙的混凝土建筑，类似于维也纳体育场。希特勒视察完后愤怒且激动地回到住所，那里他已经命我带着图纸在等候。他干脆地告知国务秘书，应取消奥运会。” 斯佩尔接着写道，随后他“在一夜之间绘制了一张草图”，该方案“计划用天然石材覆盖结构框架，并增加更厚实的檐口，取消了玻璃窗，于是希特勒满意了”。
这是一个凭空捏造的故事，因为保存几乎完整且无缺漏的建筑档案证明了斯佩尔在撒谎。维尔纳·马奇也无法回忆起希特勒最宠信的建筑师曾有过类似的“干预”。在奥运会正式举行期间，帝国首都的气氛极其热烈。柏林人很高兴能成为全世界的主办者。除了那些本就奢华、尽管并不怎么美观的纳粹党 (NSDAP) 符号装饰外，他们还进一步装点自己的城市。在比赛期间，希特勒大多在座无虚席的体育场内出席。坐在离他极近的荣誉看台上的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观察到，每当德国获胜时，总理显得十分欣喜——而当失败时，他则面色阴沉。
当德国运动员被击败时，他并不高兴。当柏林人热情地庆祝这场比赛的超级巨星——美国有色人种短跑运动员、四枚金牌得主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时，他更是不快。为了闭幕式，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想出了一个特别的方案。体育场周围安置了强力防空探照灯，并在 1936 年 8 月 16 日当晚同时开启。即使是对纳粹政权持非常批判态度的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廉·E·多德（William E. Dodd）也印象深刻地表示：“这座巨大的体育场从最顶层起被周围奇异的光束照亮，这些光束在 60 到 100 米的高度上交汇。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心设计到极致的表演。”尽管如此，多德总结道：“这种宣传方式也许会让德国人满意；但据我所知，它给外国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宣传部对国际媒体的一份机密评估确认了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对第三帝国持批判态度的报纸，在关于德国的报道路线上保持了立场。尽管如此，1936 年奥运会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被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由于一个不可预见的天才之举：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曾以极端的视角和激进的新颖构思，将 1933 年和 1934 年两次 NSDAP 党大会记录在非同寻常的画面中，此次她以史无前例的投入在帝国体育场进行拍摄。她的两部奥运电影《民族之祭》和《美之祭》被公认为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完美且至今仍具吸引力的演绎。 “这些奥运选手看起来像跳蚤马戏团的团长”
1936 年 8 月 1 日，希特勒在柏林开幕夏季奥运会。在此前引发激烈争议的“帝国体育场”内，观众们为美国之星杰西·欧文斯欢呼。而纳粹政权则在与之相对地策划挑衅。希特勒在比赛期间处于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的看台上 GETTY IMAGES
这位公主大概没有感到疼痛——至少不是因为她椎间盘上的舒莫尔结节（Schmorl's nodes）。在伊塔（Ita）——埃及中王国时期第 12 王朝的国王之女（公元前 20. / 19. 世纪）的脊椎中，最近公布的生物考古研究发现了这些病理性的但并不一定危险的变化。作者在研究中指出，这表明其生前存在“轴向负荷”。如果埃及上层社会女性出现这种椎间盘组织陷入相邻椎体的现象，则表明由于特定运动模式（如射箭）而承受了强烈的身体负荷。伊塔可能是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二世（Amenemhet II.）的女儿，后者大约在公元前 1926 年至 1895 年间在位。他本人被安葬在开罗南部的中埃及首都孟菲斯附近的达赫舒尔（Dahshur）墓地。在其金字塔（因后来被用作采石场而基本被毁）旁边，发现了包括伊塔在内的坟墓。她去世时年龄在 28 到 34 岁之间，身高 151,4 到 155,3 厘米；其骨骼保存率 57,8%。埃及古物局总局长雅克·德·摩根（Jacques de Morgan）在 1894 / 95 年的考察中挖掘出了她的墓室以及其他完好的陪葬墓。但在当时，这些骨骼仅被分析了一小部分；
后来它们被认为失踪了。直到 2020 年，它们才在开罗原埃及博物馆的地下室中被重新发现——部分被包裹在 1895. 年的报纸中。在专业期刊《环境考古学前沿》（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中，埃及学家 Zeinab Hashesh 和 Ahmed Gabr 以及来自伦敦的生物考古学家 Roxie Walker 指出，此前“埃及学研究中对生物考古方法的利用不足”。通过将医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能够创造出“关于健康、医疗护理和血缘的生物文化叙事”。例如，在总共六具被研究的骨骼遗骸中，手臂和肩膀上明显的肌肉和韧带附着点表明，他们曾重复进行高强度的肢体活动。Zeinab Hashesh 总结道：“皇室成员，尤其是女性，积极参与如射箭和狩猎等具有挑战性且体力要求高的活动。” 这一点得到了例如 Ita 的骨骼发育方式的支持，这种发育是为了承受强烈的肌肉压力。 “我们发现了上肢的明显发育，这与重复的、非常剧烈的运动有关——例如拉开弓弦或稳定武器。” 她上身的肌肉附着点表明，她经常使用如钉头锤或匕首之类的武器。Jacques de Morgan 在她的坟墓中发现了其中一把工艺精湛的匕首。这些结果可能会推动关于女性坟墓中武器意义的讨论。长期以来，随葬有匕首、剑、弓等物品的葬礼被一概解读为男性，而随葬有首饰的则被一概解读为女性。但可靠的人类学和遗传学方法在一段时间前已经允许进行准确的性别鉴定。结果令人惊讶：在相当数量的案例中，根据随葬品类型进行的归类恰恰完全相反。自此以后，女性坟墓中的武器大多被解读为具有象征意义的随葬品。然而，关于 Ita 和其他埃及公主的生物考古发现表明，弓、箭、匕首和其他武器，至少对于某些公主来说，并非仅仅是地位的象征。在 Nub Hotep 公主身上，尤其是右手指骨第二掌骨的弯曲度非常显著。结合在其坟墓中发现的箭以及其他生物力学特征，研究人员将其解读为重复劳损的迹象，例如在定期射箭时所产生的。同样被研究的 Itaweret 公主（与 Ita 为不同的人）的骨骼则显示出受伤的痕迹，这与在法老宫廷中受尽呵护的生活想象并不相符。根据研究，她曾经历过肋骨骨折和足部骨折，这些极有可能是由事故、坠落或剧烈撞击造成的，可能发生在狩猎或军事训练期间。
（来源：dpa / sfk）
这位埃及公主精通弓箭之术 在约 130 年后，人们首次对埃及中王国时期六座墓室的骨骼进行了分析。结果令人惊讶。
位于几乎同一地点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比其前身建筑大三倍多。 德国代表队在开幕式上进入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 PICTURE ALLIANCE / SZ PHOTO PICTURE ALLIANCE / AKG-IMAGES 这座狮身人面像冠以 Ita 公主之名，现存于巴黎卢浮宫 RAMA /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2.0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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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13 《世界报》 / 周一，2026 年 8 月 3 日
冬季降雪少、春季温暖以及持久的高温，这是一个不祥的组合。在阿尔卑斯山脉，登山者和徒步旅行者的处境正日益恶化。专家们对潜在的危险发出了警告。瑞士阿尔卑斯俱乐部 (SAC) 夏季培训、登山运动与安全负责人 Severin Karrer 表示：“今年的情况非常不利。”降雪量少、春季温和以及异常早到来的热浪加剧了局势。德国阿尔卑斯协会 (DAV) 登山向导兼体育发展部门负责人 Stefan Winter 警告称：“登山者越来越多地遇到裸冰地段，冰川裂隙上的雪桥在崩塌，边缘裂缝正变得越来越大。”
Karrer 表示：“一个主要问题是热浪持续时间太长。我们曾经历过连续数周零度线在 4000 米以上的情况。”目前，部分地区的零度线甚至接近 5000 米。长期平均来看，夏季的零度线在 3000 米至 4000 米以下之间。奥地利萨尔茨堡州平茨高山地救援队负责人 Bernd Tritscher 也称今年为“异常之年”，并伴有严重问题：“某些路线在今年已经无法通行。”
除了冰川徒步中的裂缝和裸冰，由于高温导致多年冻土融化，还存在额外的风险。多年冻土在高山地区被视为“山的胶水”，因为它将岩石和碎石固定在冻结的岩层中。一旦融化，岩体可能会脱落，从而引发落石和山体崩塌。在雷暴和强降雨之后，泥石流的风险也会增加。Tritscher 表示，前往山间小屋的通道也经常暂时无法通行。
Karrer 强调，危险不会在天气转凉后自动消失：松动的岩石并不总是立即滑落。Karrer 说道：“不仅是登山者，徒步旅行者也必须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个存在风险的压力场之中。”关键是在每次行程前了解当前的实时状况。相比之下，旧地图和路线描述可能会传递出一种错误的安全性。DAV 登山向导 Winter 表示：“冰川状态在迅速变化，曾经稳定的岩石段变得不稳定，整个路线可能突然变得无法通过。”
Tritscher 还观察到，许多人出发太晚。有些人不是在 6.00 或 7.00 点左右出发，而是在上午晚些时候才动身。然而，在正午的高温下攀升高度对许多人来说并非易事。这位山地救援人员说：“我们遇到了极其多精疲力竭的人。”此外，DAV 提醒人们携带充足的液体，并计划在阴凉处定期休息饮水，当然还应佩戴帽子并采取防晒措施。
根据位于达沃斯的雪与雪崩研究所 (SLF) 的评估，气候变化正在迅速改变阿尔卑斯山的生存空间：“在欧洲中心的阿尔卑斯山，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在 SLF 参与的 2024 年 11 月《地球科学评论》(Earth-Science Reviews) 专业期刊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有明确证据表明，在受多年冻土融化和冰川消融影响的阿尔卑斯地区，落石活动正在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温——”
归因于夏季气温升高。” pk / dpa 山区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攀登者和徒步者的危险。部分路线已无法通行。阿尔卑斯山的凶险格局。2026年6月下旬，奥地利格洛克纳山脉的大格洛克纳山景观。PICTURE ALLIANCE / APA-IMAGES
这也许是他最离奇、最荒诞的一场演讲。“今天我觉得自己是卡塔尔的，今天我觉得自己是阿拉伯的，今天我觉得自己是非洲的，今天我觉得自己是同性恋，今天我觉得自己是残疾人，今天我觉得自己是一名客籍工人。我之所以这样感受，是因为我见证了这一切，”因凡蒂诺在2022年11月19日卡塔尔足球世界杯前的开幕演讲中说道。
马尔特·阿基莱斯 (MALTE ACHILLES)、弗朗斯·内林 (FRANS NÄHRING) 和 马克斯·W. 伯德克尔 (MAX W. BOEDDEKER)
十年来，他在国际足联 (Fifa) 拥有绝对话语权——且只有他一个人拥有：詹尼·因凡蒂诺 (Gianni Infantino)。这位世界足联主席声称自己热爱足球。但这位56岁的人更热爱的是权力。如今，这位足球巨头凭借其备受争议的投资者计划惨遭失败。在计划公布仅几天后，这位瑞士人就不得不由于众多洲际足球协会的激烈全球抵制而再次将其埋葬。这位让足球界陷入前所未有分裂的官员，乔瓦尼·文森佐·因凡蒂诺 (Giovanni Vincenzo Infantino) 究竟是谁？
1970年，乔瓦尼 “詹尼” 文森佐·因凡蒂诺出生在瑞士瓦莱州 (Wallis) 的布里格 (Brig)，是三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母是意大利客籍工人。母亲玛丽亚经营着一家小卖店，父亲文森佐在火车站担任报童和零食销售员。但在小詹尼出生前就出现了问题。医生发现孩子的血液有问题。他在预产期前12天被取出。与死亡的搏斗由此开始。抗体导致了严重的黄疸。只有通过完整的换血才能挽救这个孩子。红十字会在整个欧洲找到了两名具有相同罕见血型的人。一名在英国布里斯托，一名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两人各捐献了半升血液，由救援飞行服务队运抵。就这样，他们挽救了因凡蒂诺的生命。56年后，他成为了世界足球界最有权力的人。
因凡蒂诺自2001年起与黎巴嫩女性莱娜·阿什卡尔 (Leena al-Ashqar) 结婚。她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在丈夫身边。两人在工作中相识。莱娜·阿什卡尔当时在自己祖国的足球协会担任副秘书长。而因凡蒂诺当时还在欧足联 (Uefa) 工作。
他们共同育有四个女儿——双胞胎萨布丽娜 (Sabrina) 和 亚历克西亚 (Alessia)（均为23岁）、沙尼亚·塞雷娜 (Shania Serena)（21岁）以及 达莉亚·诺拉 (Dhalia Nora)（15岁）。双胞胎在因凡蒂诺父亲去世的次日出生。这位国际足联主席在接受瑞士《 》(Blick) 报采访时透露：“我的父亲去世了，第二天我的双胞胎女儿出生了。（……）我失去了父亲，而第二天突然有了两个孩子。这就是最纯粹的生命。”
该家庭目前定居在瑞士楚格州 (Zug)，住在那里的一套4,5房的大型顶层公寓中。8500欧元的租金由国际足联支付。为此，该协会在巴黎为自己的老板提供了一套公寓。微妙之处在于：此前该家庭住在楚格湖的另一侧，即苏黎世州的库斯纳赫特 (Küsnacht)。但那里对他来说税收可能太高了。通过这次搬迁，他只需要
大约支付一半的税款，因为在税收天堂楚格（Zug），最高税负仅为 22%。在此期间，因凡蒂诺一家曾住在多哈（卡塔尔）。他的两个女儿在该酋长国首都入学。自 2022 年世界杯以来，这位国际足联主席在那里租了一栋房子。另一个女儿在迈阿密上学，国际足联为其承担了近 52.000 欧元的学费。婚后，因凡蒂诺除了瑞士和意大利国籍外，还拥有黎巴嫩国籍。他能流利地说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此外，他被认为是一个工作狂，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永远在奔波。为了能准时出现在任何地方，因凡蒂诺现在有了一个心爱的玩具：私人飞机！这是一架湾流 G650ER，由湾流航太公司制造的超远程公务机，航程达 13.890 公里，可容纳最多 19 名乘客，配备 16 扇全景大窗。新机价格为 60 百万欧元。但因凡蒂诺无需自行支付，该飞机由卡塔尔执行航空（Qatar Executive，世界杯赞助商卡塔尔航空的子公司）提供。
回到他的童年。小吉安尼在 FC Folgore 俱乐部踢球，后来在第五级别联赛效力。他的能力仅限于此。高中毕业后，他在弗里堡大学完成了法学学习。2000 年他进入欧足联。随后他在该组织担任过多个职务，直到 2009 年接任秘书长一职。但因凡蒂诺不满足于此。他的运气在于：2015 年 5 月，警方突袭了苏黎世的 Baur au Lac 酒店并逮捕了七名国际足联官员。联邦检察院以贪污等罪名对时任主席塞普·布拉特（Sepp Blatter，现 90 岁）启动了刑事程序。核心问题是一笔向欧足联主席米歇尔·普拉蒂尼（Michel Platini，现 71 岁）支付的 200 万欧元款项。尽管法院后来宣判两人无罪，但他们已不再被认可。布拉特（与因凡蒂诺来自同一个州）辞职，普拉蒂尼被禁赛。该组织陷入崩溃——而因凡蒂诺捕捉到了机会。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2015 年 10 月，他申请竞选世界足球最高权力之职。2016 年 2 月，因凡蒂诺正式成为了“FIFAntino”：他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15 票（总计 207 票）意外击败了谢赫·萨尔曼·本·伊布拉欣·阿尔-哈利法（Salman bin Ibrahim al-Khalifa，60 岁），当选主席。这位瑞士人在就任时承诺透明度、可信度和一个全新的国际足联：“我们将恢复国际足联的形象和声誉。”
他的座右铭是：谁出钱，谁决定。而因凡蒂诺给出的钱很多。他承诺将 211 个成员协会在每个四年周期内获得的资助金从 1,4 百万欧元提高到 4,4 百万欧元。通过这一手段，他尤其是争取到了小型协会的支持。十年后，足球界对他领导下的国际足联现状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前德国足协主席西奥·茨万齐格（Theo Zwanziger）在接受《法兰克福通用周日报》采访时表示：“因凡蒂诺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基层的联系。他是有史以来最不配担任国际足联主席的人。”因凡蒂诺背叛并出卖了这项运动。根据 2025 年的财务报告，他领取了约 5,27 百万欧元的薪酬。然而，他的贪婪没有底线。前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最近评价这位曾经的门徒称：“他曾是一个优秀的二把手，但他现在……”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第一名。他的问题在于他崇拜那些拥有金钱的权贵。这就是他的性格。”因凡蒂诺在权贵面前低眉顺眼，在独裁者之间穿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73) 在 2019 年授予这位国际足联主席“友谊勋章”。因凡蒂诺也与“血腥谢赫”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40) 做生意。这位沙特领导人被认定为 2018 年谋杀记者贾迈尔·卡舒吉 († 59) 的负责人。因凡蒂诺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80) 保持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在 12 月的世界杯抽签仪式上，国际足联主席干脆地向其颁发了新设立的和平奖。随着美国前锋福拉林·巴洛根 (25) 在对阵比利时的 1 / 8 决赛（1:4）中被解除红牌禁赛，因凡蒂诺对特朗普的卑躬屈膝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此前，美国总统曾给他的朋友“强尼”打了一个电话。
通过美国总统，他与亿万富翁投资者约书亚·库什纳的关系可能也得到了深化。这位亿万富翁与特朗普有亲属关系：他的兄弟贾里德与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结婚。库什纳本应在世界杯投资者计划中扮演领导角色。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在 2024 年参加了阿南特·安巴尼（亿万富翁穆克什·安巴尼之子）与拉迪卡·默钱特那场耗资 6 亿欧元的婚礼。金·卡戴珊、托尼·布莱尔和作为现场表演嘉宾的贾斯汀·比伯等众多国际名流受邀出席。因凡蒂诺身穿印度传统服饰，在舞台上拿着一把斧头兴高采烈地跳舞。他是作为亿万富翁安巴尼家族的私人嘉宾受邀的，因为国际足联与安巴尼集团 Reliance Industries 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关系，并希望共同开发印度足球市场。私人庆祝活动与涉及数百万欧元的进行中的商业谈判就这样被混为一谈。
多年来，因凡蒂诺反复被指控违反世界足联的准则。然而，他将腐败指控轻描淡写地抹去，调查程序被终止。而批评他的人则会被清除。他是不可撼动的。他的“杰作”是：他强制规定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自行任命和撤换监督机构成员，其中包括伦理与合规委员会。批评？不受欢迎。他最后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是在 2023 年。因凡蒂诺自大程度的证明：在他引入并于 2025 年首次举办的俱乐部世界杯的金杯上，他让自己的名字刻了两次。国际足联统治足球——而因凡蒂诺统治国际足联。难怪前主席布拉特今天评价道：“在因凡蒂诺领导下，国际足联是一个独裁政权。”
2019 年，因凡蒂诺通过欢呼表决（在场人员鼓掌）获得连任。四年后同样如此。当然，没有竞争对手。明年，他根据国际足联章程规定的第三任且最后一任任期将届满。但如果因凡蒂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不是因凡蒂诺了。他的信条是：由于在布拉特辞职后的第一任期只有三年而不是通常的四年，因此那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任期。因此：因凡蒂诺打算在 2027 年再次参选。这将是他的第三任，也是根据规则的最后一任（直到 2031 年）。之后，他希望成为世界杯公司的负责人，从而继续掌控世界杯。但在失去之后
权力与数十亿资金的争夺战，现在可能会导致因凡蒂诺的陨落。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位于特朗普右侧）与其妻子莱娜·阿尔-阿什卡尔（Leena al-Ashqar）出席 2026 年世界杯决赛。痴迷权力、贪婪金钱且谄媚——因凡蒂诺是如何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的。随着其大规模投资者交易的彻底失败，这位国际足联（Fifa）老板遭遇了惨败。《世界报》将回顾这位世界足坛最具争议人物的崛起之路。PICTURE ALLIANCE / ANADOLU
顶尖天才肯内特·艾希霍恩（Kennet Eichhorn）在医院治疗，旨在查明代谢紊乱和体重减轻的原因。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俱乐部勒沃库森（Bayer Leverkusen）目前必须在 17 岁的新援肯内特·艾希霍恩方面做出牺牲。勒沃库森方面透露，在一次医学检查中，这位中场球员被诊断出患有需要治疗的代谢紊乱。据称，在此次代谢疾病之前，该球员经历了一次高强度的压力以及在一次胃肠道疾病后出现的过度体重减轻。
“肯内特面临着一个有望在最高水平上持续很长的职业生涯。我们将在这个过程中为他提供最好的支持，”勒沃库森体育总经理西蒙·罗尔费斯（Simon Rolfes）表示。“目前重要的是，我们已经采取了正确的康复措施，让肯内特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治疗所需的必要时间和安静。”因此，艾希霍恩将在一家专业机构开始治疗代谢紊乱。勒沃库森方面未透露缺阵的具体时长。就在此前几天，关于这位 17 岁球员在勒沃库森训练营前患有顽固感染的猜测已经出现。备受欧洲足球精英追求的艾希霍恩在夏季以传闻中的 900 万欧元身价从柏林转会至勒沃库森。
在当时 16 岁的年纪，艾希霍恩在上一赛季为德乙俱乐部柏林赫塔（Hertha BSC）的一线队出战了 19 场比赛。此外，他此前曾代表德国 U15、U16 和 U17 国家队出战。jwo
热情的韩国球迷欢迎拜仁 诺伊尔被簇拥——甚至几乎被遗忘的前星员们也得勤奋地地签名。拜仁慕尼黑（FC Bayern München）在亚洲巡演中受到了热情欢迎。队长曼努埃尔·诺伊尔（Manuel Neuer）在济州机场受到的大规模欢迎，预示了拜仁球星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韩国和香港将经历的极大热情。呼喊或尖叫的球迷们高举许多这位长期国家队门将的球衣，请求其签名。不仅是诺伊尔及其队友受到众多韩国足球迷的追捧，俱乐部传奇人物乔瓦尼·埃尔伯（Giovane Élber）和罗伊·马凯（Roy Makaay）在落地后也签发了签名或与球迷合影。
此外，世界杯回归者孔拉德·莱默（Konrad Laimer，奥地利）、约西普·斯塔尼希奇（Josip Stanisic，克罗地亚）以及换了新发型的路易斯·迪亚兹（Luis Díaz，哥伦比亚）均在主教练文森特·孔帕尼（Vincent Kompany）的阵容中。在参加完世界杯后，他们几天前在特格恩湖的训练营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此外，拜仁阵中还有七名青年球员随行参加此次巡演。在被誉为“婚礼之岛”的济州岛停留三天后，球队将于周三前往大都市香港。
从埃因霍温 PSV 俱乐部以约 50 百万欧元身价加盟的摩洛哥世界杯成员伊斯梅尔·赛巴里（Ismael Saibari），于周末在萨贝纳大街（Säbener Straße）进行了个人训练。赛巴里在摩洛哥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期间表现出色。然而，这位进攻球员因伤错过了与法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并因后续影响未随队前往亚洲。这也适用于塞尔日·格纳布里（Serge Gnabry）、伦纳特·卡尔（Lennart Karl）和贾马尔·穆西亚拉（Jamal Musiala），他们目前正在慕尼黑进行体能训练。dpa
文化副刊 15 《世界报》 / 周一，2026 年 8 月 3 日
《Push the Sky Away》，这首歌如今听起来和感觉起来都像是一个命中注定的转折点：尼克·凯夫（Nick Cave）已经开始向内心深处吟唱。在专辑封面上，苏西·凯夫（Susie Cave）赤裸且模糊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舞动。同一专辑中的《Wide Lovely Eyes》，是他为她、为这座城市以及为那片海滩而唱。另一首在普雷斯顿公园（Preston Park）演出的关键曲目《Rings of Saturn》创作于两年后，并在亚瑟（Arthur）去世后发布。2016 年的专辑《Skeleton Tree》将尼克·凯夫塑造成了一个悲剧性的预言者，以及他自身恐惧、预感和噩梦的作者。他寻求一位朋友——电影制片人安德鲁·多米尼克（Andrew Dominik）的帮助，以记录并分享他的悲痛。这部电影名为《One More Time With Feeling》，他在片中演唱了那些预示其悲剧的歌曲，并将其转化为一场安魂曲。在黑白 3D 画面中，他的妻子孤独地站在海滩上。留在世上的双胞胎儿子厄尔（Earl）在调音台前迷茫地玩耍。而他，作为父亲，拿起一张由亚瑟在五岁时绘制的陡峭海岸线的黑框画，将它放在身边的椅子上，说道：“亚瑟在我的心中，但那里不是他的栖身之所。”
尼克·凯夫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位曾经高不可攀的音乐家变成了一个公开表达自我的人。“写作者总是希望生活中能发生一些可以书写的事情。但一旦剧烈的悲剧发生，他便无法将其写出——因为它摧毁了一切，”他在电影中解释道：“灾难降临，你变了，但世界依然如故。”在这个神圣的夜晚，凯莉·米诺格（Kylie Minogue）给予他支持。他穿着黑色西装，她身着白色长裙，两人合唱了二重唱《Where the Wild Roses Grow》，这是一首关于死亡的叙事曲。在安可曲之前，他再次坐到钢琴前，演唱了《Hollywood》。这首歌讲述了洛杉矶的火灾，当时他的家人在逃避悲痛中生活，讲述了死去孩子的幽灵以及他们留下的绝望。与之对应的专辑名为《Ghosteen》，这是一部 2019. 年出版的由十一首歌曲组成的亡者弥撒。
蜕变后的尼克·凯夫不仅通过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交流。在他的个人主页上，他经营着一个名为“Red Hand Files”的开放论坛，该名称源自黑帮剧集《浴血之战》（Peaky Blinders）的主题曲《Red Right Hand》。他也演奏了这首歌。在聊天记录中，他向全球社区告知自己的近况，讲述那永无止境的深沉痛苦，以及他每天试图重新填补的内心空虚。在他的“In Conversation”系列之夜中，他将对话转移到了舞台上。关于此还出了一本书。在《信仰、希望与屠杀》中，他在多次访谈中讲述：他回忆起十一年前 14. 7 月接到的关于亚瑟的电话，但电话那头不再是亚瑟，而是一个在海岸小径上发现了儿子背包的陌生人。他讲述警察如何站在家门口，以及他们如何带他去见停在棺中的孩子。他说孩子看起来像个天使。“他保护着我，”尼克·凯夫说，“但他不是守护天使。他是我的儿子，他死了。亚瑟的存在已经超越了我的愿景，超越了我的理智，超越了我的泪海。”
观众成为了他的创伤治疗师。他的角色成为了一个悲伤与慰藉的使者，为所有失去了生命中一部分之人的人们提供支持。在他这个年龄，60, 岁左右，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支持。布赖顿（Brighton）正是为此而设的场所。在他的“Red Hand Files”中，他在亚瑟逝世十一周年之际也发表了感言。在一次……之后，没有什么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许多人所说，这样的损失会慢慢好转。悲伤沉淀在牢房中，在血液里，在梦境中。“这依然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我能从妻子的眼中看出。但这也是一个平凡、美好的一天，”他写道。任何经历过最深沉悲痛的人——那些在自己死亡之前就失去孩子而流下的泪水——都会立即理解这一点。尼克·凯夫（Nick Cave）用他的角色埋葬了其艺术的虚构性，并由此毫无遮掩地以父亲般的“圣母怜子”（Pietà）和哀悼者的身份重生，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那些传说。十一年前，人们写了很多关于亚瑟（Arthur）血液中的THC和LSD，以及在白崖上自杀和电话心理咨询服务警告牌的故事。如今，出现的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墓碑图像。真实的墓碑位于欧文丁恩（Ovingdean）教堂墓地后的 Daphne’s Field，由萨塞克斯砂岩制成，刻着“深爱着”（Dearly Loved），旁边有一个母子雕像。与他合葬的有他的祖母（父系）、祖父（母系）以及他的异母兄弟杰索·拉曾比·凯夫（Jethro Lazenby Cave）。尼克·凯夫的长子，他第一段人生中的长子，在三年前去世，享年 31 岁。亚瑟在他悲剧发生的地方——在那里，深渊前的铁丝网上依然飘扬着哀悼丝带——并非孤身一人。在普雷斯顿公园（Preston Park）的夜晚音乐会上，尼克·凯夫握住向他伸出的双手，以寻求共同的支撑。他用他的祝福和歌曲触动人们，也触动自己。他唱起《Into My Arms》，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拥抱。噢，主啊，请来到我的怀抱。舞台渐暗，他又一次离去。但他所给予的慰藉依然留在这里。
TRISTAN FEWINGS / GETTY IMAGES
最近网上流传一段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接受采访的视频。她在其中表示，希望能多一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例如，她想知道一盒 Tetra Pak 包装的牛奶究竟多少钱。可以想象，互联网上的反应并不友好。不过：金·卡戴珊大概永远不需要对她的孩子说：“我们买不起这个。”
MARLEN HOBRACK
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是在德国，这句话是苦涩的日常体验。父母说出这样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大概会感到羞愧和内疚。但这句话对于一个孩子或青少年来说意味着什么？米里亚姆·达武德万迪（Miriam Davoudvandi）在她的同名书中对此进行了描述。《我们买不起这个》以作者的个人传记形式直接地讲述，描述了她如何在贫困中长大，以及贫困如何塑造了她的成年生活——即便现在她已不再处于不稳定（prekär）的生活状态。对于达武德万迪来说，入学那天让她意识到自己在某一点上与其他孩子不同：“我班上的孩子们把袋子里的东西在地上摊开，不知为何，其他的钢笔、修正笔和橡皮擦看起来都更好，好像它们更耐用，包装上的颜色不会脱落，墨囊永远不会干涸。对我来说，钱不够买那些东西，当时我们靠着我父亲微薄的病假工资生活。”达武德万迪的父亲是伊朗人，因政治原因逃往欧洲，在罗马尼亚的一个中转站结识了作者的母亲。后来，达武德万迪的母亲跟随孩子的父亲来到了德国。而母亲本人
尽管是在贫困条件下长大，但其父亲在故乡属于中产阶级。然而，移民往往会导致阶层下降——例如，当学历在德国不被认可时。这种情况就发生在 Davoudvandi 的父母身上。母亲在故乡曾是一名护士，现在却成了一名清洁工。移民、不稳定的就业、疾病或单亲抚养——Davoudvandi 父母的故事包含了许多在德国贫困经历中非常典型的元素。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很多。我们早就在一项被广泛引用的 OECD 研究中得知，在德国，摆脱贫困相对较为困难：平均需要六代人，即 150 年，才能晋升到中产阶级。教育成就主要取决于父母的收入（有趣的是，并非首要取决于教育程度），总共有 16% 的德国人，也就是约 13 百万人，被视为受贫困影响。那些想要寻求安慰的人会想起，这些人仅仅是相对于该国的富裕程度而“相对”贫困。但这对当事人来说并不是安慰。因为他们每天都不得不艰难地攒钱：为了周末购物，为了买一台新洗衣机或孩子的一双鞋。“当你贫穷时，金钱或金钱的缺失决定了一切。它导致压力、争吵和无奈。在我们家，从早到晚讨论的都是工作、成就——以及金钱。”贫穷的人随时都知道牛奶、鸡蛋或油现在的价格，并且在预算不足以支付这些东西时，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但贫穷不仅塑造了某种特殊的金钱观，还塑造了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贫穷影响了我们如何思考、感觉、去爱、说话、外观、穿着、行为、饮食、消费、居住，影响我们身心是否健康——甚至影响我们如何死去。”作者所指的不仅仅是阶级习惯（Klassenhabitus），更多的是关于贫困带来的心理影响。其他作者有时称之为“贫困心态”（Poverty mindset），即主体长期处于一种“生存”模式，因为始终担心资金短缺或不可预见的支出会吞噬最后的积蓄。这种“贫困心态”也影响到作者的社交关系：“那种感觉，即永远无法回报与我所获得的一样多，已经刻在了骨子里。因此，我从一开始就给予很多，这样人们就根本不会注意到我的货币储备较少。”每一次友谊，每一段细腻的恋爱关系，都让她面对看似无法逾越的阶级差异。“从小时候起，我就对其他父母产生这种极其微小、难以察觉、更无法言说的嫉妒感。这关乎这些人所散发出的一种轻松感。不需要担心任何事——这正是引发我嫉妒的原因。”田园诗般的花园、杂志订阅、客厅里没有电视机——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阶级差异。由于 Davoudvandi 与“富有的”（中产阶级）孩子一起就读于文理中学，她很快学会了“代码切换”（Codeswitchen）：在什么环境下应该如何说话，以及如何行为或不如何行为。“我的智力变成了货币。我的成绩不仅要决定我自己的自我价值并让父母满意，还要让所有人满意。它们是我进入那个世界的入场券”
“在我住的这条街之外。”她并不认为达武德万迪（Davoudvandi）的传记最终成为一个成功故事具有代表性：“当人们讨论贫困时，往往走极端。要么是有人带着窥淫癖拿着相机拍摄，为了拍出第20部关于绳索街（Reeperbahn）便士市场的纪录片，好让那些不像街头‘社会底层’那样生活的人感觉良好。要么我们讨论极少数的成功晋升故事，旨在给我们希望，但实际上这些故事主要让讲述它们的人获利。”然而，作者无法完全避开后一个问题：她的书成了畅销书。
米里亚姆·达武德万迪（Miriam Davoudvandi）：《我们负担不起》（Das können wir uns nicht leisten）。讲述在德国贫穷意味着什么。BTB出版社，256 页，18 欧元。
其他家孩子的精美文具让那些不得不对孩子说“我们负担不起”的父母感到愧疚。一种“贫困心态”（Poverty Mindset）如何不仅塑造了我们终身与金钱的关系，还影响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
从1到9的每个数字在每一列、每一行和每个3x3方格中必须且仅出现一次。上方的数独难度中等，下方的谜题稍简单。
16 艺术版 《世界报》 / 周一，2026 年 8 月 3 日
未能获得奖项提名可能会是一种打击。在锡根，一场文学研究会议刚刚讨论了卡罗琳·瓦尔 (Caroline Wahl) 因未获得德国图书奖提名而感到的愤怒。然而，在错误的类别中获得提名同样令人不安。否则，拒绝领奖的悠久传统就不会存在。
MARIE-LUISE GOLDMANN
一个新设立的类别导致音乐产业中许多人感到不快，最近的案例涉及格莱美奖的新类别“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今年 6 月，美国最重要的音乐奖项宣布，该类别旨在表彰来自亚洲地区的表演。韩国男子组合 BTS 现已在 Instagram 上宣布，他们将不再向格莱美奖提交歌曲。以此表达抗议。
“我们希望音乐能因为其本身而获得倾听与喜爱，而不是根据地区或语言来定义，”他们在解释决定时如此说道。那么，“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这一类别——以及像“最佳地区墨西哥音乐专辑”或“最佳热带拉丁专辑”等其他地区性类别——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为了让亚洲音乐最终获得可见度而引入的安慰奖吗？BTS 其实并不需要这个。相反：2020 年，该团体成为首个攀登美国排行榜之巅的韩国乐队。他们的专辑《Arirang》是 2026 年最成功的专辑之一。BTS 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提名，尽管目前尚未获奖。
文化学者安妮-卡特琳·科胡特 (Annekathrin Kohout) 在一条 Instagram 帖子中将这一新类别解读为一种试图“在制度上维持西方或美国流行音乐霸权，或至少是维持其规范”的行为。通过将亚洲音乐标记为“他者”，美国将自己定位为音乐世界的中心。类似的案例包括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国际影片”类别，以及按性别区分的演员奖项（奥斯卡正是如此，而柏林电影节则有所不同）。人们真的只想成为“最佳女演员”，而不是不分性别地因为整体最佳表演而获得认可吗？
关于外语电影，近年来可以看到类别的弱化——越来越多的外语电影在“最佳影片”或“最佳导演”等主类别中获得提名，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韩国男子组合的这种反抗姿态让人想起 Tocotronic 乐队 1996 年拒绝的 Viva-Comet 奖项，该奖项类别为“年轻、德国籍且处于上升期”。该乐队既不想因为年轻而受奖，也不想因为德国身份而受奖。
但另一种怀疑也近在咫尺：这个新类别是否是一个应对大众流行之不安的“尴尬奖”？当评委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被大众热爱但他们认为不具备获奖资格的产品时，他们就发明一个新类别，将这种“流行”本身作为评选标准。因此，金球奖自 2024 年起开始表彰最佳“电影与票房成就” (Cinematic and Box Office Achievement)，而这在德国电影奖中自 2014 年起就被冠以“观众人数最多电影”之名。2024 年，金球奖将此奖项授予了《芭比》(Barbie)
以此打发，今年在德国电影奖上则是《马尼图的独木舟》。无论如何，BTS 在新设立的类别中本就无法将其所有热门歌曲全部提名，而只能提名非英语歌曲，这意味着像《Dynamite》这样的热门曲目将被排除在外。我们是否应该引入越来越多具有细分差异的特殊类别，或者相反，减少类别数量是否反而能更强有力地体现多样性，这个问题在小范围内代表了宏观上的身份政治问题。关于“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的巨大争论。格莱美奖（Gramy Awards）是美国最重要的音乐奖项。但一个新类别激怒了获得成功的韩国乐队 BTS。BTS 乐队在世界杯决赛中场秀期间。MASASHI HARA / GETTY IMAGES K I。
K.O. 了。在经历了 16 小时图像匮乏的拒绝剧场后，这就是对拜罗伊特音乐节 150 周年纪念 16 次周年庆“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简单总结。甚至机器本身也变得越来越慢，输出的图像越来越少，且几乎不再具备任何意义。人们对此表现得淡定地低头认可，即便作为时代精神的标志，那些关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记忆、移民危机或乌克兰战争，理所当然地在永恒的旧演出照片、色彩游戏、荒诞空间和自然静物之间出现。MANUEL BRUG 它们并不怎么符合瓦格纳的风格，更谈不上具有启发性。而最后呈现的——又是开始。至少是拜罗伊特的开始，使用了 1876 年版“指环”的历史终场画面，就像每一幕的开场都以当时的图像开启，然后进入难以解读的进程一样。相比之下，克里斯蒂安·蒂勒曼（Christian Thielemann）主导的、在戏剧处理上极其精致的“指环”全剧演绎则变得愈发从容且充满快感。在水准相当的歌手阵容中，包括轻盈地担起齐格弗里德一角的克劳斯·弗洛里安·福格特（Klaus Florian Vogt），在结尾处略微淹没在音浪和莱茵河之水中的卡米拉·尼伦德（Camilla Nylund），饰演哈根且过于友好的米卡·卡雷斯（Mika Kares），约亨·施梅肯贝克（Jochen Schmeckenbecher）饰演的毫无威胁的阿尔贝里希，以及极具叙述力的瓦尔特劳特——克里斯塔·迈尔（Christa Mayer），此外还有迈克尔·库普弗-拉德基（Michael Kupfer-Radecky）细致地饰演的贡特，以及迷人的玛格达莱娜·希特多布勒（Magdalena Hinterdobler）饰演的古特鲁内。在过长的《诸神的黄昏》第一幕中的两次间奏以及第三幕的葬礼进行曲中，获得了独特的意义：它们在闭幕状态下以强大的音效新鲜地呈现。明年，蒂勒曼将以《帕西法尔》带来他目前尚缺少的首演作品——此前他仅在 2001 年指挥过最后一次沃尔夫冈-瓦格纳复排剧目。
在 35 度的气温下气喘吁吁的观众也 K.O. 了。人们拿着扇子地不停扇风，发出嘶嘶声，这种景象平时只在巴塞罗那的利塞乌大剧院（Teatro Liceu）可见。有些人甚至必须被横向抬出场外——每场“指环”演出至少有一人晕厥。尽管如此，人们体内仍保留了足够的宝贵剩余能量，以便向以计算机策展人马库斯·洛贝斯（Marcus Lobbes）为首的淡定“指环”团队发出的一场巨大的嘘声。这个“AI-指环”无法挽救——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夏天之后就不演了。没有嘘声，到处都没有。当然，除了在这个新版《尼伯龙根的指环》之外。拜罗伊特的朝圣者在周年庆之年出奇地温顺。显然，是因为大家都庆幸不必总盯着那些随机组合且时而失控的 AI 图像世界，而是还能
能够看到真正由人工操刀的舞台设计，让歌手们在其中进行合理的（即便未必完全符合剧本）调度。这种普遍的、释放的、有时甚至近乎狂喜的欢呼，不仅是针对此次唯一演出的早期作品《里恩齐》的首演，同样也针对那仅有的两部（而非原计划六部）重返剧目的瓦格纳成熟期歌剧，以及 2026 年在绿山及其周边上演的许多相当迷人的琐碎之作。
“抖抖鱼鳍，brrrr，嘿！！”在新的拜罗伊特儿童版《指环》中，莱茵河女儿们作为这场奇幻之旅的讲述者，正这样鼓起勇气。她们确实需要勇气。这个由卡塔琳娜·瓦格纳自担任节日总监以来精心维护的、通过与年轻导演（此次为：莱奥妮·豪普特）合作来培养后辈的工具，加上阿齐斯·萨迪科维奇领导下的卓越勃兰登堡国家管弦乐团以及积极性极高的歌手们（“迷你沃坦”迈克尔·库普费尔-拉德基和“小洛根”马蒂亚斯·斯蒂尔此前在《里恩齐》首演中已登场，而维尔贡德由纳塔莉亚·斯克里茨卡饰演，弗赖亚由埃夫林·诺瓦克饰演，两人在成人版《指环》中也饰演这些角色），拥有极佳的声誉。
然而，目前的这部XXS版《指环》尽管在舞台设计上采用了从“黄油面包”开始的温馨绘本美学，但其讨好感过强，仅能在有限程度上不负盛名。好吧，乱伦和大多数谋杀情节被剔除了，大量角色被删减，遗憾的是，这部四部曲可怕的结局也被删除了（最后两部分被缩减至 25 分钟）。“我要把你们变成鱼条！”，阿尔贝里希威胁着那些与其他参与者共同组成战斗小队的莱茵河女儿“忍者”们，但最终一切都圆满解决了。其实，只要剂量得当，给孩子们安排最糟糕的情节也是可以的——参考那些民间童话。但遗憾的是，这次连音乐也被严重阉割了。
几米之遥的IV号排演舞台上，今年在节日开始前才临时增加的“拜罗伊特对话”节目分两天完全以表演形式展开，那里的气氛相当封闭——一位评论家同事甚至戴着粗糙的辫子假发，坐在参与者的内部圆圈中。在名为“现实还是末世氛围中的瓦格纳”的框架下，由柏林音乐剧团“Hauen und Stechen”策划的这场“大师深渊之游”的“克林索尔”环节中，一群残障人士在探讨他们各自的《帕西法尔》觉醒经历。穿着廉价蕾丝衬衫的汉子们大声扮演花之少女，门外则在进行一场小铃铛仪式。这至少引起了对面突然贴在围栏边的幼儿园孩子们的兴趣。
随后是“与温妮弗雷德·瓦格纳一起烹饪”。菜单上有“穷骑士面包”，但没有棕色酱汁。在夜间的上弗兰肯大厅停车库中，现场人满为患且掌声雷动。在《维纳斯、天使与黑夜》中，始终处于亢奋状态的极端表演者亨德里克·阿恩斯再次客串饰演卡斯佩尔。他从一辆被50 Cent说唱乐包围的伸展豪华轿车中走出来，此前一个可爱的家庭组合穿着燕尾服，用圆舞曲和查尔达什舞进行了声音引导。现在进入“极端的瓦格纳”环节，所有人都跟随那位气喘吁吁的主角及其两位舞美佳人，在Lady Gaga的音乐中，一直持续到现场演唱的《坦豪瑟》之“夜晚之歌”为止。
音乐剧的灵 séance 就在车流穿梭之间。轮滑女士们端着托盘提供冰茶罐，现场还有竞速赛和危险的平衡表演。最后，音乐节总监必须通过手机来解决：到 2076 年，在第 200 届音乐节周年之际，大剧院将首演瓦格纳早期的片段《男人的诡计比女人的诡计大，或幸福的熊家庭》！由克劳斯·弗洛里安·福格特 (Klaus Florian Vogt) 饰演所有角色！在这里，幻想和异想天开居然起到了作用，而在老理查德那里也不例外。在此之前，人们对 2021 年首次且也是最后一次演出的《漂忽的荷兰人》表达了热烈的欢呼，该剧被演绎成了德米特里·切尔尼亚克罗夫 (Dmitri Tschernjakow) 风格的北欧犯罪剧。这位俄罗斯明星导演可能在 2029 年带着一部首演作品回归，他将这部早期的救赎三幕剧转移到了一个没有海洋和船只的斯堪的纳维亚砖砌小镇。剧中出现了强大、自主、果敢的女性，她们冲向墙壁，拥有爱好，有时甚至采取私刑。当时在该山丘上首次执棒的女性指挥奥克萨娜·利内夫 (Oksana Linev) 依然以如浪花般澎湃且宏大的气势指挥着。合唱团令人赞叹，大多数全新的独唱演员同样出彩，其中包括饰演主角、未来的沃坦尼古拉斯·布朗利 (Nicholas Brownlee)、伊丽莎白·泰格 (Elisabeth Teige，饰 仙塔)、男高音坚实有力的本杰明·布伦斯 (Benjamin Bruns，饰 埃里克) 以及饰演卑鄙达兰德的米卡·卡雷斯 (Mika Kares)。
同样是最后一次演出的 2023 年版《帕西法尔》也未受到抗议，没错，就是那个使用了增强现实 (AR) 眼镜的版本，其中狐狸和鸽子在虚拟的观众席中想象着并说着“祝圣礼节庆之夜愉快”。矛盾之处在于：在“AI-Ring”中，人工智能在吐出图像，而在这里，出于成本原因，那 330 副沉重且发烫的少数精英 AR 眼镜被取消了。现在的演出是模拟形式——且票已售罄。尽管如此，杰伊·谢布 (Jay Scheib) 在其极简主义且迷幻的环境中，以及对稀土开采的批判中，为那群被辐射的圣杯骑士教团提供的诠释过于简单。但这为歌手和音乐留下了充足的空间，而被感激地填满了。在精准推进的帕布洛·赫拉斯-卡萨多 (Pablo Heras-Casado) 之下——他的指挥既迷人地安静又充满力量——如果能增加一点音量、色彩钢琴和乳香就更完美了。除了精彩的格奥尔格·策彭费尔德 (Georg Zeppenfeld，饰 穿着摇滚装的古内曼茨)、乔丹·沙纳汉 (Jordan Shanahan，饰 穿高跟鞋的克林索尔) 以及安德烈亚斯·沙格尔 (Andreas Schager) 饰演的那个既响亮又低沉的帕西法尔（他在最后向被震撼得深陷爱河的观众展示其心形 T 恤背面印着的“Remember me”字样），迈克尔·沃莱斯 (Michael Volles) 饰演的充满幸福感的受难安福塔斯，以及米娜-利萨·韦雷拉 (Miina-Liisa Värelä) 饰演的昆德里也完善了演员阵容；后者极具戏剧张力，高音部分略显吃力，但在粉色芭比风的花女塑料魔法花园中展现出情欲之姿（她将于 2028 年在此饰演布伦希尔德）。
“布伦希尔德在燃烧”，这是由伯恩哈德·朗 (Bernhard Lang，极简主义爵士化音乐，包含大量瓦格纳引用) 和迈克尔·斯特明格 (Michael Sturminger，诙谐但过于冗长的文本) 共同创作的首演剧目，最初在翻修后的弗里德里希论坛 (Friedrichsforum，原市议会大厅) 与多特蒙德歌剧院合作以音乐会形式呈现。如果能削减近一半的篇幅，这将是一个以布伦希尔德为例，将《指环》延续至当代的精美尝试。伟大的凯瑟琳·福斯特 (Catherine Foster) 将这个强力角色同时也作为私人歌手赫尔敏 (Hermine) 演绎出了多面性。当然，瓦格纳的元素在瓦恩弗里德别墅 (Villa Wahnfried) 的博物馆中通过永无止境的主题序列得到了充分提供。而该馆馆长斯文·弗里德里希 (Sven Friedrich) 则可以用一首讽刺的歌曲来讲述 1876 年第一个《指环》时所有出错的细节。
理查德·瓦格纳曾憎恨过自己的导演版本，他在其中咒骂不恰当的舞美布置，抱怨那些在舞台推车上笨拙地移动的莱茵河女儿们，以及那个在伦敦特制的、滑稽的巨龙——在交付的三口箱子中，中间部分竟然丢失了。“将失败视为机遇”在拜罗伊特似乎更像是四部曲中克里斯托夫·施林根西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永恒格言。当然，观众现在将再次渴望导演剧场（Regietheater）。因为如果没有人的参与，虚拟机器目前还无法运转。这就是当前的“指环”认知。但无论如何，2028年，帕布罗·埃拉斯-卡萨多（Pablo Heras-Casado，指挥）和瓦西里·巴尔哈托夫（Vasily Barkhatov，导演）将再次尝试。相关概念已经获得批准。
当人工智能在喋喋不休地制造图像时：拜罗伊特的《众神的黄昏》
ENRICO NAWRATH / BAYREUTHER FESTSPIELE 大剧院里的嘘声，对琐碎细节的欢呼
没有人的话，它无法运行。今年在绿丘（Grüner Hügel）上演的“指环”AI之败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观众在 2027 年将再次渴望导演剧场，以及今年是什么拯救了该艺术节。
Die Welt - 03.08.2026.pdfMONTAG, 3. AUGUST 2026 KUNDENSERVICE 0800/935 85 37 D 3,10 EURO | NR. 147 N ach dem Ansturm auf die spanische Exklave Ceuta ringen die Europäer um das weitere Vorgehen – und stellen sich off en gegen den span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Pedro Sánchez. 22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der EU – darunter Bundeskanzler Fried- rich Merz und die italienische Minister- 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 haben die Migrationspolitik des spanischen Mi- nisterpräsidenten Pedro Sánchez scharf kritisiert. Diese untergrabe, so der Vor- wurf, die Sicherheit der Außengrenzen der Union. AITOR HERNÁNDEZ-MORALES Im Verlauf der Woche waren rund 60.000 Migranten unerlaubt aus Ma- rokko in die spanische Exklave Ceuta in Nordafrika eingedrungen. Dabei waren laut Angaben des spanischen Innen- ministeriums 72 Menschen ums Leben gekommen. Die Suche nach weiteren Opfern dauere an. Nach Informatio- nen von WELT TV und dem spanischen Sender RTVE hielten sich am Wochen- ende noch einige Hundert Migranten in Ceuta auf. Zwar gelangte niemand bei dem Ansturm auf das europäische Festland. Doch die Ereignisse haben einen Streit über die EU-Migrations- politik ausgelöst. Im Mittelpunkt der Kritik steht der Schutz der Außengren- zen, über deren Schutz sich die Unter- zeichner des Briefs „ernsthaft besorgt“ zeigten. In der Kritik steht außerdem Sánchez’ Vorhaben, bis zu 1,2 Millionen Migranten ohne Aufenthaltstitel einen legalen Status zu gewähren. Seine Kri- tiker sehen darin einen „Pull-Faktor“, der die Krise verschärft habe. Als Pull- Faktoren werden Bedingungen im Ziel- land bezeichnet, die Anreize für Migra- tion schaff en. In einem Schreiben an EU-Kommis- 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EU-Ratspräsident António Costa und den irischen Premierminister Micheál Martin forderten die 22 Regierungs- chefs, nationale Maßnahmen wie das spanische Legalisierungsprogramm künftig auf EU-Ebene abzustimmen. „Wir haben die Pfl icht, illegale Migrati- on wirksam einzudämmen und unnach- giebig zu bekämpfen, indem wir unser Handeln koordinieren, unsere Außen- grenzen stärken und all die politischen Maßnahmen angehen, die als Pull-Fak- toren wirken können – etwa die Legali- sierung einer sehr großen Zahl irregulä- rer Migranten“, hieß es. Den Vorwurf, das Legalisierungs- programm des Landes habe die Krise in Ceuta ausgelöst, wies Madrid zurück. Demnach hätte keiner der Menschen, die unerlaubt in die Exklave gelangt seien, überhaupt Anspruch auf die Regelung gehabt. „Dieses Verfahren beruht auf sehr konkreten Voraussetzungen, etwa dem Nachweis eines Wohnsitzes in Spa- nien vor dem 1. Januar 2026 sowie eines ununterbrochenen fünfmonatigen Auf- enthalts in Spanien zum Zeitpunkt der Antragstellung“, erklärte ein Sprecher des spanischen Außenministeriums. Doch diese Erklärungen scheinen die EU-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die das Schreiben an Costa, von der Leyen und Martin unterzeichnet haben, nicht zu überzeugen. „Wir dürfen nicht zulassen, dass unkontrollierte Massenübertritte, die Instrumentalisierung von Migration oder andere hybride Bedrohungen den Eindruck erwecken, eine illegale Ein- reise i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sei mög- lich – oder dass sich eine illegale Einreise in einen legalen Aufenthalt verwandeln lasse“, heißt es weiter. Die Ereignisse könnten auch langfristige Folgen für den freien Reiseverkehr im Schengen- Raum haben. Weil das Thema Migra- tion europaweit Sprengkraft entfaltet, erklärten sich die Unterzeichner bereit, „vorübergehende Grenzkontrollen“ in- nerhalb der Union zu verstärken oder wieder einzuführen. Neben Merz und Meloni unterzeichneten den Brief die Regierungschefs Österreichs, Belgiens, Bulgariens, Kroatiens, Zyperns, Tsche- chiens, Dänemarks, Estlands, Finnlands, Griechenlands, Ungarns, Lettlands, Li- tauens, Maltas, der Niederlande, Polens, Rumäniens, der Slowakei, Sloweniens und Schwedens. Rom und Kopenhagen ergriff en die Initiative für das Schreiben. Irland, das derzeit die EU-Ratspräsi- dentschaft innehat, berief für Dienstag eine Dringlichkeitssitzung des Rates für Justiz und Inneres ein, an der die EU-In- nenminister teilnehmen. Der zusehends isolierte Sánchez wehrte sich gegen die Vorwürfe. In einem Brief, der der WELT- Partnerpublikation „Politico“ vorliegt, machte der sozialistische Ministerpräsi- dent seinen europäischen Amtskollegen scharfe Vorwürfe. Sie hätten sich „dafür entschieden, Spanien anzugreifen und seinen vorübergehenden Ausschluss aus dem Schengen-Raum zu fordern“. Italiens Ministerpräsidentin Melo- ni hatte am Donnerstag als Erste vor- geschlagen, Spanien aus der 29 Länder umfassenden Zone zu suspendieren, in der die Kontrollen an den Binnen- grenzen weitgehend abgeschaff t sind. Italien schränkte am Freitag den freien Reiseverkehr aus Spanien zu italieni- schen Häfen und Flughäfen ein. Auch Frankreich hat wegen des Migrations- ansturms in Ceuta die Kontrollen an der Grenze zu Spanien verschärft. Sanchez kritisierte die Forderungen, Spanien aus dem Schengen-Raum auszuschlie- ßen. Sie widersprächen „nicht nur dem europäischen Recht, dem humanitären Recht und den Grundsätzen der Solida- rität, die uns verbinden“, sondern auch „den langfristigen Interessen Europas und dem elementarsten gesunden Men- schenverstand“. Europäer stellen sich off en gegen Sanchez Zahlreiche EU-Länder werfen Spaniens Ministerpräsident vor, die Ereignisse von Ceuta provoziert zu haben. Der Streit spitzt sich zu I m Ringen um das von den schwarz-ro- ten Koalitionsspitzen geplante Aus der „Rente mit 63“ zeichnen sich Nach- besserungen für Härtefälle ab. Nach- dem die Vorsitzenden von CDU und SPD vor einigen Wochen einig waren, das Vorhaben zusammen mit anderen Refor- men der Ruhestandsregelungen durchzu- ziehen, setzten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di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von Sachsen, Sachsen-Anhalt und Thüringen von dem Plan ab. CLAUDIA KADE Kurz darauf forderte auch SPD-Ge- neralsekretär Tim Klüssendorf, die ab- 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 ren doch beizubehalten. Der Parlamen- tarische Geschäftsführer der SPD-Frak- tion im Bundestag, Dirk Wiese, warnte nun zwar davor, das Rentenpaket, das eine Expertenkommission vorgeschla- gen hatte, komplett wieder aufzuschnü- ren. Dennoch sei es aus seiner Sicht wichtig, dass „mindestens eine klare und deutliche Härtefallregelung“ gefunden werde. „Da denke ich beispielhaft an den jahrelangen Schichtarbeiter in der Stahl- und Metallindustrie“, sagte Wie- se WELT. Zudem brauche es einen star- ken Vertrauensschutz für diejenigen, die jetzt 58 oder 59 Jahre alt seien und den abschlagsfreien Renteneintritt nach 45 Jahren Beitragszahlungen eigentlich für sich eingeplant hatten. Die Unionsfraktion im Bundestag will am Aus der „Rente mit 63“ festhalten. „Die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hat ihre 33 Empfehlungen einstimmig ver- abschiedet und damit das Fundament für eine wirksame Rentenreform gelegt. Wenn wir jetzt einzelne Maßnahmen rauslösen, kann das Gesamtkonstrukt nicht halten“, sagte der CDU-Sozialex- perte Marc Biadacz WELT. „Die ‚Rente mit 63‘ soll abgeschaff t werden, weil für den zukünftigen Renteneintritt auch das Lebensalter für alle Menschen entschei- dend sein soll. Wir leben alle länger, daher werden wir auch länger arbeiten müssen.“ Biadacz zeigte sich off en für Nachverhandlungen: „Im parlamentari- schen Verfahren werden wir gemeinsam mit der SPD über den künftigen Zugang zur Erwerbsminderungsrente beraten: Denn für Menschen, die aus Gesund- heitsgründen vorzeitig aus dem Arbeits- leben ausscheiden müssen, brauchen wir praxistaugliche Regelungen.“ Die AfD forderte wie die Linke eine Beibehaltung der „Rente mit 63“. „Wer 45 Jahre gearbeitet hat, sollte ohne Ab- schläge in Rente gehen können“, so die AfD-Rentenpolitikerin Ulrike Schiel- ke-Ziesing. Dass sich die Ost-Minister- 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Mario Voigt und Sven Schulze (alle CDU) jetzt gegen die Abschaff ung der Rente mit 63 positionierten, sei vor dem Hinter- grund der anstehenden Landtagswahlen verständlich. „Um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noch irgendeine Chance auf halbwegs gute Wahlergebnisse zu haben, ist es für sie nötig, sich maximal von der jeweiligen Bundespartei zu distanzieren“, so die AfD-Politikerin. Ähnlich argumentiert die Linke-Fraktion: „Das Vorhaben von Union und SPD, die Rente nach 45 Ver- sicherungsjahren abschaff en zu wollen, ist falsch und respektlos gegenüber den hart arbeitenden Menschen – gut, dass nun auch einige ostdeutsche CDU-Mi- nisterpräsidenten das erkennen“, sagte die Linke-Rentenpolitikerin Sarah Voll- ath WELT. „Aber zu befürchten ist, dass die drei ostdeutschen CDU-Ministerprä- sidenten hier nur billig Wahlkampf mit dem Thema Rente machen.“ Die Grünen forderten Verlässlich- keit und eine Beibehaltung des Renten- niveaus. „Das Rentenniveau abzusen- ken, bedeutet gerade für Frauen und viele Menschen im Osten Altersarmut. Das darf nicht passieren“, so Grünen- Fraktionsvize Andreas Audretsch. Alle, die ihren Renteneintritt geplant haben, müssten auf Verlässlichkeit vertrauen können. Die „Rente mit 63“ ist ein ge- bräuchliches, aber nicht mehr ganz kor- rektes Schlagwort: Aktuell ist der frühere Renteneintritt ohne Abschläge ab 64,5 Jahren möglich. mit DPA Bleibt die schwarz-rote Koalition beim geplanten Aus für die „Rente mit 63“? Nach Widerspruch aus den eigenen Reihen stellen nun Vertreter von Union und SPD Nachbesserungen in Aussicht Nachverhandlungen über die Rentenreform FRÉDÉRIC SCHWILDEN Hell erleuchtet, auch bei Nacht und etwas rustikal ist der kleine Bahnhof von Gmund am Tegernsee in Bayern. Friedrich Merz und seine Ehefrau Charlotte besitzen in dem malerischen Örtchen ein Haus als Zweitwohnsitz. Die Anwoh- ner dort gelten als wohlhabend, fl eißig und wertkonservativ. Der Ort ist fest in CSU-Hand. Wie schauen die Leute hier auf den Bundeskanzler und seine Politik? Seite 4 Entfremdung im Merz-Land E in Kompromiss ist dann vollkom- men, wenn alle unzufrieden sind – so brachte es der französische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 Aristide Bri- and einst auf den Punkt. Gemessen daran hatte die Rentenkommission vor einigen Wochen ganze Arbeit ge- leistet: Ihr Vorschlag verlangt allen Beteiligten etwas ab. Und gerade des- halb war er ein Schrit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und taugte als Grundlage für eine Reform. Diese Koalition kann nicht viele Er- folge vorweisen. Bei der Rente war ihr immerhin einer gelungen. Zur Wahrheit gehört natürlich, dass der Vorschlag von einer Rentenkommission erarbeitet wurde. Union und SPD konnten für sich verbuchen, dass sie dem Vorschlag der Kommission einigermaßen geräuschlos zustimmten. Ende Juni hatten Bundes- kanzler Friedrich Merz und Arbeitsmi- nisterin Bärbel Bas zugesagt, die Emp- fehlungen umzusetzen. „Sie bilden ein Gesamtkonzept, das nur in seiner Ge- samtheit funktioniert“, sagt der Kanz- ler. An diesen Worten wird er sich mes- sen lassen müssen. Denn nun bröckelt die Einigung. Der Aufschlag kommt ausgerechnet aus der CDU. Mit Blick auf die schwachen Um- fragewerte vor den anstehenden Land- tagswahl stellte sich Sachsen-Anhalts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mit Unterstützung seiner Amtskollegen aus Sachsen und Thüringen gegen die Abschaff ung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nach 45 Versicherungsjahren – einen zentralen Vorschlag der Kommission. Wenig überraschend – WELT-AM- SONNTAG-Kolumnist Robin Alexan- der hatte es prophezeit – greift sogleich SPD-Generalsekretär Tim Klüssendorf den Widerstand dankbar auf. Ein Kompromiss ist immer schmerz- haft. Eine verfehlte Rentenpolitik meh- rerer Jahrzehnte in kurzer Zeit zu kor- rigieren, erst recht. Politisch wäre ein Rückzug besonders fatal. Wer eine Kom- mission einsetzt, deren Gesamtkonzept akzeptiert und dessen Umsetzung öf- fentlich verspricht, kann die unbeque- men Teile nicht beim ersten Gegenwind wieder zur Verhandlungsmasse erklären. Sonst wird aus dem Kompromiss eine Wunschliste, aus der sich jede Partei nur das herauspickt, was den eigenen Wählern gefällt. Ökonomisch ist die so- genannte Rente mit 63 ohnehin kaum zu rechtfertigen. Die tatsächliche Al- tersgrenze liegt inzwischen zwar etwas höher, das Prinzip aber bleibt: Wer 45 Versicherungsjahre erreicht, kann vor der Regelaltersgrenze ohne Abschläge ausscheiden. Eine alternde Gesellschaft kann sich diesen Luxus nicht leisten. Un- ternehmen suchen händeringend nach Fachkräften, während der Staat Anreize setzt, erfahrene Beschäftigte früher aus dem Arbeitsmarkt zu ziehen. Auch das Gerechtigkeitsargument trägt nur begrenzt. Von der Frühverren- tung profi tieren meist gut verdienende, gesunde Beschäftigte, die länger arbeiten könnten. Finanziert wird das von einer Versichertengemeinschaft, in der immer weniger Beitragszahler für immer mehr Rentner aufkommen. Zumal der Genera- tionenvertrag ohnehin aus dem Gleichge- wicht geraten ist. Das Rentensystem be- lastet die Jüngeren. Jede weitere Vergüns- tigung wird über höhere Beiträge, Steuer- zuschüsse oder geringere Leistungen bezahlt. Die Kommission hat die Schief- lage nicht beseitigt, aber einen Schrit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vorgeschlagen. Daran darf jetzt nicht gerüttelt wer- den. Unions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CDU) pocht auf das Aus. Er scheint zu wissen: Gibt die Koalition beim ersten Widerstand nach, verliert sie mehr als eine Reform. Sie verspielt den letzten Rest ihrer Glaubwürdigkeit. Es geht um mehr als die Rente mit 63 KOMMENTAR ISSN 0173-8437 186-39 ZKZ DIE WELT, Axel-Springer-Straße 65, 10888 Berlin, Redaktion: Brieffach 2410. Täglich weltweit in über 130 Ländern verbreitet. Pflichtblatt an allen deutschen Wertpapierbörsen. Telefon: +49 30/2 59 10 E-Mail: kontakt@welt.de Kundenservice DIE WELT, Brieffach 2440, 10867 Berlin Telefon: 0800/935 85 37 (Mo–Fr: 8 bis 18 Uhr, Sa: 8 bis 16 Uhr. Gebührenfrei aus dem deutschen Festnetz und von allen deutschen Mobiltelefonen). Digitale Angebote: +49 30/58 58 53 83 E-Mail: digital@welt.de A 4,10 € • B 4,50 € • CH 5,20 CHF • DK 33,50 DKK • E/I.C. 4,70 € • GR 4,70 € • I 4,70 € • L 4,10 € • PL 20 PLN WIE HITLER 1936 DIE SOMMERSPIELE ERÖFFNETE SEITE 8 DIE JOBS MIT DEN BESTEN EINSTIEGS- GEHÄLTERN SEITE 10 N ach dem Attentat in Berlin über- legen Politiker, wie sie das Land besser vor islamistischen Ge- fährdern schützen können. Es müssen Gesetze verschärft und zwar so ver- schärft verschärft werden, dass kei- ne weitere Verschärfung mehr möglich ist. Wer mit einem solchen Ge- setz in Berührung kommt, riskiert schwere Schnittverletzungen. Überhaupt muss die ganze Härte des Gesetzes härter werden. Also eine ver- schärfende Härtung, verbunden mit einer erhärtenden Verschärfung. Deut- sche Gefährder, die dem BKA nicht bekannt sind, müssen sich auf dem Einwohneramt melden und ihren Per- sonalausweis abgeben. Gefährder ohne deutschen Pass, bekommen einen aus- gestellt, der ihnen nach der Überrei- chung sofort von Markus Söder persön- lich entzogen wird. Die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n setzen sich dafür ein, dass Ge- fährder ein Ausbildungs- beruf wird, damit hätte man die Szene besser unter Kontrolle. Außerdem gilt ab sofort folgende Re- gelung: Politiker, die Gewalttaten von Gefährdern für ihre Zwecke instrumen- talisieren wollen, müssen das mindes- tens eine Woche vor einem Anschlag beim Innenministerium beantragen. ZIPPERT ZAPPT MORITZ SEYFFARTH 4 190710 903107 1 0 0 3 2
2 AUF EINEN BLICK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2022 QUALITÄTSSTEUERUNG Qualitätstest für Druckereien THEMA DES TAGES Erst rechnet der Aktivist mit Islamisten ab, dann mit der Politik Eine Woche nach dem Anschlag auf den Berliner CSD demonstriert die queere Community in Hamburg. Die Stimmung ist ausgelassen wie immer bei diesen Veranstaltungen. Aber diesmal fallen harte Worte – auch gegen Union, AfD, SPD und Grüne abgesperrt werden. Von einem „Höchst- maß an Sicherheit“, das man gewähr- leisten wolle, hatte Polizeipräsident Falk Schnabel im Vorfeld der Veranstaltung gesprochen. „Absolute Sicherheit, gerade im Innenstadtbereich“, werde allerdings „nicht leistbar“ sein. Dass er mit dieser Einschätzung nicht ganz Unrecht hat, zeigte sich bereits Frei- tagabend am Hamburger Gänsemarkt. Dort hatte sich gegen 18.30 Uhr die les- bische Community zu „Dyke Marsh für mehr lesbische Sichtbarkeit“ versammelt: Hunderte von Menschen mit Regenbogen- fahnen und Pappschildern mit Aufschrif- ten wie „Vulven gegen Weidel“ und „Buuu- ben gegen rechts“. Von Straßensperren oder Pollern war zu diesem Zeitpunkt nichts zu sehen, nur ein paar Polizeimo- torräder am Straßenrand. Fahrzeuge, die zu dieser Zeit vom Valentinskamp und aus Richtung Jungfernstieg den Gänsemarkt passierten, hätten in diesen Minuten un- gehindert in die Menschenmenge steuern können. Erst eine knappe halbe Stunde später, die Kundgebung der Lesben hatte längst begonnen, sperrte die Polizei die Zufahrt zum Gänsemarkt mithilfe querge- stellter LKW. Passiert ist am Gänsemarkt Gott sei Dank nichts. Bis zum Sonnabend- nachmittag meldete die Polizei keinerlei Störungen oder gewalttätige Angriff e auf D er parteiinterne Druck auf die SPD- Vorsitzenden Bärbel Bas und Lars Klingbeil wächst. Nach einem Brief des Unterbezirksvorstands der SPD Biele- feld mit heftiger Kritik meldet sich nun Juso-Chef Philipp Türmer mit schweren Vorwürfen gegen die Parteiführung zu Wort. Gegenüber „Politico“ zieht er ein Jahr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eine er- nüchternde Bilanz. MAXIMILIAN HEIMERZHEIM „Der Aufbruch der SPD ist bisher aus- geblieben. Wir stehen aktuell noch desas- tröser da als zur Bundestagswahl 2025“, sagt Türmer. „Das mehr oder weniger reibungslose Mitregieren, Reformen als gefühlter Selbstzweck ohne wirkliche Ent- lastungen, das reicht off ensichtlich nicht, um auch 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zu lösen.“ Die Menschen müssten die SPD wieder „über die Regierungsarbeit hinaus mit eigenen Ideen wahrnehmen“. Genau das gelinge der Parteiführung bislang nicht. „Die seit Beginn an existierenden Bedenken zur Doppelfunktion sind seit- dem eher gewachsen.“ Die Aussagen treff en eine Partei, die nach historisch schlechten Umfragewer- ten, verlorenen Wahlen und mit Blick auf die Landtagswahlen in Sachsen-Anhalt, Berli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im September über ihre personelle und pro- grammatische Zukunft diskutiert. Erst in dieser Woche hatte der Unterbezirksvor- stand der SPD Bielefeld Arbeitsministerin Bas und Finanzminister Klingbeil aufge- fordert, sich zwischen Parteivorsitz und Ministeramt zu entscheiden. Beide Äm- ter gleichzeitig auszuüben, sei mit einer glaubwürdigen Erneuerung der Partei nicht vereinbar, heißt es in dem Schreiben. Ob die Stimmung nach den Ost-Land- tagswahlen kippt, will Türmer nicht vor- hersagen. „Revolutionen sind nicht vor- „Wir haben in allen Berufsgruppen verloren“ Juso-Chef Türmer sieht die Partei im Sinkflug und nimmt die SPD-Vorsitzenden Bas und Klingbeil ins Visier HARALD TITTEL/DPA Der Bundesvorsitzende der Jungsozialisten Philipp Türmer kritisiert die SPD-Parteispitze MEINE WELT, MEINE MEINUNG ALAN POSENER MEINE WELT, MEINE MEINUNG Die ganze Hilfl osigkeit des Bildungsbürgertums D er Klassenkampf ist wieder da. Wenn er je weg war. Das zeigt eine Studie der Universität Kon- stanz. Denn die besuchte Schulform korreliert stark mit parteipolitischen Präferenzen. Gymnasias- ten bevorzugen Parteien des linken, ökologischen und bürgerlichen Spektrums. An anderen Schulformen ist die AfD die dominierende Kraft. Da die besuchte Schulform in Deutschland in starkem Maße vom Bildungsniveau und sozialen Status der Eltern abhängt, wundert es nicht, dass Kinder aus bildungsbürgerlichem Elternhaus eher links oder bürgerlich wählen, Kinder aus Elternhäusern mit niedrigem Bildungshintergrund aber AfD. Die Studie belegt ein weiteres Mal, dass die AfD die Partei der Arbeiterklasse und des Kleinbürgertums ist. Anders ausgedrückt: Linkssein muss man sich leisten können. Von 2022 bis 2025 wurden etwa 3000 Schüler in Baden-Württemberg, Sachsen und Schleswig-Hol- stein laufend zu ihren politischen Ansichten befragt. Zu Beginn der Studie waren die meisten Schüler in der 7., am Ende in der 9. Klasse. In dieser Zeit bilden sich bei den meisten Schülern politische Prägungen und Ein- stellungen heraus, und die korrelieren eben stark mit der realen Situation im Elternhaus. Wie Karl Marx sagte: Das gesellschaftliche Sein bestimmt das Bewusstsein. Die Studie zieht einerseits rechten Ideologen den Teppich unter den Füßen weg, die behaupten, die Jugend werde in der Schule von rot-grün versiff ten Lehrkräften indoktriniert. Selbst wenn dem so wäre, hätte diese In- doktrination keine Chance gegen die Wirklichkeit, wie jeder aus der eigenen Schulerfahrung weiß. Andererseits zeigt sie linken Ideologen die Grenze erzieherischer Maßnahmen auf, vom Gendern über die Erziehung zum schlechten Umweltgewissen bis hin zum Diversitäts- und Antirassismustraining. Linke, die ihren Marx gelesen haben, dürfte das nicht verwundern. Es liegt eben nicht an einem Mangel an solchem Training, wenn Kinder aus kleinen und prekären Ver- hältnissen Zuwanderer nicht als Bereicherung, sondern als Konkurrenten um Aufmerksamkeit in der Schule und später um Jobs, Wohnungen, Aufmerksamkeit und Sozialleistungen erleben. Wenn sie nicht zuerst nach dem Bio-Label bei Lebensmitteln schauen, sondern nach dem Preis – getreu dem alten Schülerwitz „Was ist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Schule und Lidl? Lidl lohnt sich“. Wenn sie politisch korrektes Reden und Schreiben als eine weitere willkürliche Schranke empfi nden, die es ihnen schwer macht, gute Deutschnoten zu bekommen und aufzusteigen. Die ganze Hilfl osigkeit des Bildungsbürgertums ange- sichts solcher Ergebnisse off enbart die Stellungnahme der Studienautoren, die für „eine gezielte, ressourcen- starke Förderung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 mit einem klaren Schwerpunkt auf nicht-gymnasiale Schulzweige“ plädieren. Nichts dagegen. Aber wenn das darauf ab- zielt, den Kindern der Unterprivilegierten einzureden, sie sähen die Welt falsch, die Kinder der Privilegierten hingegen richtig, also auf ideologischen Klassenkampf von oben, so haben die Autoren ihre eigene Studie nicht verstanden. Chefredakteur: Dr. Helge Fuhst Stellvertreter des Chefredakteurs: Oliver Michalsky Chefredakteur in der Welt-Gruppe: Dr. Jacques Schuster Stv. Chefredakteur KI: Olaf Gersemann Geschäftsführender Redakteur: Thomas Exner Redaktionsleiter Digital: Tristan Filges, Stefan Frommann, Falk Schneider, Franziska Zimmerer Leitung Editionsteam: Christian Gaertner Creative Director: Cornelius Tittel Politik: Gordon Repinski, Claudia Kade Meinungsfreiheit: Andreas Rosenfelder (Ltg. und Chefkommentator) Investigation/ Reportage: Alexander Dinger, Lars Petersen Außenpolitik: Caroline Turzer Wirtschaft und Geld: Moritz Seyff arth, Nando Sommerfeldt Feuilleton: Dr. Mara Delius Sport: Henning Feindt Stil/Reise/Leben: Heiko Zwirner Wissen: Clara Ott, Rouven Chlebna Nachrichten/Gesellschaft: Leonhard Landes, Robert-Christian Tannenberg Social: Julian Strobel CvD/ Produktion: Patricia Plate Foto: Stefan A. Runne Infografi k: Karin Sturm Chefökonomin: Dr. Dorothea Siems Auslandskorrespondenten: Brüssel: Dr. Christoph Schiltz Kapstadt: Christian Putsch Marrakesch: Alfred Hackensberger Moskau: Pavel Lokshin New York: Hannes Stein Paris: Martina Meister Warschau: Philipp Fritz Washington: Stefanie Bolzen Autoren: Henryk M. Broder, Alan Posener, Hans Zippert WELT kooperiert mit „El País“ (Spanien), „Gazeta Wyborcza“ (Polen), „La Repubblica“ (Italien), „Le Figaro“ (Frankreich), „Le Soir“ (Belgien), „Tages- Anzeiger“ und „Tribune de Genève“ (beide Schweiz) Axel Springer Deutschland GmbH: Geschäftsführung: Carolin Hulshoff Pol, Mathias Sanchez Luna Managing Director WELT Print: Heiko Rudat Anzeigen: Judith Umlauf Vertriebsleitung: Ludger Seggewies WELT Editorial Studio: Matthias Leonhard Druck: Axel Springer SE, Berlin. Axel Springer Druckhaus Spandau GmbH & Co. KG, Brunsbütteler Damm 156-172, 13581 Berlin; Axel Springer Off setdruckerei Kettwig GmbH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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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zeigen: Judith Umlauf, 10888 Berlin Verleger: AXEL SPRINGER (1985†) B evor sich die große Hamburger Parade zum Christopher Street Day an diesem sonnigen, aber nicht zu heißen Sommertag in Gang setzt, bevor die Konfetti- kanonen knallen und die Beats dröhnen, bevor sich zehntausende bunt, frivol, spie- ßig, fantasievoll, zuweilen auch kaum be- kleidete Menschen auf ihren Demo-Weg durch die Innenstadt machen, will Stefan Mielchen noch etwas sagen. Er hat eine schwarze DIN A4-Kladde mitgebracht, in der er eine Rede aufgeschrieben hat, die es in sich hat. Eine Abrechnung, nicht nur mit dem Islamismus. ULRICH EXNER Also stellt sich Mielchen, langjähriger Aktivist der Hamburger LGBTQ+-Szene, vor die Spitze des kilometerlangen Fest- zuges, wo sich auch die rot-grüne Poli- tik-Prominenz aufgereiht hat. Matthias Miersch, der SPD-Fraktionsvorsitzende im Bundestag, Tim Klüssendorf, der SPD- Generalsekretär, der seine Wahlkampf- tou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für den CSD unterbrochen hat. Carola Veit, die ebenfalls sozialdemokratische Hamburger Bürgerschaftspräsidentin, Ricarda Lang, die frühere Grünen-Chefi n, Langs Partei- freundin Katharina Fegebank, Hamburgs Zweite Bürgermeisterin. Sie alle müssen zuhören, bevor sie losmarschieren. Miel- chen beginnt seine Abrechnung mit den Islamisten, von denen einer am vergange- nen Samstag den Anschlag auf den Berli- ner CSD verübt hatte. Damit, sagt Miel- chen, habe der Islamismus „dem Regenbo- gen den Kampf angesagt“. Islamisten seien „Menschenfeinde“, die im Verborgenen agierten, weshalb es „leicht und auch be- quem“ sei, dieses Problem zu verdrängen. „Das dürfen wir nicht zulassen, denn diese Gefahr ist real“, sagt Mielchen und fügt hinzu: „Ich will diesen Menschen, diesen Menschenfeinden, von dieser Stel- le aus in aller Deutlichkeit sagen, ich ver- achte euch, wir verachten euch, eure Ideo- logie, euren Missbrauch einer Religion, euren Hass, eure Übergriff e, eure Angriff e und Morde. Dafür gibt es in unserer Ge- sellschaft keine Entschuldigung, kein Ver- ständnis, keine Toleranz. Dafür gibt es nur eines, die konsequente Anwendung aller Mittel unseres Rechtsstaates.“ Dann kommt Mielchen auf andere Bedrohungen, die er für seine queere Gemeinde sieht. Auf Rechtsextremisten, Neonazis und die AfD, die „sichtbarer und massiver“ auf- träten als die Islamisten, aber mit diesen eine gemeinsame Zielscheibe hätte: quee- re Menschen. „Auch die AfD und ihr Um- feld haben dem Regenbogen den Kampf angesagt. Und das im Auftrag der AfD, von ganz oben. Auch Alice Weidel ist keine von uns“, erklärt der Hamburger CSD-Er- öff nungsredner mit Blick auf die lesbische AfD-Chefi n. Sozialdemokraten und Grüne nicken zustimmend bei diesen Passagen. Dann sind sie selber dran. Mielchen moniert, dass kein Bundesminister nach Hamburg gekommen sei. Es sei „bezeichnend, dass sich eine Woche nach Berlin kein Mitglied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den Weg macht, um sich hier an unsere Seite zu stellen“. Die Union und eben auch die SPD wür- den in der Bundesregierung „gemeinsam queerfeindliche Politik verantworten“. Als Beispiele nennt Mielchen den Umgang mit Transpersonen, die Kürzungen im Bereich queerer Jugendarbeit und den fehlenden Diskriminierungsschutz im Grundgesetz. „Es gibt kein Signal dieser Regierung, das uns als queere Community glaubhaft sagt, wir unterstützen, wir beschützen euch.“ Die Sozialdemokraten in Reihe eins des CSD schauen ein wenig betreten. Auch Ricarda Lang, als prominenteste Vertrete- rin der Grünen, bekommt noch einen mit. Deren Partei sei zwar verbal immer solida- risch, aber inhaltlich, bei der Formulierung einer „politischen Perspektive“ für quee- res Leben, komme auch von den Grünen nichts. „Auch das geht so nicht. Nehmt das bitte alle mit nach Berlin und sorgt dafür, dass sich das ändert. Es reicht jetzt mal langsam.“ Dann knallen die Konfettika- nonen und der Hamburger CSD setzt sich eine Woche nach dem tödlichen Terroran- griff auf sein Berliner Pendant in Marsch. Mehr als fünf Stunden wird die Demo dauern, die zunächst durch den von türki- schen und arabischen Geschäften gepräg- ten Steindamm führt und so eine bemer- kenswerte Art der Vielfalt demonstriert. In der Mitte der Straße marschiert und tanzt und dampft und schwatzt und singt die jetzt ganz ausgelassene queere Gemeinde, auf den Bürgersteigen links und rechts da- von kaufen Frauen mit langen Gewändern und Kopftüchern fürs Wochenende ein. Manche unbeeindruckt, manche schulter- zuckend, manche verständnislos. Männer mit Bärten und schwarzen T-Shirts stehen mit verschränkten Armen vor ihren Läden. Jüngere Mädchen, auch mit Kopftuch, gnig- gern, fi lmen den vorbeiziehenden Aufzug mit ihren Smartphones. Ein paar Polizisten patrouillieren und schauen, aber die Begeg- nung dieser so unterschiedlichen Commu- nitys bleibt friedlich. Ein Nebeneinander. Die Polizei, die nach dem Anschlag von Berlin angekündigt hatte, die Zahl der Einsatzkräfte beim Hamburger CSD zu verdoppeln, sichert den Verlauf des De- mo-Zuges vor allem gegen mögliche Nach- ahmer des Anschlags von Berlin. Alle Stra- ßen, die zum Festbereich führten, sollten PICTURE ALLIANCE / ABBFOTO Auch Politiker stehen beim Hamburger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n der ersten Reihe (großes Bild). Darunter (kleines Bild, r.) Ricarda Lang und Katharina Fegebank (l.), Zweite Bürgermeisterin von Hamburg. Begleitet werden die queeren Demonstranten (kleines Bild, l.) von Polizeikräften (kleines Bild, M.)
AUF EINEN BLICK 3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Hamburg Bremen Hannover Leipzig Münster Rostock Düsseldorf Friedrichshafen Saarbrücken Köln Kiel München Kassel Stuttgart Berlin Dresden Frankfurt Nürnberg WETTER Schwül, später lokal Hitzegewitter Sonne Mond 05:49 21:06 22:33 11:22 Angaben für Kassel In der ersten Tageshälf- te scheint häufig die Sonne, später gibt es vor allem im Westen, im Südwesten sowie über den Alpen örtlich zum Teil kräftige Regengüsse oder Ge- witter. Im Norden und Osten bleibt es weitgehend trocken. Die Temperaturen steigen auf 29 bis 37 Grad. Nur an der Küs- te bleibt es kühler. Die Wetterlage be- lastet Herz und Kreislauf, denn aufgrund der hohen Tempera- turen entsteht Wärmestress. So besteht die Gefahr von Schwäche- oder Schwindelan- fällen. Außerdem ist bei länge- rem Aufenthalt in der Sonne die Gefahr von Sonnenbrand hoch. Heute: Biowetter: den Hamburger CSD. Die Stimmung unter den rund 300.000 Teilnehmern des CSD sei ausgelassen und friedlich, so eine Poli- zeisprecherin. Größere Sorgen hatten sich die Men- schen schon zu Beginn des Festzugs ohne- hin nicht gemacht. „Ich habe kein schlech- tes Gefühl“, fasst Kiki, 56, aus Hamburg, die Stimmung zusammen. Es sei schlimm, was am vergangenen Sonnabend in Berlin passiert sei, „aber ich glaube, dass die Poli- zei sich hier so verstärkt hat, dass wir jetzt sicher sind“. Detlef, 60, aus Pinneberg er- gänzt: „Gerade nach dem, was letzte Wo- che in Berlin passiert ist, leider, fi nde ich es so wichtig, dass wir uns jetzt nicht zu Hause verstecken. Sondern dabei sind, Haltung zeigen.“ Auch Stefan Mielchen er- innert am Ende seiner fulminanten CSD- Eröff nungsrede noch einmal an die Opfer des Anschlags von Berlin. An die beim dortigen CSD getötete polnische Mutter und deren schwer verletzte Tochter. „Wir demonstrieren heute nicht nur für uns und unsere Themen, wir demonstrieren im Gedenken an sie und an alle Opfer die- ses islamistischen Anschlags. Und ja, wir feiern heute auch. Vielleicht ein wenig ge- dämpfter, vielleicht ein wenig nachdenk- licher, oder sicher ein wenig nachdenkli- cher, aber wir lassen uns davon nicht ab- bringen. Jetzt erst recht.“ Der Christopher Street Day, der bun- desweit an unterschiedlichen Wochenen- den des Jahres begangen wird, erinnert an den 28. Juni 1969. Damals stürmten Polizeikräfte eine New Yorker Schwulen- und Lesbenbar in der Christopher Street und lösten mit diesem Einsatz mehrtä- gige Proteste von Schwulen, Lesben und Transsexuellen aus. Die Veranstalter der CSD wollen mit ihren Paraden und Straßenpartys auf die Rechte von Lesben, Schwulen, Bisexuellen, Transgender, In- tersexuellen und queeren Menschen auf- merksam machen. In Hamburg wurde 1980 der erste Christopher Street Day gefeiert. GEORG WENDT/DPA hersehbar. Es braucht eine Stimmung, in der das Fass überläuft“, sagt er. „Das kann ein schlechtes Ergebnis einer Landtags- wahl sein, das kann aber auch schon die nächste drohende Kürzungsdebatte nach der Sommerpause sein.“ Die schwarz-ro- ten Reformbeschlüsse hätten bereits ge- zeigt, „wie schnell anhand einzelner Maß- nahmen – Krankschreibung, IFG (Informa- tionsfreiheitsgesetz, d. Red.), Vergesellschaf- tungsverbot – die Stimmung in der SPD wieder anfangen kann zu brodeln“. Für den Juso-Vorsitzenden reicht die Krise der SPD weit über Personalfragen hinaus. „Ich weiß, dass es eine beliebte Er- zählung ist, dass gerade wir als historische Partei der Arbeit besonders bei den Arbei- terinnen verloren haben. Dabei ist das Problem viel größer: Wir haben in allen Berufsgruppen verloren“, sagt er. „Das hat natürlich auch damit zu tun, weil wir seit mehr als 20 Jahren immer und immer wie- der die gleichen Fehler machen und uns nicht mehr richtig trauen, Verteilungs- kämpfe zu führen, die mehr Wohlstand für signifi kante Teile der Bevölkerung bringen würden.“ Zu diesen Fehlern zählt er: „Zu viel Status quo verwalten, zu wenig das tatsächlich Richtige tun – auch wenn es anstrengend ist oder wir dafür auch mal auf die Fresse kriegen.“ Zu häufi g wirke es, „als wenn wir einfach gar keine Kämpfe mehr führen wollen“. Trotz seiner Kritik warnt der Juso-Chef davor, die Debatte auf einzelne Personen zu reduzieren. „Die Probleme sind so tief- greifend, ich werde mich hüten, jetzt zu sagen, diese oder jene Person wird sie al- leine lösen.“ Entscheidend sei vielmehr, „dass diejenigen in unserer Partei, die an herausgehobener Position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die Zeit, den Mut und die Ideen haben, die grundlegenden Probleme auch grundlegend anzugehen“. Auch der rheinland-pfälzische Landes- vorsitzende Alexander Schweitzer, der parteiintern als möglicher künftiger SPD- Vorsitzender gehandelt wird, fordert eine inhaltliche Erneuerung. „Die SPD muss wieder spürbar machen, für wen sie Poli- tik macht, statt nur zu berichten, was sie in der Regierung erreicht hat“, sagt der frühere Ministerpräsident „Politico“. Es genüge nicht, Bilanzen vorzulegen und auf den Eff ekt zu hoff en. „Menschen wählen eine Partei nicht, weil man ihnen vorrechnet, dass es sich lohnt. Sie wählen sie, weil sie sich in ihr wiedererkennen und ihr zutrauen, für ihre Lebensrealität einzustehen.“ Schweitzer wirbt zugleich für einen an- deren Politikstil. „Nennen Sie mich pathe- tisch, aber ich bin der Meinung, die Bürge- rinnen und Bürger müssen die SPD wieder fühlen.“ Gerade in „stürmischen Zeiten“ brauche Politik „Emotion, die auf Subs- tanz triff t, nicht Ersatz dafür ist“. Deshalb müsse die SPD „wieder die Herzen der Menschen erreichen“. „Streitereien in Re- gierungsparteien sind übrigens das Gegen- teil von dem, was ich meine.“ REVOLUTIONEN SIND NICHT VORHERSEHBAR. ES BRAUCHT EINE STIMMUNG, IN DER DAS FASS ÜBERLÄUFT PHILIPP TÜRMER, Juso-Vorsitzender SONNTAGSTREND FDP wieder auf fünf Prozent Die liberale Partei knackt erstmals seit anderthalb Jahren wied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Im Sonn- tagstrend, den das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 Insa wöchentlich für „Bild am Sonntag“ erhebt, klettert die FDP um einen Punkt auf fünf Prozent, schreibt die Zeitung. Damit würden die Liberalen aktuell wieder in den Bundestag einziehen. Dies war zuletzt im Januar 2025 der Fall. Stärkste Kraft bleibt laut Vorabbericht der Zeitung die AfD mit unverändert 28 Prozent. Die CDU/CSU bleibt bei 21 Prozent, ebenso Grüne (14 Prozent), SPD (zwölf Prozent) und Linke (elf Prozent). Das BSW stagniert bei vier Prozent und würde so den Einzug in den Bundestag verpas- sen. Fünf Prozent (-1) der Befragten würden eine der sonstigen Parteien wählen, heißt es weiter. Das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 Insa hat für „Bild am Sonntag“ 1201 Personen im Zeitraum vom 27. bis zum 31. Juli 2026 befragt. REGIERUNGS-REFORMEN Nur jeder Vierte glaubt an Erfolg Die Erwartungen an die Bundesregierung sind hoch – das Vertrauen in ihre kurzfristige Handlungsfähigkeit jedoch begrenzt. Eine repräsentative Insa-Umfrage für „Bild“ zeigt: Nur eine Minderheit der Deutschen rechnet damit, dass die schwarz-rote Koalition noch in diesem Jahr wichtige Reformen auf den Weg bringt. Nur 25 Prozent der Befragten glauben dem- nach,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2026 entscheidende Reformvorhaben umsetzen wird. 65 Prozent erwar- ten das nicht. Das ist besonders relevant, weil sich die Regierung für das kommende Jahr unter anderem große Reformen bei Rente, Steuern und Pfl ege vor- genommen hat. Bei den politischen Baustellen sehen die Befragten vor allem in drei Bereichen dringenden Handlungsbedarf: 64 Prozent nennen die Rente als wichtigstes Thema, 63 Prozent die Wirtschaft und 62 Prozent die Gesundheit. Dahinter folgen innere Sicherheit (54 Prozent) und Migration (53 Prozent). GEGEN NEUES HEIZUNGSGESETZ Umwelthilfe plant Klage Die Deutsche Umwelthilfe hat schon für den Monat September eine Verfassungsbeschwerde gegen das neue Heizungsgesetz angekündigt. Bundesgeschäfts- führerin Barbara Metz sagte: „Jetzt wissen wir, wie dieses Gesetz fi nal aussieht. Unser Anwalt Remo Klinger arbeitet nun die Verfassungsbeschwerde aus. Wir werden im September so weit sein, dass wir sie bei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einreichen.“ Das neue Gebäudemodernisierungsgesetz wurd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im Bundesgesetzblatt verkündet. Das Ziel der Klimaneutralität 2045 könne mit diesem Gesetz nicht erreicht werden, sagte Metz. Nach 2044 werde nach wie vor der Einbau von Öl- und Gashei- zungen möglich sein. „Beschwerdeführerinnen und Beschwerdeführer werden junge Menschen sein, die in ihrer Lebenszeit noch gravierendere Auswirkungen der Erderhitzung erleben als jetzt. Sie wohnen zur Miete und sind daher auch stark von den Regelungen im Gebäudemodernisierungsgesetz betroff en.“ Das neue Gebäudemodernisierungsgesetz sieht vor, dass neben einer Wärmepumpe, einem Fernwärmean- schluss, hybriden Heizungsmodellen oder einer Bio- masseheizung weiterhin auch neue Gas- und Ölhei- zungen eingebaut werden können. Voraussetzung ist, dass diese ab 1. Januar 2029 einen steigenden Anteil CO₂-neutraler Brennstoff e wie Biomethan nutzen. POLIZEIGEWERKSCHAFT ZU CSD-ANSCHLAG GdP fordert jetzt Reformen Die Gewerkschaft der Polizei (GdP) fordert Kon- sequenzen aus dem islamistischen Anschlag auf den CSD in Berlin – warnt aber vor populistischen Forderungen und politischen Schnellschüssen. Die Gewerkschaft halte es für geboten, die rechtspoliti- sche Diskussion nach dem Anschlag „auf Grundlage rechtsstaatlicher Prinzipien und einer sachlichen Analyse zu führen“, heißt es in einem Positionspapier des GdP-Bundesvorstands, das dem Redaktions- Netzwerk Deutschland (RND) exklusiv vorliegt. Die GdP sehe derzeit keinen Anlass für eine kurzfristige Änderung im Jugendgerichtsgesetz. Stattdessen solle zunächst die im Koalitionsvertrag vorgesehene Eva- luation des Gesetzes abgewartet werden. Dann könne systematisch bewertet werden, ob es Änderungs- bedarf gebe. „Eine isolierte Verschärfung einzelner Vorschriften unter dem aktuellen Eindruck erscheint demgegenüber nicht sachgerecht“, schreibt der GdP-Bundesvorstand. Reformbedarf sehe die GdP aber im Bereich der gerichtlichen Spezialisierung: Verfahren mit terroristischem oder extremistischem Hintergrund stellten besondere Anforderungen an die gerichtliche Gefährlichkeits- und Sozialprognose. Um Radikalisierungsverläufe, Gefährderbewertungen und die Erfolgsaussichten von Deradikalisierungs- maßnahmen zu beurteilen, brauche es besondere Fachkenntnisse. „Die GdP regt daher an, zu prüfen, ob für Staatsschutzverfahren gegen Jugendliche und Heranwachsende spezialisierte Jugendkammern bei den Landgerichten geschaff en oder direkt dem Ober- landesgericht zugewiesen werden sollten.“ STRAFEN FÜR GANGMITGLIEDER Schweden verdoppelt Haftdauer Im Kampf gegen brutale Gangs zieht Schweden die Zügel an: Bandenkriminelle können ab sofort dop- pelt so hart bestraft werden. Ein Gangmitglied, das mit einer Schusswaff e festgenommen wird, musste der Nachrichtenagentur TT zufolge bislang mit einer Höchststrafe von vier Jahren rechnen. Seit Samstag kann derselbe Bandenkriminelle mit bis zu acht Jahren Gefängnis bestraft werden. Sogar für Minderjährige soll das doppelte Strafmaß gelten – allerdings soll es für Jugendliche andererseits auch Strafnachlässe geben. Schweden kämpft seit vielen Jahren gegen die grassierende Gang-Gewalt. Banden heuern gezielt Minderjährige für Auftragsmorde an. Bislang hatte das Land der Kriminalität kaum etwas entgegenzusetzen. In diesem Jahr liegt die Zahl der Schusswaff entaten und Schusswaff entoten aber bislang auf vergleichsweise niedrigem Niveau. Die doppelten Strafen haben sich die Schweden nun vom Nachbarn Dänemark abgeguckt. Dort werden Verbrechen im Zusammenhang mit Bandenkriminali- tät schon länger härter bestraft. Die Obergrenze für das verdoppelte Strafmaß in Schweden liegt künftig bei 18 Jahren. Das Gesetz ist Teil eines umfassenden Reformpakets im Strafrecht, das außerdem die Ver- schärfung von rund 50 Strafrahmen beinhaltet. Es wurde Mitte Juni im schwedischen Parlament verab- schiedet und ist seit 1. August in Kraft. Das Gesetz ist aber umstritten: Einige Experten hatten die längeren Freiheitsstrafen als wirkungslos kritisiert. Das Land ist seit Jahren mit ausufernder Bandenkriminalität konfrontiert: Die Gangs, die großteils aus jungen Männer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bestehen, kämpfen um die Kontrolle des Drogenmarktes, sie liefern sich Schießereien und verüben Anschläge mit selbst gebauten Sprengsätzen. NACH STARKEM ERDBEBEN Japaner flüchten aus Häusern Auch mehrere Tage nach dem schweren Erdbeben bleibt die Situation in Japan angespannt. Tausende Menschen verbrachten die Nacht am Freitag in über- füllten Notunterkünften oder schliefen aus Sorge vor Nachbeben in ihren Autos. Zugleich haben Teile des Landes mit Wasser- und Treibstoff knappheit zu kämpfen. Hinzu kommen Temperaturen von deutlich über 30 Grad. Das Erdbeben der Stärke 7,1 hatte am Dienstag die südliche Hauptinsel Kyushu erschüt- tert. Es löste unter anderem eine Explosion in einem Einkaufszentrum aus, brachte den Schornstein einer Fabrik zum Einsturz und zerstörte zahlreiche Häuser. Die Zahl der Todesopfer ist auf 34 gestiegen, wie die Regierungsverwaltung der Präfektur Kumamoto mit- teilte. Mehr als 79.000 Haushalte waren am Freitag ohne Wasser, weitere 3500 ohne Strom. Nach Behör- denangaben hielten sich mehr als 9000 Menschen in Notunterkünften auf. NACHRICHTEN PICTURE ALLIANCE / ABBFOTO PICTURE ALLIANCE/DPA
4 POLITIK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E s gibt keinen besseren Ort, um sich von einem Rentner, der mit Burberry-Cap und Holzperlen-Sitzauflage im silbergrauen Bentley-Cabrio sitzt, die Vorfahrt nehmen zu lassen, als Gmund am Tegernsee. Wirklich. Das ist wunderschön. Die Sonne scheint, der See plätschert so vor sich hin. Rennrad- fahrer sausen durch die Landschaft aus Bergen, Wiesen und See und machen eine Pause beim „Meier Bäck“, wo es die leckersten Croissants mit weißer Scho- koladenfüllung gibt. FRÉDÉRIC SCHWILDEN Die Männer vom Gartenamt stutzen die Grünpflanzen auf den Verkehrsin- seln. Gmund am Tegernsee hat etwas we- niger als 6000 Einwohner, ist überdurch- schnittlich wohlhabend und überdurch- schnittlich gut gelaunt. Gmund könnte die Herzkammer des Friedrich-Merz-lie- benden CSU-Landes sein. Wohlständig. Fleißig. Wertkonservativ. Tatsächlich hat Merz auch seinen Zweitwohnsitz hier. Seine Frau hat vor einiger Zeit ein Haus hier geerbt. Beide sollen gerne hier sein. Wie schauen die Leute hier auf den Kanz- ler und seine Politik? Wie schauen die Leute hier auf Deutschland? Eine erste Antwort geben die Wahl- ergebnisse. Bei der Bundestagswahl 2025 kam die CSU in Gmund auf 46,56 Prozent der Zweitstimmen. Die SPD lag bei 7,78 Prozent. Die AfD erreichte 16,23 Prozent –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 wie vier Jahre zuvor, als sie noch bei 7,5 Prozent gelegen hatte. In einem Ort wie Gmund sollte das ein Warnsignal sein. Die Malerin Ekaterina Zacharova je- denfalls steht barfuß in der Tür ihrer Ga- lerie an der Wiesseer Straße und schaut nach draußen. 1968 wurde sie in Moskau geboren. Schloss später dort ein Studium der Malerei an der Surikov-Akademie ab. 1993 besuchte sie die Kunstakademie Stuttgart. Und verliebte sich in Deutsch- land. 1996 zog sie nach Bayern. Erst nach Rosenheim. Und dann nach Gmund. Auf dem Balkon ihrer Wohnung über der Galerie serviert sie Kaffee und Kuchen. Shar-Pei-Hund Flora bellt zur Begrü- ßung. „Bayern sind Russen sehr ähnlich“, sagt Zacharova. „Sie sind ein bisschen anarchistisch.“ Wir schauen uns das vor einiger Zeit enthüllte Merkel-Porträt an. Ich frage sie, wie sie Friedrich Merz ma- len würde. Sie sagt: „Als Künstlerin ist es das Beste, keine Absicht zu haben, wenn man einen Menschen malt. Die eigene Kunst ist weniger wichtig als der Mensch, dem man gerecht werden muss.“ Ob sie Merz schon mal hier gesehen habe? „Je- der hier weiß, wo das Haus vom Bundes- kanzler ist. Aber gesehen habe ich ihn noch nie.“ Zacharovas Mann, der sehr sympathi- sche Allgemeinarzt aus dem Ort, kommt nach Hause. Was die Menschen hier in Gmund beschäftigt, sind die gleichen Dinge wie anderswo. Hohe Benzin- preise. Knapper Wohnraum. Und eine Fassungslosigkeit über die erratischen Entscheidungen des Kanzlers. Zum Ab- schied sagt die Malerin Zacharova: „Uns geht es gut hier. Aber nicht jeder kann sich das leisten.“ Und sie erzählt von ei- nem Pfleger, den ihr Mann gut kennt, der drei Jobs machen muss, um seine Miete hier zu zahlen. Das vergisst man schnell bei all den Bentleys, Porsches und Car- bon-Rennrädern, bei den Menschen wie Uli Hoeneß oder Manuel Neuer, die man hier in der Gegend ständig sieht. Hier leben ganz normale Menschen, die nor- male Dinge tun. Sebastian Lechner ist einer von ih- nen. Geboren in Tegernsee. Lebt aber in Gmund. Zur Arbeit in einem Sportmar- keting-Unternehmen fährt er jeden Tag mit der Bahn nach München. Lechner ist 28 Jahre alt, Vorsitzender der Bayern- freunde Tegernseer Tal, einem FC-Bay- ern-Fanclub. Heute ist öffentliches Trai- ning des FC Bayern in Rottach-Egern. Lechner spielt seit Jahren bei Rottach- Egern. Klar, dass er da auch hier ist. Mehr als 1000 Leute sind gekommen, um den Bayern zuzusehen. Es gibt Bratwürste und Bier. Junge Buben drängen sich an die Gitter, die die Straße vor dem Sport- platz freihalten. Und dann kommen die Bayern, Kimmich, Tah, Neuer und wie sie alle heißen, auf Fahrrädern eingefahren. Und die Augen der Kinder blitzen. Blas- musik wird gespielt. Und Sebastian Lechner erzählt, auf einer Bierbank sitzend: „Ich lebe hier gerne. Ich brauche zwar 30 Minuten län- ger zur Arbeit als Kollegen in München. Dafür bin ich aber in fünf Minuten von zu Hause am See“, sagt er. Aber „ein Haus bauen oder kaufen kommt – Stand jetzt – gar nicht infrage. Es ist einfach zu teuer. Unter einer Million Euro hast du hier kei- ne Chance. Ich lebe zur Miete zu einem sehr fairen Preis. Weil sich die Einheimi- schen da helfen.“ Und obwohl Lechner in Gmund lebt, hat er den Kanzler hier auch noch nie gesehen. Lechner sagt: „Ich erwarte von Politikern, dass sie die Möglichkeiten schaffen, dass auch junge Menschen, die nicht aus reichen Familien kommen, hier leben können. Auch die Spritpreise sind super beschissen. Und der größte Teil davon sind Steuern.“ Die AfD kommt für ihn nicht infrage, genauso wenig wie ganz links zu wählen. Lechner hat beim letzten Mal CSU ge- wählt. Die Entscheidung würde er heute aber „differenzierter betrachten“. Er fin- det: „Manche Themen kann man kaum noch ansprechen, ohne direkt einer be- stimmten politischen Richtung zugeord- net zu werden.“ Eigentlich müsste das hier Merz-Land sein. Hier leben viele, die fleißig waren und sind und mit ihren Händen und Gedanken gutes bis absurd viel Geld verdienen und verdient haben. Aber man spürt hier überall eine gro- ße Distanz zur Berliner Auslegung der Christdemokratie. Am Abend ist im Gasthof „Herzog Ma- ximilian“ Musikanten-Stammtisch. Da sitzen sie bei Hellen und Schnäpsen am Tisch. Eine Frau mit Gitarre, zwei Män- ner mit Akkordeon, ein Posaunist, noch ein Gitarrist und ein Mann an der Tuba. „Grüßen Sie die Kollegen Poschardt und Don Alphonso“, sagt einer der Musi- kanten. Alle Tische sind belegt. Es gibt Schweinebraten, Schwammerl-Salat und viele Helle. „Fragen Sie doch, ob Sie sich dort dazusetzen können“, sagt die Bedie- nung. Und dann sitzt man da am Tisch. Mit einem ehemals hohen Tier eines Automobilunternehmens, einer Ergothe- rapeutin, aufgewachsen in der DDR, und einem Dritten aus der Gegend. Die Stim- mung ist eindeutig. „Merz kann’s nicht“, sagt einer. „Die Regierung fliegt der Union spätestens nach der Sommerpau- se auseinander“, sagt ein anderer. „Er ist eine der größten Enttäuschungen. Hat so viel versprochen. Und nichts gehalten.“ Drinnen sitzt Johann Schmid, 69 Jah- re alt, guter Bart und Trachtenjacke, mit einem Bier. Schmid ist seit drei Jahren in Rente. Er war 18 Jahre Postbeamter und dann 33 Jahre selbstständig im Versiche- rungsaußendienst. Heute ist Schmid Vor- sitzender der SPD Gmund und in so ziem- lich allen Vereinen, die es gibt. Außerdem hilft er ehrenamtlich beim Seniorenein- kaufsdienst. Schmid sagt: „Ursprünglich war ich in der Jungen Union. Aber als der Strauß in seiner Sonthofener Rede das Wohl der Partei über das Allgemeinwohl gestellt hat und als der Nato-Doppelbe- schluss kam, da war das nicht mehr mei- ne Partei. Jetzt bin ich seit über 40 Jahren in der SPD.“ Natürlich ist er nicht gut auf Merz zu sprechen. Aber auch ganz allge- mein nicht auf Berlin. „Große Politik ist zu oft nur noch Symbolpolitik. Krank- schreibung vom Arzt am ersten Arbeits- tag? Das schafft nur Aufwand. Da sitzen Leute, die von der Praxis keine Ahnung mehr haben.“ Am Abend ist Seefest. Da kommen sie alle aus den Orten rund um den Tegern- see. Der krönende Abschluss ist dann das riesige Feuerwerk, das man von überall im Tal sehen kann. Unternehmer Michael Much, 54, ist auch da. Wir sprechen ein paar Tage später. Da hat es zeitlich bes- ser gepasst. Überregionale Bekanntheit erlangte Much, als er Plakate gegen die Grünen in Gmund aufhing und ein Straf- verfahren bekam. Am Ende wurde er frei- gesprochen. Much war jahrelang in der CSU. Im Frühjahr dieses Jahres ist er aus- getreten. Much sagt: „Für mich hat die CSU den Bezug zum Mittelstand und zur wirtschaftlichen Realität unseres Landes verloren. Wer – wie ich – Verantwortung für ein Unternehmen und damit für Mit- arbeiter und deren Familien trägt, erwar- tet eine klare und wirtschaftsfreundliche Linie, keine Ankündigungspolitik.“ Wie viele hier hatte Much durch Merz „auf eine echte wirtschaftspolitische Kehrtwende“ gehofft: Bürokratieabbau, Senkung der Lohnnebenkosten und ins- gesamt verlässliche Rahmenbedingun- gen. Der Aufbruch aber ist ausgeblieben. „Geblieben ist vor allen Dingen Enttäu- schung. Auch Enttäuschung über ver- passte Chancen.“ Am Abend des See- festes hat Much auch mit vielen seiner Unternehmerkollegen gesprochen. „Die Verunsicherung ist groß. Der Zusam- menhalt der Bürger und Unternehmer in der Region ist da, das Vertrauen in die Wirtschaftskompetenz der großen Volks- parteien ist jedoch tief erschüttert. Die Folge: Investitionen werden zurückge- halten oder bleiben ganz aus.“ In Gmund selbst sei der Bundeskanzler aber kaum wahrnehmbar, sagt Much. „Wenn er dann tatsächlich mal mit dem Rad zum Bäcker in den Nachbarort fährt und dabei von einem halben Dutzend Personenschüt- zern – ebenfalls auf dem Rad – umringt ist, wirkt das auf die Einwohner hier im Tegernseer Tal eher befremdlich.“ Aber wie wohnt denn jetzt Merz, wenn er mal hier ist? Im Ortsteil St. Quirin muss man einfach den steilsten Straßen folgen. Das Haus, das von Ilse Aigner (CSU) mal als „Häuserl“ bezeichnet wur- de, hat einen weitläufigen Blick ins Tal. Es ist unscheinbar. Eher zweckmäßig. Schön gelegen, aber keine schöne Architektur. Dass es sich hierbei um den Zweitwohn- sitz des Bundeskanzlers handelt, könnte man nicht erkennen. Nur die holzver- kleideten, aber an diesem Morgen unbe- mannten Polizeicontainer, die da nutzlos in der Landschaft stehen, sagen, dass hier etwas anders ist. Unten weiden Kühe. Und oben ist der Wald. Eine Kamera mit Flecktarnnetz ist das Einzige, was auffällt. Die Kolle- gen von „Politico“ hatten gerade berich- tet, dass das Haus ein Sicherheits-Up- grade bekommen habe. Von „kugel- und abhörsicherem Glas“ war da die Rede. Über die Kosten schweigt die Bundesre- gierung. Vielleicht auch besser so. Zei- tungen und Medien schreiben über Ge- rüchte von einem Kanzlertausch in der Union. „CDU-Regierungschefs könnten Merz zum Rücktritt drängen“, heißt es etwa. Immerhin – dann hätte Merz mehr Zeit, auf die Kühe und den See und die Berge zu schauen. Und wenn die Mähdrescher und Traktoren der Nachbarn mal wieder zu laut sind, dann sorgt das abhörsichere Glas immerhin für Ruhe. Denn abhören will Merz dann keiner mehr. „Er hat so viel versprochen. Und nichts gehalten“ Der kleine Ort Gmund am Tegernsee ist wohlhabend, malerisch und fest in CSU-Hand. Doch ausgerechnet dort, wo der Kanzler seinen Zweitwohnsitz hat, enttäuscht Merz auf ganzer Linie. Ein langjähriges CSU-Mitglied ist sogar ausgetreten Musikanten-Stammtisch im Gasthof „Herzog Maximilian“ in Gmund FRÉDÉRIC SCHWILDEN „Es gibt keine Lex AfD“ Mehrere AfD-Kandidaten werden in Norddeutschland nicht zur Kommunalwahl zugelassen. Niedersachsens Innenministerin Behrens (SPD) verteidigt das D aniela Behrens (SPD) ist seit Januar 2023 Innenministerin in Nieder- sachsen. Die 58-jährige Politikwis- senschaftlerin scheut zumindest beruflich keine Auseinandersetzung, legt sich mit dem grünen Koalitionspartner ebenso an wie mit der niedersächsischen Fußballfan- Szene. Die größte Gefahr für den Rechts- staat sieht sie im Rechtsextremismus. ULRICH EXNER WELT: Frau Behrens, fühlen Sie sich eigent- lich wohl in der Rolle der unnachgiebigen AfD-Jägerin? DANIELA BEHRENS: Ich empfinde meine Rolle überhaupt nicht so. Ich habe einen Eid auf die Verfassung abgelegt und bin für die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zuständig. Diese Verantwortung nehme ich ernst. Die Jagd- metaphern überlasse ich anderen. WELT: Sie haben in Niedersachsen recht- zeitig vor der Kommunalwahl im Sep- tember die Regeln zur Verfassungstreue- Prüfung von Bewerbern so verschärft, dass jetzt reihenweise AfD-Kandidaten nicht zur Wahl zugelassen werden. War das nötig? BEHRENS: Eine Verschärfung hat nicht stattgefunden. Wir haben bestehende Re- geln konkretisiert. Bewerber für das Amt eines Landrats oder Bürgermeisters, und allein um die geht es, mussten schon immer auf ihre Verfassungstreue überprüft wer- den. Das verlief in den meisten Fällen un- spektakulär. Jetzt ist es aber so, dass wir es deutlich häufiger als früher mit Bewerbern einer Partei zu tun haben, die vom nieder- sächsischen Verfassungsschutz als gesi- 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 eingestuft wird. Wenn deren Mitglieder für Ämter kandi- dieren, die dem Beamtenrecht unterliegen, müssen die kommunalen Wahlausschüsse genau hinschauen können. Deshalb haben wir es diesen Gremien ermöglicht, auch Er- kenntnisse des Verfassungsschutzes in ihre Prüfung einzubeziehen. WELT: Das Hauptsacheverfahren zur Einstufung der niedersächsischen AfD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 ist noch nicht abgeschlossen. Halten Sie es nicht für überzogen, eine so weitrei- chende Entscheidung wie das Entziehen des passiven Wahlrechts auf eine vorläu- fige Eilentscheidung eines Gerichts zu gründen? BEHRENS: Es gibt noch keine letztins- tanzliche Entscheidung. Allerdings hat das Verwaltungsgericht Hannover in seinem umfangreichen Beschluss die Einschätzung des niedersächsischen Verfassungsschut- zes sehr deutlich nachvollzogen. Die AfD geht dagegen vor, nun müssen wir die wei- tere gerichtliche Entwicklung abwarten. Solange ist die Partei als gesichert rechts- extremistisch zu bezeichnen und entspre- chend zu behandeln. Das ist die Rechtslage. WELT: Muss ein Wahlausschuss in sol- chen Fällen eine Verfassungstreue-Prü- fung einleiten? Oder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Kann-Regel? BEHRENS: Die Prüfung der Verfassungs- treue gehört zum gesetzlichen Auftrag der Wahlausschüsse. Neu ist allein die Möglich- keit, zusätzliche Informationen zu nutzen. Die Ausschüsse entscheiden weiterhin ei- genständig, weisungsfrei und mehrheitlich. Wir haben ihnen lediglich den Zugang zu weiteren Informationen erleichtert. WELT: Die Entscheidungen der Wahl- ausschüsse fallen sehr unterschiedlich aus. Im Landkreis Lüneburg, in Friesland und in der Stadt Wilhelmshaven wurden AfD-Landtagsabgeordnete von der Wahl ausgeschlossen, in Hannover darf die ört- liche AfD-Landtagsabgeordnete dagegen für das Amt des Oberbürgermeisters kandidieren. Wie erklären Sie das? BEHRENS: Weil die Zugehörigkeit zur Partei allein nicht ausschlaggebend ist. Die Wahlausschüsse betrachten die jeweilige Person und die konkreten Erkenntnisse zu ihr. Dabei spielen öffentliche Äußerungen, politische Aktivitäten und weitere Informa- tionen eine Rolle. Die Entscheidungen be- ziehen sich immer auf den Einzelfall. Mein Job ist es, den Ausschüssen die Instrumente an die Hand zu geben, die sie brauchen, um fundierte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Wir tun gut daran, diesen Gremien zu vertrau- en. Sie haben ihre Aufgabe in der Vergan- genheit gut bewältigt. WELT: In Hannover war dem Wahlaus- schuss vor allem das juristische Risiko zu groß. Die Mitglieder hatten Sorge, dass die Wahl letztlich hätte wiederholt wer- den müssen, wenn die AfD-Kandidatin nicht zugelassen worden wäre. Halten Sie diese Argumentation für nachvoll- ziehbar? BEHRENS: Das war die Entscheidung des dortigen Wahlausschusses, die ich respek- tiere. Gerade an diesem Fall sieht man, dass das System insgesamt funktioniert. Die Gremien wägen sorgfältig ab und wissen, welche Konsequenzen ihre Entscheidun- gen haben können. WELT: Kann es sein, dass die Wahlaus- schüsse mit solch weitreichenden Ent- scheidungen schlicht überfordert sind? BEHRENS: Es ist zweifellos eine Heraus- forderung. Aber noch einmal: Die Wahlaus- schüsse hatten schon immer die Aufgabe, zu entscheiden, ob Bewerber die rechtli- chen Voraussetzungen erfüllen. Dass nun häufiger Kandidaten einer als rechtsextre- mistisch eingestuften Partei betroffen sind, verändert zwar die Dimension, aber nicht den Grundsatz. WELT: Dennoch treffen jetzt ehrenamt- liche Gremien Entscheidungen über den Entzug eines fundamentalen Grund- rechts, nämlich das passive Wahlrecht. Ist das nicht problematisch? BEHRENS: Nein. Zum einen gibt es um- fangreiche rechtliche Vorgaben. Zum an- deren können sämtliche Entscheidungen gerichtlich überprüft werden. Das ist seit Jahrzehnten gelebte Praxis im Wahlrecht. Sollte sich nachträglich herausstellen, dass eine Entscheidung rechtswidrig war, kann das Folgen bis hin zur Wiederholung einer Wahl haben. Es gibt also wirksame rechts- staatliche Kontrollmechanismen. WELT: Juristen sehen in dem niedersäch- sischen Vorgehen dennoch eine Art Par- teiverbot durch die Hintertür. BEHRENS: Andere Juristen halten das Vor- gehen ausdrücklich für richtig. In einem Rechtsstaat gibt es unterschiedliche Be- wertungen. Für mich steht im Mittelpunkt, dass wir in einer wehrhaften Demokratie le- ben. Wer öffentliche Ämter anstrebt, muss die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Grundord- nung akzeptieren. Angesichts der Erkennt- nisse über Teile der AfD wäre es fahrlässig, diese Fragen gar nicht zu stellen. WELT: Verstehen Sie, dass manche Wäh- ler den Ausschluss von AfD-Kandidaten dennoch als undemokratisch und die von Ihnen als „Konkretisierung“ bezeichne- ten Änderungen der Wahlordnung als Lex AfD empfinden? BEHRENS: Natürlich sind solche Entschei- dungen erklärungsbedürftig. Deshalb spre- chen wir auch offen darüber. Aber demokra- tisch legitimierte Verfahren, die gesetzlich vorgesehen sind und gerichtlich überprüft werden können, sind per se nicht undemo- kratisch. Di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ha- ben weiterhin die Möglichkeit, ihre politi- sche Entscheidung zu treffen. Es gibt keine „Lex AfD“. Wenn überhaupt, dann müssten Sie von einer „Lex Extremismus“ sprechen, die für Islamisten ebenso gilt wie für Links- und Rechtsextremisten. WELT: Haben Sie keine Sorge, dass die Nicht-Zulassung hochrangiger Vertreter der größten Oppositionspartei des Bun- destags die AfD-Anhänger bei den kom- menden Wahlen zusätzlich mobilisieren könnte? BEHRENS: Die AfD pflegt seit Jahren ein Opfernarrativ und versucht, daraus politi- schen Nutzen zu ziehen. Ob ihr das gelingt, entscheiden di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Unsere Aufgabe ist es nicht, Wahlkampf- strategien einzelner Parteien zu berück- sichtigen, sondern das geltende Recht an- zuwenden. WELT: Halten Sie ein AfD-Verbotsverfah- ren für richtig? BEHRENS: Wenn die Datenlage es her- gibt, muss man diese Möglichkeit prüfen. Das Grundgesetz hat dafür entsprechende Mechanismen vorgesehen. Angesichts der Erkenntnisse, die inzwischen in mehreren Bundesländern vorliegen, und auch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laufenden Verfahrens des Bundesamtes für Verfassungsschutz, sollte man sich dem Thema in einem geord- neten Prüfverfahren nähern. Entscheidend wird sein, wie die Gerichte die vorliegenden Erkenntnisse bewerten. PICTURE ALLIANCE/DPA
POLITIK 5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Die Schlacht um Kramatorsk – Wo Putin den Krieg entscheiden will Nicht nur Kiew, auch die umkämpfte Ostukraine bleibt Ziel von heftigen Angriffen. Moskau setzt Gleitbomben ein, viele Menschen trauen sich nicht mehr auf die Straße D ie Rettungssanitäterin Victoria muss sich erst einmal setzen, nach- dem sie mit ihrem Kollegen gerade einen verletzten Soldaten ins Feldlazarett der ukrainischen 93. Brigade in Krama- torsk gebracht hat. Die 38-Jährige atmet wie nach einem Hundertmeterlauf, das Adrenalin scheint ihren Puls auf 180 ge- trieben zu haben. „Wir mussten nach Druschkiwka“, sagt Victoria. „Ein Wun- der, dass wir ungeschoren rein- und raus- gekommen sind.“ ALFRED HACKENSBERGER Jede Woche würde sich die Lage ver- schlimmern, wie sie erzählt. „Entlang der Strecke steht ein verbranntes Fahrzeug nach dem anderen und russische Drohnen können überall lauern. Wir sind mit 140 Kilometern pro Stunde zurückgerauscht.“ Russland setzt seinen Krieg gegen die Uk- raine mit unverminderter Härte fort. Am Samstag war die Hauptstadt Kiew Haupt- ziel eines russischen Großangriffs, bei dem nach offiziellen Angaben mindestens neun Menschen getötet und 28 Personen verletzt wurden. In der Nacht auf Sonntag wurden die Angriffe fortgesetzt, mindes- tens drei Menschen wurden getötet, die Stadt wurde von heftigen Explosionen er- schüttert. Doch auch im Osten der Ukraine in- tensivieren sich die Kämpfe. Besonders bedrohlich ist die Entwicklung rund um Kramatorsk. Die nahegelegene Stadt Kost- jantyniwka ist seit Monaten besonders schwer umkämpft, russische Infiltratio- nen haben beinahe die gesamte Stadt zu einer Grauzone gemacht, in der es jeder- zeit zu Gefechten kommen kann. Auch die nur rund zehn Kilometer entfernte Stadt Druschkiwka wird nun ständig beschos- sen – denn sie ist Teil des ukrainischen Festungsgürtels in der Oblast Donezk, der angesichts russischer Angriffe der vergan- genen Monate immer mehr unter Druck kommt. Kramatorsk und das benachbarte Slowjansk bilden das Zentrum des von Ki- ew kontrollierten Teils der Oblast Donezk. Vor dem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 lebten dort rund 250.000 Menschen. Heute ist es nicht einmal mehr die Hälfte. Moskau will die Region mit allen Mit- teln erobern. Der russische Präsident Wladimir Putin hat angeordnet, die ge- samte Oblast Donezk bis spätestens zum 31. Dezember vollständig einzunehmen, nachdem Kiew die geforderte freiwillige Übergabe verweigert hat. Putins Zeitplan ist zwar wenig realistisch: Die russische Armee kommt nur langsam vorwärts und verliert überproportional Soldaten sowie Ausrüstung, was nach über vier Kriegsjah- ren immer schwieriger zu ersetzen ist. Zu- dem fliegen die ukrainischen Drohnenver- bände vermehrt Mittelstreckenangriffe. Diese greifen die russische Kriegslogistik bis zu 200 Kilometer hinter der Frontlinie an und verzögern den feindlichen Vor- marsch. Trotzdem erzielen die russischen Truppen wichtige Erfolge: Vor einem Jahr waren sie noch etwa 30 Kilometer von Kramatorsk entfernt, heute sollen es we- niger als die Hälfte sein. An der Front gibt es die sogenannte „Kill Zone“, also eine Todeszone, in der Solda- ten dauerhaft tödlicher Gefahr ausgesetzt sind und traditionelle mechanisierte Vor- stöße mit gepanzerten Fahrzeugen nahezu unmöglich sind. Deshalb schickt Russland kleine Infiltrationsteams in die Grauzone, die dann Schritt für Schritt von weiteren wenigen Soldaten verstärkt werden, um Positionen zu sichern. Das ist zeitaufwen- dig und mit hohen Verlusten verbunden, aber es ist die vorherrschende russische Taktik – mit der Moskau Stück für Stück vorrückt. Die Folgen dieser Taktik hat La- dislaw, der eben erst in Kramatorsk einge- lieferte Soldat, am eigenen Leib erfahren. Er wurde in einem Angriff mit Gleitbom- ben verwundet. Ladislaw hatte großes Glück – außer einer Gehirnerschütterung und einigen Prellungen fehlt ihm nichts, obwohl er im ersten Stockwerk eines Ge- bäudes positioniert war, das durch eine der gelenkten Gleitbomben völlig zerstört wurde. Unmittelbar nach der Untersu- chung raucht der 32-Jährige schon wieder eine Zigarette im Eingangsbereich des Feldlazaretts. Ganz nach draußen darf er wegen möglicher russischer Aufklärungs- drohnen nicht. „Wenn das alles meine Mutter erfährt, bringt sie mich um“, sagt Ladislaw scherzhaft. Das Problem allerdings ist ernst, denn die Sorge ist groß, dass Kramatorsk und die anderen Festungsstädte in Donezk frü- her oder später womöglich etwa dasselbe Schicksal wie so viele andere ukrainische Orte zuvor ereilt. WELT war seit Beginn der russischen Invasion in all den Städten unterwegs, die nach monatelangen und schweren Kämpfen schließlich von Russ- land eingenommen wurden – von Popasna über Sjewjerodonezk und Bachmut, bis hin zu Awdijiwka. „Infiltrationen sind ein Problem“, sagt Anton Samarin, der stell- vertretende Kommandeur der 93. Briga- de, die bei Kostjantyniwka im Einsatz ist. „Aber sie sind kontrollierbar, man muss nur Spezialeinheiten schicken und Säube- rungsaktionen durchführen.“ Das klingt einfach, ist es aber nicht. Denn die Infilt- rationen zwingen die Ukrainer, Einheiten abzuziehen, um Gebiete zu durchsuchen und die russischen Soldaten aufzuspüren. Für den erst jüngst neu ernannten Oberbefehlshaber Mychajlo Drapatyj dürfte es oberste Priorität haben, ein Vor- rücken der Russen im Osten zu verhin- dern, schließlich geht es um eine zentrale Entscheidungsschlacht. Unabhängig von den derzeitigen Erfolgen der ukrainischen Langstreckendrohnenangriffe in Russ- land, die die Ölinfrastruktur lahmlegen und den militärisch-industriellen Kom- plex treffen, wäre der Verlust der Oblast Donezk für Kiew eine der schwersten Nie- derlagen und einer der größten Triumphe für Putin seit Beginn des Krieges. Drapa- tyj wird wohl versuchen, Zeit zu gewin- nen, auf dass die ukrainischen Langstre- cken- und Mittelstreckendrohnenangriffe zur Wende der militärischen Lage zuguns- ten Kiews beitragen. Täglich gibt es Mel- dungen über die Angriffe der Ukrainer auf russisches Territorium. So meldete Russ- land am Sonntag, dass bei ukrainischen Drohnenangriffen mindestens zwei Men- schen ums Leben gekommen seien. Das russische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teilte mit, das Militär habe in der Nacht 635 uk- rainische Drohnen abgeschossen. Erfahrene Beobachter sind überzeugt, dass Russland kaum vor Jahresende die gesamte Donezk-Oblast einnehmen kann – zumal die Sommeroffensive der Russen bisher als gescheitert gilt. „Im Juni 2026 rückte die russische Armee durchschnitt- lich nur 1,03 Quadratkilometer pro Tag vor“, schreibt die US-Denkfabrik Institu- te for the Study of War. „Sie müsste noch etwa 5305 Quadratkilometer erobern, um den Rest des Gebiets Donezk einzuneh- men, und es ist höchst unwahrscheinlich, dass sie dies bis zum neu gesetzten Stich- tag (am 31. Dezember, d. Red.) schaffen.“ Für die Lage der Zivilbevölkerung vor Ort haben die zwar langsam, aber stetig näher rückenden russischen Truppen al- lerdings drastische Auswirkungen. Die ukrainischen Städte werden Tag für Tag von Drohnen und Gleitbomben angegrif- fen. In Kramatorsk kann man nachts nicht mehr auf die Straße gehen. Das Surren feindlicher Drohnen auf der Suche nach Zielen ist allgegenwärtig. Vielfach sind die Zufahrtswege mit Netzen abgedeckt, aber Schlupflöcher gibt es immer wieder, wie auch erfolgreiche Drohnenattacken auf Tankstellen, Polizeifahrzeuge und die Feuerwehr zeigen. Es sind die Weißen Engel, eine Abtei- lung der nationalen Polizei, die in Krama- torsk Zivilisten aus gefährdeten Gebieten evakuieren. Dazu zählen gerade Vororte am östlichen Stadtrand, die besonders nah am Frontgeschehen liegen. Aber auch innerhalb des Ortskerns entschließen sich mehr und mehr Menschen, ihr Heim zu verlassen. „Unsere Oma ist 89 Jahre alt“, sagt Familienvater Andre. „Wir können nicht warten, bis sich die Situation wei- ter verschlechtert.“ In einem gepanzerten Fahrzeug wird die Seniorin bei gleißender Sommerhitze aus dem dritten Stock nach unten getragen. Die Habseligkeiten der fünfköpfigen Familie werden im Wagen verstaut, dann geht es zur Sammelstelle für Flüchtlinge. Ende Juli führte die russische Armee in der „Kill Zone“ im Frontabschnitt bei Druschkiwka nach vielen Monaten erst- mals wieder überraschend einen mecha- nisierten Angriff mit zwei gepanzerten Kolonnen durch. Man wollte wohl die zeitraubenden Infiltrationen abkürzen. „Ein mechanisierter Angriff trägt dazu bei, Hunderte Männer nahe an die Front zu bringen. Jetzt besteht ihre Priorität darin, die nächste Schlacht für Drusch- kiwka vorzubereiten“, analysiert der Mi- litärexperte Clément Molin von der Uni- versität Lille auf X. V or dem Eingang zur ukrai- nischen Botschaft in Ber- lin-Mitte steht ein Schild, das dort ein absolutes Hal- teverbot ausweist: „Ab 24.02.2022“ ist darauf zu lesen – das Da- tum des russischen Großangriffs auf die Ukraine. Oben in seinem Büro begrüßt Botschafter Oleksii Makeiev. Er vertritt das angegriffene Land seit Oktober 2022 in Deutschland. FLORIAN SÄDLER WELT: Herr Botschafter, in Kiew hat Präsident Selenskyj jüngst die Regie- rung umgebaut, unter anderem den beliebt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ent- lassen und damit Proteste ausgelöst. Wie sehr beeinträchtigt die Rochade den ukrainischen Abwehrkampf? OLEKSII MAKEIEV: Der Juli ist offen- bar ein komischer Monat für Kabinetts- umbildungen. WELT: Weil eine solche zuletzt nicht nur in der Ukraine, sondern auch in Deutschland für politischen Ärger ge- sorgt hat, meinen Sie? MAKEIEV: Ja … Das ist die Antwort. (lacht) WELT: Lassen Sie uns kurz in Deutschland bleiben: Die als russland- freundlich geltende AfD könnte im September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in Sachsen-Anhalt erstmalig einen Mi- nisterpräsidenten stellen. Beunruhigt Sie diese Aussicht? MAKEIEV: Als Botschafter darf ich mich nicht in innere Angelegenheiten einmi- schen. Die deutschen Wähler treffen ih- re eigenen Entscheidungen. Als europäi- scher Botschafter weise ich jedoch dar- auf hin, dass es in Deutschland Parteien am rechten und am linken Rand gibt, die offenbar jeden Morgen Weisungen aus Moskau bekommen. Denn aus eigener Dummheit heraus könnte man so etwas nicht von den Sitzen des Bundestags oder der Landtage vortragen. WELT: Sie meinen BSW, Linke und AfD? MAKEIEV: Meine klare Botschaft an die Wähler lautet: Schauen Sie aufmerksam – um eine Alternative für welches Land geht es letztlich? Damit man nicht den Dingen Vorschub leistet, vor denen wir Europäer uns eigentlich schützen soll- ten: vor Autokratie, vor Ausländerhass, vor der Billigung von Kriegsverbrechen, vor Aggression. Als Europäer will ich, dass die Demokraten gewinnen, nicht die Autokraten. WELT: Verbindungen nach Moskau gibt es auch über Treffen ehemaliger deutscher SPD- und CDU-Politiker mit einflussreichen Russen. Zuletzt haben etwa Matthias Platzeck und Ronald Pofalla in Aserbaidschan an einem solchen Treffen teilgenommen. Was denken Sie darüber? MAKEIEV: Mich beunruhigt das. Wir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viereinhalb Jahren immer wieder gesehen, dass so etwas nichts bringt. Die Erwachsenen im Raum haben längst begriffen, wie Entscheidungsprozesse in Russland ver- laufen, wer dort das Sagen hat. Russland hat nach sehr vielen Jahren und sehr vie- len Versuchen keinen einzigen Schritt in Richtung Frieden getan. Insofern sagt das viel über solche Persönlichkeiten aus. Ich freue mich, dass die Bundesre- gierung sich davon distanziert hat. Es stellt sich die Frage, ob die betreffenden Personen sich dort aus privaten Grün- den engagieren, aus wirtschaftlichen oder aus irgendwelchen ganz anderen. WELT: In Deutschland gibt es einige Menschen, die sagen: Immerhin ver- sucht noch jemand, miteinander zu reden. MAKEIEV: Ich würde sagen: Na, und? WELT: Diese Treffen bringen nie Er- gebnisse, meinen Sie? MAKEIEV: Ja. Die Ukrainer sehnen sich ebenfalls nach Frieden. All diejenigen, die Diplomatie fordern, müssen wissen: Diplomatie wird betrieben, auf höchster Ebene. Wir sprechen mit unseren ame- rikanischen, unseren europäischen, und unseren deutschen Partnern tagtäglich darüber, wie wir Russland an den Ver- handlungstisch bringen können. Aber wir müssen das aus einer Position der Stärke tun. Und dafür braucht es eine starke, gut bewaffnete Ukraine, ein star- kes und verteidigungsfähiges Europa sowie militärische, politische und wirt- schaftliche Sanktionen gegen Russland. Dann kann Diplomatie gelingen. WELT: Bisweilen kann man den Ein- druck gewinnen, es bewege sich in die andere Richtung. Im niedersächsi- schen Lingen darf sich nun wohl der russische Staatskonzern Rosatom an der Herstellung von Brennelemen- ten beteiligen, an einem eigentlich deutsch-französischen Projekt. Was denken Sie darüber? MAKEIEV: Wissen Sie, ich habe immer die wenigen deutschen Unternehmen kritisiert, die Russland nach der Vollin- vasion 2022 nicht verlassen haben. Die dort weiterhandeln, Geld verdienen, Steuern zahlen und damit die täglichen Angriffe auf die Ukraine mitermögli- chen. Es gibt leider solche deutsche Firmen. Aber ich konnte mir nicht vor- stellen, dass man auf dem Gebiet der Nukleartechnologie mit Russland zu- sammenarbeitet. Nun bin ich Botschaf- ter der Ukraine in Deutschland, und in diesem Fall geht es um Framatome und Rosatom, ein französisches und ein rus- sisches Unternehmen. Das werde ich al- so nicht kommentieren können. WELT: Die Implikationen für Deutsch- land hingegen schon. MAKEIEV: Mich stört dieser Fall be- sonders, weil ich weiß, wie sehr sich Deutschland in der europäischen Sank- tionspolitik engagiert und wie konse- quent es – auch im Energiesektor – seit 2022 gehandelt hat. Insofern erwarte ich, dass die Entscheidungsträger al- les dafür tun, dass Deutschland nicht eine Drehscheibe für Produktion und russische Einflussnahme wird. Ich bin diesbezüglich im Gespräch mit der Bun- desregierung und mit der niedersäch- sischen Landesregierung. Wir haben auch gesehen, dass dieser Fall Thema im Deutschen Bundestag war. Ich bin noch immer guter Hoffnung, dass wir im Sin- ne d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zwi- schen Deutschland und der Ukraine, die dieses Jahr unterzeichnet wurde, einen anständigen Ausweg aus dieser Situa- tion finden. Wir sind ebenfalls bereit, dieses Thema im multilateralen Format zu erörtern. WELT: Wenn wir auf den Krieg schau- en, haben Sie derzeit Erfolg mit weit- reichenden Angriffen auf russische Infrastruktur und Industrie. Europä- er und US-Amerikaner haben in den ersten Kriegsjahren derartige Angriffe mit westlichen Waffen aus Angst vor einer Eskalation nicht freigegeben. Fragen Sie sich angesichts der Effekti- vität manchmal, wie viel Tod und Zer- störung sich hätten verhindern lassen, wenn diese Angriffe früher möglich gewesen wären? MAKEIEV: Ja, natürlich. Hätte die Uk- raine 2022 und 2023 bereits Marsch- flugkörper mit 500, 800 oder 1000 Kilo- meter Reichweite gehabt, hätte sich die Lage wohl anders entwickelt. Das Prob- lem ist aber: Europa verfügt kaum über solche Systeme. Wir haben jetzt unsere eigenen Waffensysteme entwickelt, da- mit wir endlich mal nicht nur russische Raketen abfangen, sondern ihre Start- rampen vernichten, die Flugplätze der Kampfjets beschädigen, die Öl- und Gasindustrie angreifen können. Die Wirkung dieser Angriffe ist viel größer als die Sanktionierung einzelner Unter- nehmen. Wirtschaftliche und personelle Sanktionen sind Mittel in einem einge- frorenen Krieg oder präventiv vor einem möglichen Angriff. Wir sehen aber, dass Russland nur dann bezwungen werden kann, wenn alles zusammenkommt: wirtschaftliche, politische und militäri- sche Sanktionen. Und wir sehen auch, dass das ganze Gerede über Eskalation an der Realität vorbeigeht. Eskaliert haben die Russen zwar immer wieder. Aber gegen die Ukraine. WELT: So effektiv die weitreichen- den Angriffe sind: Am Boden steht die Ukraine an vielen Frontabschnitten weiterhin unter Druck. Der russische Vormarsch ist deutlich verlangsamt, aber auch die Ukraine kommt nicht so recht voran. Wie kommt das Land aus dieser festgefahrenen Lage heraus? MAKEIEV: Wenn wir von heute auf morgen schauen, dann mag es festgefah- ren aussehen. Aber wenn wir auf einen Monat herauszoomen, dann sehen wir, wie die weitreichenden Angriffe lang- sam ihre Wirkung in vielen verschiede- nen Bereichen entfalten. Wir sehen es an den Öl- und Spritpreisen in Russland und an der Unruhe unter den Russen. Zum ersten Mal seit viereinhalb Jah- ren haben sie verstanden, dass Krieg herrscht. Sie fragen sich: Wieso sind wir ins Visier geraten? Ich habe zwar wenig Hoffnung auf wie auch immer geartete Veränderungen in der russischen Ge- sellschaft. Es ist mir auch egal, was dann in dieser Gesellschaft passiert. Denn die Russen scheinen nicht in der Lage zu sein, eigene Fehler anzuerkennen und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Aber wir sehen, dass diese – wie mein Präsi- dent sie nennt – weitreichenden Sank- tionen eine viel größere Wirkung haben als Telefonate nach Russland. WELT: Historisch enden Kriege meist, wenn eine Seite besiegt ist oder bei- de Seiten zu erschöpft sind, um wei- terzumachen. Nichts davon ist Stand heute der Fall, insofern: Wo sehen Sie überhaupt einen gangbaren Weg her- aus aus diesem Krieg? MAKEIEV: Mein Präsident hat es mehr- mals wiederholt, auch nach dem Amts- antritt von Präsident Trump in den USA: Wir sind zu Gesprächen bereit. Wir können darüber spekulieren, wie die verlaufen würden, aber, nochmals: Was fehlt, ist die Bereitschaft Russ- lands. Wir hören von den Russen seit eineinhalb Jahren vom „Geist von An- chorage“. In den Köpfen der Russen gibt es also Geister, keinen Gesprächswillen, geschweige denn den Wunsch, diesen Krieg zu beenden. Die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n Frieden sind in Russland zu suchen, daran hat sich nichts geändert. Die Russen wären sofort in der Lage, den Krieg zu beenden, indem sie ihre Soldaten zurückrufen und die täglichen Angriffe auf die Ukraine abstellen. In- dem sie sich ergeben und freiwillig nach Den Haag gehen (zu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d. Red.). WELT: Da die Russen das, was Sie an- sprechen, kaum machen werden: Wel- chen Raum für Kompromisse sehen Sie? MAKEIEV: Hier geht es nicht um Kom- promisse, es geht um Gerechtigkeit. Gerechtigkeit muss wiederhergestellt werden. Es ist wie vor Gericht: Mit einem Mörder werden keine Kompro- misse eingegangen, er muss die Tat ge- stehen und dafür büßen. Anstatt diese Frage dem ukrainischen Botschafter zu stellen, muss man den russischen Ver- treter fragen: Wie bezahlt Russland für die Hunderttausenden Kriegsverbre- chen? Das ist eine gerechte Frage, um einen gerechten Frieden zu erreichen. Wenn den Russen verziehen wird, dann wissen sie und all die Bösen dieser Welt: Du musst einfach einen längeren Atem als der Westen haben, dann erreichst du, was du wolltest. Das dürfen wir nicht zulassen. Auch im Namen der Sicherheit und des Friedens für nachkommende Generationen. „In Deutschland gibt es Parteien, die offenbar jeden Morgen Weisungen aus Moskau bekommen“ Die Ukraine steht im Krieg so gut da wie lange nicht mehr. Ausgerechnet aus der Bundesrepublik droht jedoch Ärger: Oleksii Makeiev, Kiews Botschafter in Berlin, fürchtet ein Szenario in Sachsen-Anhalt und ist beunruhigt über neue wirtschaftliche Verbindungen mit Russland MARLENE GAWRISCH/WELT
6 POLITIK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USA setzen die Angriff e auf den Iran aus Es zeichnet sich eine Verhandlungslösung ab. Dazu gehört auch die Öffn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s D ie USA verzichten nach Angaben vo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vorübergehend auf weitere Angrif- fe auf den Iran. Die USA seien vom Iran und von weiteren Ländern in der Region darum gebeten worden, weil sich eine neue Vereinbarung abzeichne, schrieb Trump am Samstag (Ortszeit) auf sei- ner Onlineplattform Truth Social. Ein solcher Deal müsse aber schnell erzielt werden. Auch Israel verzichte vorerst auf Angriff e. Trump startete seinen Post mit einer Drohung. „Die USA sind bereit, gegen die Islamische Republik Iran vorzugehen – mit einem Ausmaß an militärischem Terror, Stärke und Macht, wie es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nicht mehr gesehen wurde“, schrieb Trump. Dann folgte der entscheidende Einschub: „Dennoch wur- den wir gerade vom Iran und anderen Ländern des Nahen Ostens gebeten, von einem Angriff abzusehen, da die Grund- züge einer Vereinbarung bereits getrof- fen wurden.“ Zu der Vereinbarung gehört laut dem US-Präsidenten eine sofortige und uneingeschränkte Öff nung der Stra- ße von Hormus „sowie ein Ende der nuk- learen Bedrohung durch den Iran“. Trump habe „zum Wohle der WELT und ebenso zum Überleben eines erfolg- reichen und prosperierenden Irans“ zu- gestimmt, die Angriff e auszusetzen. Auch Israel „schließt sich dieser Verpfl ichtung an“, hieß es in dem Post weiter. Wohl an die Vermittler gerichtet schrieb er: „Macht Euch alle an die Arbeit und ERLE- DIGT das.“ Weitere Einzelheiten zu dem angeblichen diplomatischen Durchbruch nannte Trump zunächst nicht. Der Iran oder Staaten in der Region, die an den Gesprächen beteiligt waren, äußerten sich in der Nacht nicht unmittelbar dazu. Zuletzt hatte es noch US-Medienbe- richte über einen geplanten neuen Groß- angriff auf Ziele im Iran gegeben, der auch Attacken auf die Energieinfrastruktur des Landes hätte umfassen können.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berichtete unter Beru- fung auf US-Regierungsvertreter, Trump habe einen neuen Angriff angeordnet, der Teheran zur Aufgabe bewegen solle und bereits am Wochenende beginnen könn- te. Laut dem Sender CBS News planten die USA und Israel mögliche Angriff e auf iranische Ölraffi nerien und Kraftwerke. Dies scheint nun vorerst vom Tisch. Irans Außenminister Abbas Araghtschi hatte kurz vor dem Post Trumps in einem Gespräch mit seinem saudi-arabischen Kollegen Faisal bin Farhan noch vor einer neuen militärischen Eskalation im Krieg gewarnt. Die schlagkräftigen Streitkräf- te seines Landes würden auf jeden Akt der Aggression entschlossen reagieren, schrieb Araghtschi auf der Plattform Te- legram. Im Falle neuer Angriff e müssten die USA, Israel sowie beteiligte Staaten in der Golfregion die volle Verantwortung dafür tragen, warnte er. Einem Bericht der US-Nachrichtenseite „Axios“ zufol- ge sprach der saudi-arabische Kronprinz Mohammed bin Salman am Samstag mit Trump, um angesichts des geplan- ten neuen Angriff s die Sorge des sunni- tischen Königreichs auszudrücken, das mit dem schiitisch geprägten Iran um die Vorherrschaft in der Region ringt. Unter Berufung auf mit dem Gesprächsinhalt vertraute US-Quellen berichtete „Axios“ weiter, der Kronprinz habe Trump zur Deeskalation aufgerufen. Nach einer mehrtägigen Kampfpause hatten die USA und der Iran in dieser Wo- che einander erneut angegriff en. In der Nacht zum Samstag wurden jedoch keine neuen Angriff e gemeldet. Der Krieg hat- te am 28. Februar mit Angriff en der USA und Israels auf den Iran begonnen. Te- heran reagierte seither mit Raketen- und Drohnenangriff en auf Ziele in der Region. Ein Mitte Juni geschlossenes Rahmen- abkommen führte bislang nicht zu dem angestrebten Friedensschluss. Mitte Juli nahmen die USA ihre Angriff e dann wie- der auf. luwi mit AFP/dpa E s ist eine Lage, die man mittler- weile als typische Trump-Situ- ation kennt: Der US-Präsident verkündet einen sensationellen Deal zwischen zwei Konfl ikt- parteien, und danach rätselt die Welt, was genau der Deal wirklich beinhaltet und ob überhaupt alle Seiten der Verein- barung zugestimmt haben. So war es im Fall des russischen Angriff skrieges gegen die Ukraine, so war es mit dem Iran – und so ist es jetzt zum wiederholten Mal im Fall von Gaza. DANIEL-DYLAN BÖHMER „Heute hat der Friedensrat ein HIS- TORISCHES Abkommen für die VOLL- STÄNDIGE ENTWAFFNUNG der Ha- mas und aller anderen Gruppen in Gaza erreicht“, schrieb Trump am Freitag um 0.24 Uhr deutscher Zeit in seinem sozia- len Netzwerk Truth Social. Es handele sich um einen „monumentalen Schritt zu anhaltendem FRIEDEN und SICHER- HEIT“. Wenn tatsächlich eine Verein- barung umgesetzt wird, wie Trump sie skizziert, dann wäre das ein entscheiden- der Schritt zur Realisierung von Trumps 20-Punkte-Friedensplan, dem im ver- gangenen Jahr auch Israel und die Ha- mas zustimmten. Doch noch ist unklar, wer dem aktuellen Entwaff nungsdeal in- wiefern zugestimmt hat, und wie er um- gesetzt werden würde, wenn er denn tat- sächlich allseitig akzeptiert wäre. So existiert off enbar der Text einer Vereinbarung, die die Entwaff nung der Hamas und einen Rückzug Israels in- nerhalb des Gaza-Streifens oder aus diesem heraus vorsieht. Israel hat sich noch nicht zu der Vereinbarung geäu- ßert. Und auch bei Trump ist nicht von einer israelischen Zustimmung die Rede. Ob Israel der Vereinbarung zustimmt, ist die nächste entscheidende Frage. In der Stellungnahme von Bundesaußenminis- ter Johann Wadephul zur Verkündung des Deals kann man auch so etwas wie eine freundliche Ermutigung an Israel fi nden, der Vereinbarung zuzustimmen. Wadephul begrüßt in einem Post auf X die Einigung, betont, dass die Hamas sich nun „wirklich entwaff nen“ müsse, und begrüßt Israels Schritte zur Ermög- lichung der Stationierung einer Interna- tionalen Stabilisierungstruppe (ISF) nach dem 20-Punkte-Plan. Diese hatte Israels Sicherheitskabinett vor wenigen Tagen genehmigt. Doch Voraussetzung für die Entsendung der Truppe ist die Entwaff - nung. Unklar scheint derzeit aber eben- so, ob die Hamas defi nitiv zugestimmt hat. Gegenüber der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bezeichnete ein Hamas-Vertre- ter den Text lediglich als „Entwurf“. Im Sender Al-Dschasira erklärte der Hamas- Unterhändler Ghazi Hamad: „Wir werden keinerlei Schritte zu einer Entwaff nung unternehmen, bevor Israel aus dem Ga- za-Streifen abzieht.“ Und die Frage, ob zuerst die Hamas sich entwaff net oder zuerst Israel abziehen muss, wurde in dem Text der Vereinbarung, wie er vom Friedensrat am frühen Freitagnachmit- tag deutscher Zeit veröff entlicht wur- de, weiter off engehalten. So war es auch schon im 20-Punkte-Plan. Anders als Trump spricht der Friedensrat in dem nun veröff entlichten Dokument nicht von einer „Vereinbarung“, sondern von einer „Roadmap“, also einer Straßenkarte zu einem dann vereinbarten Endzustand. Nach dieser Straßenkarte sollen zunächst die Kampfhandlungen von allen Seiten beendet werden. Dann soll ein Prozess der Entwaff nung beginnen, den das Nationale Komitee zur Verwaltung von Gaza (NCAG) durch- führt, das durch Trumps 20-Punkte-Plan geschaff en wurde, aber noch keine reale Tätigkeit in Gaza aufgenommen hat. Die internationale Truppe ISF soll den Pro- zess unterstützen. Und Israel soll sich zurückziehen. Aber in welcher Reihenfol- ge? Hierzu heißt es in Punkt 8 des Papiers lediglich, Rückzug und Entwaff nung er- folgten phasenweise und seien „linked“, also verknüpft. Wie genau beides ablaufen solle, das sei in einem zweiwöchigen Pro- zess nach der Zustimmung aller Seiten zur Roadmap auszuhandeln. Das heißt, die sogenannte Roadmap re- produziert lediglich die entscheidende of- fene Frage des 20-Punkte-Plans und ver- sucht, ihr eine Frist zur Lösung vorzuge- ben – die aber verlängert werden kann, wie es an anderer Stelle heißt. In einem Punkt ist der Text sogar recht nah an der Inter- pretation der Hamas. So heißt es in Punkt 8 unter anderem: „Es werden keinerlei Waff en an Israel oder nicht-palästinensi- sche Parteien übertragen oder ausgehän- digt.“ Tatsächlich sagt Hamas-Funktionär Hamad in dem Al-Jazeera-Interview, die Hamas werde ihre Waff en an das Nationa- le Komitee „zur Lagerung“ übergeben. Die Hamas will ihre Waff en also off en- bar nicht wirklich dauerhaft abgeben, sie will sie nur einlagern lassen – und zwar von palästinensischen Landsleuten, nicht etwa an Dritte. Zudem ist in dem Plan nicht immer klar, welche Waff en gemeint sind. Zwar heißt es in Punkt 8, am Ende des Prozesses werde nur noch das Natio- nale Komitee über Waff en in Gaza verfü- gen. Aber alle konkreten Regelungen in diesem Punkt beziehen sich ausdrücklich auf „schwere Waff en“. Leichte Waff en gelten als Voraussetzung für die Kontrolle der Hamas über die Bevölkerung im Ga- za-Streifen. Der Besitz schwerer Waff en wird als ein Element benötigt, mit dem die Kampfgruppe sich als Gegenmacht zu Israel präsentieren kann. Die Hamas hat auch nach Zustimmung zum 20-Punkte-Plan stets wiederholt, dass sie ihre Rolle in der palästinensischen Politik nicht aufgeben werde. Israel hat seinerseits wiederholt klargemacht, dass eine vollständige Kapitulation der Hamas in Gaza Voraussetzung eines dauerhaften Friedens sei. Nach der Zustimmung zum 20-Punkte-Plan hat sich Israel aus Teilen des Gaza-Streifens zurückgezogen und kontrolliert aktuell noch 60 bis 70 Pro- zent des Territoriums. Ob und wie der Plan umgesetzt wird, hat für beide Seiten existenzielle Bedeutung. Die Hamas wurde in Gaza gegründet und herrschte dort über Jahrzehnte, wes- halb auch ein wichtiger Teil ihres Füh- rungsanspruchs unter den Palästinensern insgesamt auf ihrer Rolle in Gaza beruht. Israels Premier Benjamin Netanjahu steht seinerseits im Wahlkampf und hat mehrfach und zuletzt im Januar erklärt, Israel werde unter seiner Führung die Sicherheitskontrolle über Gaza niemals abgeben. Trump feiert „historischen“ Erfolg Der US-Präsident zelebriert Deal zur Entwaffnung der Hamas. Doch es gibt noch offene Frage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pricht von Frieden und Sicherheit für Gaza AARON SCHWARTZ/AFP ANZEIGE Heute um 18.00 Uhr auf WELT TV SPEZIAL WELT TALK Spezial mit Thorsten Frei (CDU), Fraktionsvorsitzender Was ändert sich unter dem Fraktionsvorsitzenden Thorsten Frei? Hat die Regierung noch die Kraft für große Reformen? Im Umfragetief: Wie kann die Union verloren gegangenes Vertrauen zurückgewinnen? DER NACHRICHTENSENDER Thorsten Frei (CDU), Fraktionsvorsitzender im Gespräch mit Helge Fuhst, Chefredakteur WELT Foto: Tobias Koch
MEINUNGSFREIHEIT 7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GASTKOMMENTAR V iel wurde darüber berichtet, als Nato-Generalsekretär Mark Rutte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als „Daddy“ bezeichnete. Dieser Ausrutscher zeigte, wie machtlos Europa sich im Angesicht geopoli- tischer Bedrohungen präsentiert. Die Abhängigkeit von amerikanischer Unterstüt- zung für die eigene Verteidigung ist jedoch nicht das einzige Problem. Die Europäische Union, das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s Leben gerufene mutige Experiment supranationaler Politik, stößt grundsätzlich an ihre Grenzen. Was wir derzeit erleben, ist der Niedergang Europas, der Untergang einer Union, die auf den Prinzipien von Frieden und Diplomatie gegründet wurde, aber nicht mehr in der Lage ist, wirksam auf die aktuellen Herausforderungen zu reagieren. Die heutige Krise erfordert entschlossenes Han- deln: nicht Zusammenarbeit und schrittweises Vorgehen, um Kriege zu verhindern, sondern die Einsicht, dass der Krieg bereits begonnen hat und es nun Zeit ist, zu kämpfen. In den 1950er-Jahren, nach den Katastrophe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waren die europäischen Länder verständlicher- weise verzweifelt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Lösung, die den Frieden und die Sicherheit des Kontinents für die Zukunft sichern würde. Die Vereinigung der europäischen Nationen begann mit nur sechs Gründungsmitgliedern (Frankreich, Deutschland, Italien, den Niederlanden, Belgien und Luxem- burg) und einer Institution, die sich in Größe und Umfang radikal von der heutigen EU unterschied.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waren ständige Spannungsherde auf dem Kontinent gewesen und die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wollten einen Weg fi nden, um eine Eskalation in einem weiteren Krieg zu verhindern. Das europäische Projekt gründete auf der simplen Idee, dass wirtschaftliche Integration die Kriegsgefahr beenden würde. Länder, die fi nan- ziell und politisch miteinander verfl ochten sind, haben ein größeres Interesse daran, den Frieden zu sichern. Durch Zusammenarbeit wird der ökonomi- sche Kuchen für alle größer, was den Anreiz erhöht, militärische Eskalation zu vermeiden. Als das europäische Experiment wuchs, ver- änderte sich nicht nur sein Umfang, sondern auch sein grundlegender Charakter. Seine radikale Transformation begann mit dem Vertrag von Maas- tricht im Jahr 1991, mit dem die Europäische Union gegründet wurde. Einige Jahre später folgten die Währungsunion, die Einführung des Euro und das Schengen-Abkommen, das die Grenzen innerhalb Europas öff nete. All diese Veränderungen ebneten den Weg für weiteres Wachstum: 1995 traten drei Länder – Österreich, Finnland und Schweden – der Union bei, 2004 wurden in einer großen Erweite- rung zehn weitere Mitglieder aufgenommen. Die ehemals unterdrückten Länder des Ostens kamen in die Gemeinschaft und erhielten so die Chance auf Stabilität, Wohlstand und eine friedliche Zu- kunft in Europa. Dies war auch ein geopolitisches Versprechen: Wer sich an westliche Werte hält und die Regeln akzeptiert, kann Mitglied der europäi- schen Familie werden. Während dieses Wachstums- prozesses hielt das europäische Projekt an dersel- ben Idee fest: Freihandel, Wohlstand und liberale Werte als Bollwerk gegen Kriege. Leider hat sich diese Idee, so logisch sie zu Beginn auch schien, nicht bewährt. Zwar zeitigte das europäische Experiment eine Reihe be- merkenswerter Erfolge. Allein die Kontinuität des Projekts über so viele Jahre hinweg ist eine Leistung. Die Erfolge der Union basieren jedoch auf den Prinzipien des schrittweisen Vorgehens und der Zusammenarbeit. Eine Organisation, die auf solchen Parametern gründet ist, bringt natürlich einen bestimmten Politikstil und eine bestimmte Art von Politikern hervor, die inner- halb dieses Rahmens glänzen: Sie sind vorsichtig, redegewandt und ausgezeichnete Verhandlungs- führer. Die Institution prägt die Menschen in ihr – und umgekehrt. Mit der Zeit verfestigt sich das vorherrschende Muster immer mehr. macht der Welt auf die Probe gestellt. Die Union musste nie auf eigenen Beinen stehen. Es war weder realistisch noch klug, zu erwarten, dass Ame- rika immer für die Sicherheit des Kontinents auf- kommen würde. Trump hat dieser fadenscheinigen Annahme nun endlich den Boden unter den Füßen weggezogen. Europa muss verzweifelt nach einem Weg in die Zukunft suchen, während Putin seinen Vormarsch fortsetzt und sich Amerika weitgehend zurückzieht. Das jüngste Handelsabkommen mit den USA un- terstreicht diese Abhängigkeit nur und macht ihre hohen Kosten deutlich. Die einseitigen Zölle und die 750 Milliarden Dollar, die die EU für amerika- nische Energie ausgeben will, sind kaum verhüllte Zahlungen für die weitere Präsenz der amerikani- schen Truppen auf dem Kontinent. Europa ist nicht in der Lage, seine eigene Verteidigung zu gewähr- leisten, und klammert sich daher an alles, was Amerika zu geben bereit ist. Bislang fand Europa keine wirksame Antwort auf die Bedrohung durch Russland. Dazu wäre ein völlig neues, mutiges Para- digma für Europas politisches Handeln nötig. Statt- dessen ergriff en die europäischen Länder planlos Maßnahmen, ohne wirklichen Appetit auf Konfron- tation. Die Geschichte der Sanktionen, die im Laufe des Krieges in der Ukraine gegen das Putin-Regime verhängt wurden, ist ein perfektes Beispiel dafür. Achtzehn Pakete solcher Strafmaßnahmen wurden verabschiedet, und dennoch ist Putin weiterhin in der Lage, seinen Krieg zu führen, die Off ensive auf dem Schlachtfeld fortzusetzen und Geschäfte mit seinen internationalen Kumpanen zu machen. Selbst nach all diesen Sanktionsrunden gibt es noch viel Spielraum, um dem Regime wirtschaftlichen Schaden zuzufügen. Keine der Sanktionen war nämlich darauf ausgelegt, einen entscheidenden fi nanziellen Schlag zu versetzen. Sie sind Beispiele für den inkrementellen Ansatz der EU in der Poli- tikgestaltung, der darauf abzielt, den Gegner sanft an den Verhandlungstisch zu drängen. Ein solcher Ansatz funktioniert aber bei einem Diktator nicht, sondern schürt vielmehr nur dessen Aggressionen. Ein weiteres Beispiel sind die eine Million 155-Millimeter-Artilleriegeschosse, die in die Ukraine geliefert werden sollten. Ein halbes Jahr später musste Europa jedoch eingestehen, dass eine Union aus 27 Ländern nicht in der Lage war, diese Menge zu produzieren oder zu beschaff en. Als wäre das nicht schon schlimm genug, gab Russland be- kannt, dass Nordkorea eine Million Geschosse aus seinen eigenen Beständ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hatte. Eines der ärmsten Länder der Welt hatte den wohlhabendsten Kontinent bei der Lieferung von Munition an seinen Kriegsverbündeten off enbar übertrumpft. Da es in Europa keine Spitzenpolitiker gibt, die bereit sind, die Verantwortung für einen neuen Weg zu übernehmen, könnte die Zukunft des Kontinents sehr wohl in Moskau geschrieben werden. Sollte Putin ein Nato-Land angreifen, das auch Mitglie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st, würde dies die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Einheit wie nie zuvor erschüttern. Somit stellt sich die Frage, ob ein Europa, das nicht einmal seine eigene Be- völkerung verteidigen kann, eine Zukunft hat. Ein Treff en nach der Bombardierung einer europäi- schen Hauptstadt, bei dem um einen Kompromiss für eine Resolution gerungen wird, würde dem europäischen Projekt den Todesstoß versetzen. Selbst wenn die schlimmsten Szenarien nicht eintreten, lähmt die derzeitige Unfähigkeit die EU bereits. Hat das heutige Europa die Vision und die Fähigkeit, etwas wie den Schengen-Raum oder die Währungsunion zu schaff en? Kann es sinnvoll erweitert werden, wenn es durch eine Pattsitua- tion letztlich zum bloßen Zuschauer im russischen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im hybriden Krieg gegen Moldawien oder bei der nichtmilitärischen Über- nahme Georgiens degradiert wird? Die unvermeid- liche Schlussfolgerung lautet: Die EU läuft Gefahr, irrelevant zu werden und sich aufzulösen, wenn nicht grundlegende Änderungen an den europäi- schen Verträgen selbst vorgenommen werden. Dies ist selbstverständlich eine gewaltige Aufgabe. Nach- dem wir jedoch so viele Unzulänglichkeiten und so viel Versagen im derzeitigen System erlebt haben, gibt es zumindest eine klare Vorstellung davon, wie die notwendigen Änderungen aussehen müssten. Ohnehin ist der Vorschlag der Vertragsänderung nicht neu. Im Jahr 2017 bracht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die Idee eines „Europa der verschiede- nen Geschwindigkeiten“ ins Spiel und schlugen die bislang grundlegendste Überarbeitung des EU- Rahmens vor. Wären nicht die Corona-Pandemie und der darauff olgende Krieg Russlands gegen die Ukraine gewesen, hätte sich aus diesem Vorschlag eine lautstarke Debatte über die Regionalisierung der Union entwickeln können. Dennoch halten die europäischen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weiter- hin am Ideal einer vollständig friedlichen Union fest und preisen dieses Bekenntnis zur Nicht- angriff spolitik gerade als das Charakteristikum, das die EU auf der internationalen Bühne unterschei- det. Es ist, als würde die Anpassung an die neue Realität des Krieges die Gründungsmission der EU ungültig machen, obwohl genau das Gegenteil der Fall ist: Neue und härtere Maßnahmen sind die ein- zige Chance, das so sorgfältig gepfl egte Friedens- projekt zu retten. In diesem Sinne ist es an der Zeit, ein neues Kapitel in der Entwicklung der EU aufzuschlagen. Russlands imperiale Ambitionen wurden durch die Minsker Vereinbarungen von 2014 und 2015 nicht eingeschränkt, könnten aber durch eine Revision der EU-Verträge begrenzt werden. Nun ist es an der Zeit für die nächste Phase des europäischen Projekts: neu ausgerichtet und ge- stärkt für die Zukunft. Erstens: Einstimmigkei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wurde als Projekt mit gemein- samen Zielen gegründet und hat unzählige Abkom- men geschlossen, um ihre Vision voranzubringen. Erfolge dieser Größenordnung scheinen heute unvorstellbar, da nicht alle in Europa ein gemein- sames Ziel verfolgen. Wenn Europa überleben will, muss es das Prinzip der Einstimmigkeit aufgeben. Zweitens: Geopolitik. Europa hat viele der Wunden, die der Kalte Krieg hinterlassen hat, geheilt, indem es die Länder im Osten in seinen Schoß aufgenom- men hat. Diese Erweiterung war der größte geopoli- tische Erfolg der EU. Die Aufgabe ist jedoch noch nicht abgeschlossen und es gibt weitere Vorteile zu nutzen. Die Bevölkerung der Ukraine, Molda- wiens, Georgiens und Armeniens identifi ziert sich überwiegend mit dem Westen. Die EU muss diesen Ländern entweder einen glaubwürdigen Weg in eine europäische Zukunft aufzeigen oder die Feinde der Demokratie werden ihnen weiterhin Wege in die andere Richtung ebnen. Drittens: Verteidigung. Das Friedensprojekt kann nur überleben, wenn der Frieden verteidigt wird. Das Zeitalter der Friedensdividende ist vorbei. Es muss eine neue Ära beginnen, in der Europa für sich selbst und seine Verbündeten eintritt. Eine friedliche Koexistenz mit Putins Russland wird es nicht geben. Und irgendwann könnte Europa zu der Erkenntnis gelangen, dass eine solche Koexistenz mit dem China des dorti- gen Staatschefs Xi Jinpings ebenfalls unmöglich ist. Der Schutzschild der USA wird nicht mehr so stark oder zuverlässig sein. Europa muss des- halb Instrumente entwickeln zur Verteidigung der Werte, für die die EU steht. Es muss sich von einer friedliebenden Gemeinschaft zu einer Insti- tution wandeln, die auf reale Gewaltandrohungen reagieren und jenen standhalten kann, die ihren Untergang wünschen. Europa ist nicht zum Scheitern verurteilt. Um zu überleben, muss es jedoch verstehen, dass die Freiheit nicht mehr kostenlos zu haben ist und es alle verfügbaren Mittel zu ihrer Verteidigung einsetzen muss. Garri Kasparow, ehemaliger Schachweltmeister, ist Vorsitzender der Renew Democracy Initiative. Gabrielius Landsbergis ist Mitglied des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Von 2020 bis 2024 war er Außenminister Litauens. Dieser Text stammt aus dem Axel Springer Global Reporters Network. Übersetzung aus dem Englischen von Klaus Geiger. Das Problem entsteht, wenn es irgendwann eine Herausforderung gibt, die eine Abweichung von der akzeptierten Vorgehensweise erfordert – eine extreme Bedrohung, die extreme Maßnahmen erfordert. Einem System, das auf Konsensfi ndung und Konfl iktvermeidung aufgebaut ist, wird es in einem solchen Fall schwerfallen, radikale Verände- rungen zu akzeptieren. Ganz zu schweigen von der massiven institutionellen Trägheit, die im Falle der EU überwunden werden muss – man denke nur an die schiere Anzahl der beteiligten Länder, Ämter und Beamten. Weil Risse – oder besser: tiefe Klüfte – im System entstanden sind, haben sich in den Leerräumen wenig überraschend radikale Parteien gebildet. Sie spiegeln die Ablehnung der Öff entlichkeit gegenüber dem inkrementellen Stil wider, der die europäische Politik dominiert und sich als völlig unfähig erwiesen hat, auf die aktuellen Heraus- forderungen zu reagieren. Eine Alternative ist seit Langem dringend erforderlich, wurde von den etab- lierten politischen Parteien jedoch nicht gefunden. Die entstandenen extremistischen Parteien haben das Problem, dass die Politik der Zusammenarbeit nicht ausreicht, um den heutigen Herausforderun- gen zu begegnen, vielleicht richtig erkannt und für sich genutzt. Es ist bei ihnen jedoch keine echte Bewegung in Richtung einer Lösung erkennbar. Die Lösung erfordert eine grundlegende Neukonzeption der europäischen Führung im 21. Jahrhundert als Antwort auf die neuen Be- drohungen, denen der Kontinent ausgesetzt ist. Diese Bedrohungen sind existenziell. Sie gehen von Russland, China, dem Iran, Nordkorea, ei- nem riesigen Netzwerk terroristischer Gruppen und allen anderen Akteuren aus, die das globale Netzwerk des Autoritarismus bilden. Kon- frontation ist ein wesentlicher Bestandteil der Ideologie dieser Regime. Der Angriff auf freie, demokratische Marktwirtschaften und deren Zerstörung sind Teil ihrer DNA. Ihr Überleben erfordert den Krieg gegen ihre Feinde. Die EU ist jedoch nicht in der Lage, mit externen Akteu- ren umzugehen, die ihre Existenz bedrohen und mit denen sich keine Verhandlungslösung fi nden lässt, die eine friedliche Koexistenz ermöglichen würde. Eine Politik der Risikominimierung und Konsenssuche ist in einem Krieg um das Über- leben fehl am Platz. Und lassen Sie uns eines klar sagen: Die westliche Welt befi ndet sich heute im Krieg mit den Feinden der Demokratie. Wir brauchen Institutionen, die dieser akuten Bedrohung begegnen können, alle verfügbaren Ressour- cen mobilisieren und dringende Maßnahmen ergreifen, anstatt nach Zugeständnissen und Ausweichmöglichkeiten zu suchen. Die heutige Struktur der EU ist nicht so beschaff en, dass sie in ein Regime der Konfrontation wechseln kann. Sie wurde vielmehr auf der Grundlage eines Vokabulars der Zusammenarbeit gegründet und gepfl egt. Ihre größten Stärken sind für die Natur der gegenwärtigen Herausforderungen grund- legend ungeeignet. Neben der wachsenden Stärke und Konsolidie- rung des globalen autoritären Netzwerks erleben wir gleichzeitig den Rückzug Amerikas von der internationalen Bühne. Deshalb ist die Nato keine Antwort auf die Herausforderung, vor der Europa durch das autoritäre Netzwerk steht, denn sie ist zu sehr vo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dominiert und abhängig. Es ist leicht, Trump dafür verantwortlich zu ma- chen, dass er sich zurückzieht und Europa schwach und schutzlos zurücklässt. Aber er enthüllt nur, was schon immer ein verheerender Fehler in der Architektur Europas war. Die EU wurde unter dem Schutzschirm der USA gegründet und aufgebaut; ihre Formel der wirtschaftlichen Integration wurde nie ohne die Unterstützung der größten Militär- KOMMENTAR E s ist kein Wunder, wenn für die Massen- migration nach Europa Begriff e verwendet werden, die mit Flüssigkeit zu tun haben, etwa „Zustrom“. Denn die Migration nach Euro- pa fl ießt immer dort, wo gerade eine Lücke ist. Die schwächste Stelle der europäischen Außen- grenze kann dann ihr Schleusentor sein. So wie die Exklave Ceuta. Dieser Ort mit 85.000 Einwohnern gehört zu Spanien, befi ndet sich aber an der marokka- nischen Mittelmeerküste. Dort spielte sich ein migrationspolitisches Beben ab, das Reaktionen in ganz Europa bewirkte. Frankreich machte seine Grenzen zu Spanien dicht, Italien forderte sogar den Ausschluss Spaniens aus dem Schen- gen-Raum. Zumal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von Pedro Sánchez im Verdacht steht, migrations- freundlich zu sein – schließlich hat sie erst zu Jahresbeginn mehr als eine halbe Million illegale Migranten legalisiert. Ein Grund für die Eskalation in Ceuta ist ein Urteil des spanischen Obersten Gerichtshofes von Ende Juni, wonach Zurückweisungen an der Grenze zwar grundsätzlich gestattet sind, jedoch nicht für schwimmend Ankommende. Bekannt wurde diese neue Praxis am 8. Juli, und seither steigt der Zustrom. Schleusernetzwerke haben die Änderung in kürzester Zeit ausgenutzt. Binnen 24 Stunden strömten fast 50.000 Menschen nach Ceuta und überfl uteten die Stadt. Jedenfalls kurzfristig, denn Samstag hatten die meisten sie schon wie- der verlassen. Mindestens 67 ertranken auf dem Weg. Die Menschen sind um den Grenzzaun an der Küste bei Tarajal herumgeschwommen und erreichen so spanisches Territorium. Doch wer schwimmend nach Ceuta will, muss zuerst die Küste von Fnideq erreichen. Und die ist bewacht. Wenn sie plötzlich nicht mehr so gut bewacht ist, hat das einen Grund. Zehn Tage zuvor hatte sich nämlich Pedro Sánchez mit dem algerischen Staatschef getrof- fen, und dies gefi el Marokko gar nicht. Nach Sánchez‘ Werben um algerisches Gas verlor die marokkanische Gendarmerie erkennbar an Wachsamkeit. Das ist kein Zufall. Marokko nutzt die Mi- gration als Druckmittel, um seine politischen Interessen durchzusetzen. Medienbilder zeigten am Freitag eine Art Invasion. Es war die größte Zahl in Ceuta seit 2021, als annähernd 10.000 Menschen die Grenze zu der Exklave stürm- ten. Ihr Bürgermeister Juan Vivas forderte die Ausrufung des nationalen Notstands. Die Bilder könnten ähnlich wirkmächtig sein wie damals die Lastwagen mit Särgen in Bergamo. Sie könnten destabilisierend wirken. Und ähnlich irreführend. Denn Spanien ist hier nicht das Problem. Spanien ist es besser als Italien gelungen, die illegale Migration zu begrenzen. „Die Zahl der Menschen, die irregulär nach Spanien kommen, fällt seit drei Jahren und war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dieses Jahres mit 14.000 in sechs Monaten aus ganz Afrika an allen Grenzen niedriger als die Zahl der Menschen, die nach Italien oder Griechenland kamen“, sagte der Migrationsexperte Gerald Knaus bei WELT TV. Die Schuld am plötzlichen Ansturm auf Ceuta liege bei der Regierung in Rabat. Die marokka- nische Polizei war auff allend passiv und ließ die Menschen durch. Dies ist auch nicht das erste Mal – 2021 war es genauso. Marokkos Grenzpolitik gegenüber Spanien ist ein Instrument seiner Außenpolitik. Das zent- rale Interesse: internationale Unterstützung für Marokkos Autonomieplan für die Westsahara. Wer Rabats Sahara-Politik unterstützt, kann mit Grenzkooperation rechnen. Wer dabei nachlässt, bekommt Ceuta zu spüren. Sánchez hatte 2022 nach schwerer Krise Marokkos Sahara-Plan anerkannt und damit die diplomatische Wende vollzogen, die den Weg für die intensivierte Grenzkooperation frei- machte. Ende Juni 2025 bestätigte Madrid diese Linie noch einmal. Doch parallel dazu näherte sich Sánchez aus wirtschaftlichen Gründen wieder Algerien an, dem strategischen Rivalen Marokkos. Der Besuch vor zehn Tagen wurde in Rabat aufmerksam registriert. Marokko kontrolliert die Grenzregion seit Jahren mit erheblichem Aufwand und auch mit europäischer Unterstützung. Die Erfah- rung zeigt: Wenn Rabat entschlossen handelt, sinken die Zahlen. Wenn Rabat die Kontrollen lockert oder weniger konsequent durchsetzt, steigen sie. Ceuta ist ein Lehrstück über Europas Abhän- gigkeit von Drittstaate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hat große Teile ihres Grenzschutzes faktisch ausgelagert. Die Türkei kontrolliert den Zu- gang über die Ägäis. Nordafrikanische Staaten kontrollieren zentrale Mittelmeerrouten. Und Marokko kontrolliert Europas einzige Landgren- ze zu Afrika. Alle haben eigene Interessen. Mi- gration wird gesteuert. Von Schleusern, ja, aber auch von Staaten, die Migration als Instrument entdeckt haben. Erdoğan hat es Europa vor- geführt. Lukaschenko hat es vorgeführt. Ceuta ist deshalb ein Symbol für Europas migrations- politische Realität. Die Außengrenze ist nur so stark wie ihre schwächste Stelle. Letzte Woche lag diese Stelle in Ceuta. Morgen kann sie an einem anderen Ort liegen. Solange Europa die Kontrolle über seine Einfallstore nicht selbst dauerhaft sichern kann, wird sich der Migrationsstrom immer wieder neu seinen Weg suchen. FATINA KEILANI Was Europa aus Ceuta endlich lernen muss Für den Krieg ist diese EU völlig ungeeignet Risikominimierung und Konsenssuche, diese Prinzipien hat die EU über Jahrzehnte kultiviert – was jetzt zum elementaren Problem für Europa wird GARRI KASPAROW UND GABRIELIUS LANDSBERGIS
8 GESCHICHTE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A usgerechnet das „Friedens- fest“ der Welt begann am 1. August 1936 mit einem be- wusst kalkulierten doppel- ten Affront. Das zeigte, was der Gastgeber von der völkerverbinden- den Idee hielt, die zu feiern er sich an- geboten hatte: rein gar nichts. Erstens zwang der vorgegebene Tagesablauf die Funktionäre des Internationalen Olym- pischen Komitees (IOC), vor der offi- ziellen Eröffnung der XI. SVEN FELIX KELLERHOFF Sommerspiele neuer Zeit die Front eines Ehrenbataillons aus zwei Kompa- nien Infanterie sowie je einer Kompa- nie der Luftwaffe und der Kriegsmarine abzuschreiten. Und das ausgerechnet vor dem Berliner Zeughaus Unter den Linden, zu dieser Zeit ein Heeres- und Kriegsmuseum. „Die Olympianer sehen aus wie die Direktoren von Flohzirkus- sen“, schrieb Propagandaminister Jo- seph Goebbels danach spöttisch in sein Tagebuch. Noch viel provokanter war, dass der „Führer und Reichskanzler“ Adolf Hitler wenig später in Begleitung des Reichskriegsministers Werner von Blomberg einen Kranz in der „Lange- marckhalle“ unter der Ehrentribüne des Reichssportfeldes niederlegte. Die- se Kultstätte verherrlichte den sinnlo- sen, symbolisch überhöhten Opfertod Tausender deutscher Reservisten und Kriegsfreiwilliger nahe der Stadt Lan- gemarck in Flandern Anfang November 1914. So die Olympischen Spiele zu be- ginnen, war eine vorsätzliche Demüti- gung der Gäste aus England, Frankreich, Belgien und den USA. Der Himmel schien es ähnlich zu se- hen: Der Samstag begann mit stetem Nieselregen. Das hinderte aber mehr als zwei Millionen Berliner nicht, die Eröff- nung der Spiele in ihrer Stadt zu feiern. Sie wurden belohnt: Knapp vor dem Be- ginn der eigentlichen Eröffnungsfeier im Olympiastadion verzogen sich die Wolken. „Einen solchen Tag hat Berlin noch nie erlebt, auch nicht in den ver- flossenen Jahr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 schen Herrschaft mit ihrer auf großarti- ge Maßstäbe eingestellten Regiekunst“, kommentierte die schon notorisch nüchterne „Neue Zürcher Zeitung“. Auch der feierliche Einzug der Mann- schaften war geprägt von militärischer Strenge. Das italienische Team wurde besonders gefeiert und erstaunlicher- weise die Franzosen. Die allerdings hatten zu einem Trick gegriffen: Sie sa- lutierten auf antike Art mit erhobenem und gestrecktem rechten Arm, was das Publikum als den in Deutschland inzwi- schen üblichen Hitler-Gruß deutete. Da- gegen blieb der Empfang der britischen Mannschaft kühl, was selbst Goebbels als „etwas peinlich“ empfand. Um die Spiele beworben hatte sich die Reichs- hauptstadt in einer anderen Zeit. 1930 ersuchte Berlin „ergebenst“ das IOC, 1936 die Wettkämpfe ausrichten zu dür- fen. Im Mai 1931 stimmten die Sport- funktionäre zu: Seinerzeit war Olympia noch kein Multimilliardengeschäft, son- dern ein Investment mit ungewissem Ausgang. Schon ein Jahr später, bei den X. Olympischen Spielen in Los Angeles, waren angesichts der politischen Pro- bleme in Deutschland düstere Wolken über dem Vorhaben aufgezogen. IOC- Präsident Henri de Baillet-Latour ließ indirekt bei Hitler anfragen, wie sich die NSDAP zu den Spielen stellen wür- de, wenn sie an die Regierung käme. Die Antwort klang beruhigend: Man werde die „Frage der Durchführung mit gro- ßem Interesse“ betrachten. Trotz des Aufsehens, das das gewalttätige Vorge- hen der NSDAP in den ersten Monaten nach der Machtübernahme internatio- nal erregte, bestätigte das IOC Anfang Oktober 1933 die Vergabe der Spiele nach Berlin. Daraufhin besichtigte Hit- ler das als Austragungsort vorgesehene Deutsche Stadion im Nordwesten des Bezirks Charlottenburg; es war für die Olympischen Spiele 1916 errichtet wor- den, die wege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ausfielen. Nun sollte die Anlage erwei- tert werden. Theodor Lewald, der Vorsitzende des Organisationskomitees, vermerkte über die Visite: „Der Kanzler erklärte, das Stadion müsse ganz vom Reich gebaut werden, es sei das eine Reichsaufgabe; wenn man die ganze Welt zu Gast ge- laden hätte, müsste etwas Großartiges und Schönes entstehen.“ Lewald bilan- zierte Hitlers Besuch: „Ich glaube, dass mit dem heutigen Tag der entscheiden- de Schritt für die Verwirklichung unse- rer kühnsten Hoffnungen und Pläne getan ist.“ Statt der 120.000 Menschen, die das gesamte Gelände nach Lewalds Vorstellungen fassen können sollte, wollte Hitler einen Aufmarschplatz für mindestens eine halbe Million Berli- ner. Das neue Stadion allein sollte mit 100.000 Plätzen das größte der Welt werden. Doch die Bedeutung des nun Reichssportfeld genannten Areals ging weit über die zweiwöchigen Sommer- spiele hinaus. Ohne Ausschreibung erhielt der Ar- chitekt Werner March den Auftrag für die notwendigen Neubauten; sein Vater Otto hatte das Deutsche Stadion errich- tet, das ab April 1934 abgerissen wurde. In weniger als zwei Jahren entstanden das Stadion und zahlreiche Neben- bauten. Das war nur möglich aufgrund der von rechtlichen Vorschriften völlig freien Bauarbeiten. Auf Wunsch des Architekten traf Hitler selbst mehrfach Entscheidungen in strittigen Fragen der Gestaltung; trotzdem war und blieb das Stadion eine Schöpfung Werner Marchs, mit der Hitler nie ganz zufrieden war. Gegenüber dem französischen Botschaf- ter in Berlin, André François-Poncet, be- mängelte er die Stahlbeton-Konstrukti- on, die der „Schönheit des Steins“ nicht gleichkomme; am 28. Juni 1935 äußerte er gegenüber dem Berliner Oberbürger- meister Heinrich Sahm, er sei „durchaus nicht zufrieden mit dem, was auf dem Reichssportfeld alles geschähe“. Hier dürfte der wahre Kern einer von Albert Speer in seinen „Erinnerungen“ festgehaltenen Anekdote liegen: „In eine unangenehme Lage geriet das deutsche Olympiakomitee, als Hitler sich vom zu- ständigen Staatssekretär im Innenminis- terium, Hans Pfundtner, die ersten Pläne für den Neubau des Stadions zeigen ließ. Werner March, der Architekt, hatte ei- nen Betonbau mit verglasten Zwischen- wänden, ähnlich dem Wiener Stadion, vorgesehen. Von der Besichtigung kam Hitler zornig und erregt in seine Woh- nung, wohin er mich mit Plänen bestellt hatte. Kurzerhand ließ er den Staats- sekretär wissen, dass die Olympischen Spiele abzusagen seien.“ Daraufhin, so Speer weiter, habe er „über Nacht eine Skizze“ gezeichnet, die „eine Umkleidung des Konstruk- tionsgerippes mit Naturstein sowie kräftigere Gesimse vorsah, die Vergla- sung fiel fort, und Hitler war zufrie- den“. Eine frei erfundene Geschichte, denn die nahezu lückenlos erhaltenen Bauakten überführen Speer der Lüge. Auch Werner March konnte sich nicht an eine derartige „Einflussnahme“ von Hitlers Lieblingsarchitekten erinnern. Während der eigentlichen Spiele war die Stimmung in der Reichshauptstadt en- thusiastisch. Die Berliner freuten sich, Gastgeber der ganzen Welt zu sein. Sie schmückten ihre Stadt noch über die ohnehin aufwendige, wenn auch nicht gerade geschmackvolle Verzierung mit NSDAP-Symbolen hinaus. Bei den Wettkämpfen war Hitler meist im stets bis zum letzten Platz ge- füllten Stadion anwesend. Der ganz in seiner Nähe auf der Ehrentribüne sit- zende französische Botschafter André François-Poncet beobachtete die Freude des Kanzlers bei deutschen Siegen – und seine finstere Miene, wenn deutsche Athleten geschlagen wurden. Gar nicht glücklich war er, als die Berliner den Superstar der Wettkämpfe, den farbigen US-Sprinter und vierfachen Gold-Ge- winner Jesse Owens, begeistert feierten. Für die Abschlussfeier ließ sich Albert Speer etwas Besonderes einfallen. Rund um die Arena wurden starke Flakschein- werfer aufgestellt, die am Abend des 16. August 1936 auf einen Schlag einge- schaltet wurden. Selbst der dem NS-Re- gime gegenüber sehr kritische US-Bot- schafter in Berlin, William E. Dodd, war beeindruckt: „Das große Stadion war ringsherum von den obersten Reihen aus erleuchtet durch kuriose Strahlen- bündel, die sich in 60 bis 100 Meter Hö- he kreuzten. Noch nie habe ich eine so bis ins Letzte ausgeklügelte Schau gese- hen.“ Dodd bilanzierte trotzdem: „Diese Art von Propaganda mag den Deutschen gefallen haben; auf Ausländer machte sie, wie ich gehört habe, einen ungüns- tigen Eindruck.“ Das bestätigt eine vertrauliche Aus- wertung der internationalen Presse durch das Propagandaministerium: Gerade die dem Dritten Reich gegen- über kritischen Zeitungen blieben bei ihrer Linie der Berichterstattung über Deutschland. Dass trotzdem die Olym- pischen Spiele 1936 in vielen Köpfen als Triumph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weiterwirken, war die Folge eines nicht vorhersehbaren Geniestreichs: Die Re- gisseurin Leni Riefenstahl, die mit ext- remen Perspektiven und radikal neuen Motivideen schon die beiden NSDAP- Parteitage 1933 und 1934 in außerge- wöhnliche Bilder gebannt hatte, filmte mit nie gekanntem Aufwand auf dem Reichssportfeld. Ihre zwei Olympia- Filme „Fest der Völker“ und „Fest der Schönheit“ gelten zu Recht als perfekte, noch heute faszinierende Inszenierun- 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Olympianer sehen aus wie die Direktoren von Flohzirkussen“ Am 1. August 1936 eröffnete Hitler die Olympischen Sommerspiele in Berlin. Auf dem „Reichssportfeld“, um das es zuvor heftigen Streit gegeben hatte, feierten die Zuschauer den US-Star Jesse Owens. Das NS-Regime inszenierte dagegen Provokationen Hitler auf der Tribüne des Berliner Olympiastadions während der Spiele GETTY IMAGES S chmerzen hatte die Prinzessin wohl nicht – jedenfalls nicht we- gen der Schmorlschen Knötchen an ihren Bandscheiben. An der Wirbel- säule von Ita, Königstochter aus der 12. Dynastie aus dem Mittleren Reich Ägyptens (20. / 19. Jahrhundert v. Chr.), fanden sich bei jetzt veröffentlichten bioarchäologischen Untersuchungen die pathologischen, aber nicht unbedingt gefährlichen Veränderungen. ANTONIA KLEIKAMP Sie deuten, so die Autoren der Stu- die, „auf axiale Belastung“ zu Lebzeiten hin. Kämen bei Frauen der ägyptischen Oberschicht solche Einbrüche von Bandscheibengewebe in angrenzende Wirbel vor, verweise das auf starke kör- perliche Belastung durch spezialisierte Bewegungsabläufe wie etwa beim Bo- genschießen. Ita war möglicherweise eine Tochter von Pharao Amenemhet II., der etwa von 1926 bis 1895 v. Chr. re- gierte. Er selbst wurde in der Nekropole von Dahschur bei der mittelägyptischen Hauptstadt Memphis südlich von Kairo beigesetzt. Neben seiner wegen der spä- teren Nutzung als Steinbruch weitge- hend zerstörten Pyramide wurde unter anderem das Grab von Ita gefunden. Bei ihrem Tode war sie 28 bis 34 Jahre alt und 151,4 bis 155,3 Zentimeter groß; ihr Skelett ist zu 57,8 Prozent erhalten. Ihre Grabkammer und weitere un- verletzte Nebengräber hatte Jacques de Morgan, der Generaldirektor des Ägyptischen Antikendienstes, bei sei- ner Kampagne 1894/95 freigelegt. Doch die Knochen wurden seinerzeit nur zum kleineren Teil ausgewertet; später galten sie als verschollen. Erst 2020 wurden sie im Untergeschoss des bisherigen Ägyptischen Museums in Kairo wiederentdeckt – teilweise ein- gewickelt in Zeitungen aus dem Jahr 1895. Im Fachjournal „Frontiers in En- vironmental Archaeology“ weisen jetzt die Ägyptologen Zeinab Hashesh und Ahmed Gabr sowie die Bioarchäologin Roxie Walker aus London auf die bisher „unzureichende Nutzung bioarchäolo- gischer Ansätze in der ägyptologischen Forschung“ hin. Durch die Kombina- tion medizinischer und naturwissen- schaftlicher Methoden entstehe „eine biokulturelle Erzählung über Gesund- heit,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und Ab- stammung“. So weisen bei den insgesamt sechs untersuchten Skelettresten ausge- prägte Ansatzstellen von Muskeln und Bändern an Armen und Schultern auf wiederholte, körperlich fordernde Be- wegungen hin. „Mitglieder der königlichen Familie, insbesondere die Frauen, betätigten sich aktiv bei anspruchsvollen und kör- perlich fordernden Aktivi- täten wie Bogenschießen und Jagd“, schließt Zeinab Hashesh. Dies werde durch die Art und Weise gestützt, wie sich beispielsweise Itas Knochen entwickelten, um starker Muskelbelastung standzuhal- ten. „Wir fanden eine deutliche Ent- wicklung der oberen Gliedmaßen, die mit wiederholten, sehr intensiven Be- wegungen zusammenhängt – etwa dem Spannen einer Bogensehne oder dem Stabilisieren einer Waffe.“ Ihre Muskelansätze am Oberkörper deuteten darauf hin, dass sie regel- mäßig Waffen wie Streitkolben oder Dolche benutzte. In ihrem Grab fand Jacques de Morgan unter anderem ei- nen kunstvollen Dolch. Die Ergebnisse könnten die Debatte über die Bedeu- tung von Waffen in Frauengräbern vo- rantreiben. Lange Zeit wurden Begräb- nisse mit Dolchen, Schwertern, Bögen und Ähnlichem pauschal als männlich, solche mit Schmuck pauschal als weib- lich gedeutet. Doch zuverlässige anth- ropologische und genetische Methoden erlauben seit einiger Zeit eine genaue Geschlechtsbestimmung. Das Ergebnis war überra- schend: In einer nennens- werten Zahl von Fällen er- wies sich die Zuordnung nach Art der Grabbeigaben als genau falsch herum. Seither deutete man Waffen in Frauengräbern meist als symbolisch zu verstehende Beigaben. Die bioarchäologischen Be- funde zu Ita und weiteren ägyptischen Prinzessin- nen hingegen sprechen dafür, dass Bögen, Pfeile, Dolche und andere Waffen zumindest bei einigen Prinzessinnen keine bloßen Status- symbole waren. Bei der Prinzessin Nub Hotep sei besonders die Krümmung des zweiten Mittelhandknochens der rechten Hand auffällig. In Verbindung mit den in ihrem Grab gefundenen Pfeilen sowie weiteren biomechani- schen Merkmalen interpretieren die Forscher das als Hinweis auf wieder- holte Belastung, wie sie beispielswei- se beim regelmäßigen Bogenschießen entstehe. Die ebenfalls untersuchten Knochen der Prinzessin Itaweret (einer anderen Person als Ita) zeigten wiederum Spu- ren von Verletzungen, die schlecht zur Vorstellung eines behüteten Lebens am Pharaonenhof passen. Sie überlebte den Untersuchungen zufolge gebrochene Rippen und Fußfrakturen, die höchst- wahrscheinlich durch Unfälle, Stürze oder harte Schläge verursacht wurden, möglicherweise bei der Jagd oder militä- rischem Training. Mit dpa / sfk Diese ägyptische Prinzessin wusste mit Pfeil und Bogen umzugehen Nach rund 130 Jahren wurden erstmals Knochen aus sechs Grabkammern des Mittleren Reiches Ägyptens ausgewertet. Die Ergebnisse sind überraschend Das Olympiastadion an fast derselben Stelle ist mehr als dreimal so groß wie sein Vorgängerbau Einmarsch der deutschen Mannschaft in das Berliner Olympiastadion bei der Eröffnungsfeier PICTURE ALLIANCE / SZ PHOTO PICTURE ALLIANCE / AKG-IMAGES Diese Sphinx trägt den Namen der Prinzessin Ita und steht im Louvre in Paris RAMA/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2.0 FR
WIRTSCHAFT UND GELD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 SEITE 9 31.07. Kurs Veränderung 12 Monate Marktk. Div. Div. KGV in € Vortag in % Tief Vergleich Hoch Mrd. € in € Rend. Adidas 159,40 WWWW –1,1 130,0 _b 196,4 28,69 2,80 1,76 16,90 Airbus SE 202,25 WWW –0,8 157,5 _b 221,3 160,24 3,20 1,58 27,97 Allianz SE 432,50 +0,2 WW 334,1 _b 435,2 164,53 17,10 3,95 13,71 BASF SE 50,40 WWWWW –1,6 41,48 _b 55,05 44,98 2,25 4,46 17,38 Bayer 48,05 WWW –0,8 24,81 _b__ 53,92 47,21 0,11 0,23 11,31 Beiersdorf 80,72 W –0,1 67,08 ___b_______ 110,2 19,58 1,00 1,24 17,70 BMW St. 59,30 WWWWW –1,5 56,40 _b_________ 97,92 33,28 4,40 7,42 9,50 Brenntag SE 61,14 WWWWW –1,4 43,72 _________b 63,76 8,83 1,90 3,11 17,42 Commerzbank 37,67 +0,9 WWW 29,01 _b_ 39,18 42,47 1,10 2,92 11,81 Continental 71,86 WW –0,3 53,10 ________b__ 77,50 14,37 2,70 3,76 10,84 Daimler Truck 48,94 +0,5 WW 33,46 __________b 49,14 37,47 1,90 3,88 13,98 Dt. Bank 31,88 0,0 W 23,82 ________b__ 34,26 60,90 1,00 3,14 8,88 Dt. Börse 262,30 WWW –0,6 200,1 _________b_ 270,5 48,87 4,20 1,60 21,99 Dt. Post 57,76 W –0,1 36,99 __________b 58,20 66,42 1,90 3,29 17,19 Dt. Telekom 26,76 WWWW –1,3 23,53 ___b_______ 34,36 131,26 1,00 3,74 11,69 E.ON SE 18,72 WWW –0,6 14,60 _______b___ 20,39 49,43 0,57 3,05 16,86 Fres. M.C. 44,45 +0,4 WW 34,57 _______b___ 47,86 13,04 1,49 3,35 10,27 Fresenius SE 44,52 WWW –0,8 35,11 _____b_____ 52,96 20,39 1,05 2,36 12,23 GEA Group 61,65 WWWWWWW –2,1 53,45 ______b____ 66,80 10,04 1,30 2,11 17,97 Hann. Rück SE 250,60 WWW –0,7 223,4 _____b_____ 281,2 30,22 12,50 4,99 10,93 Kurs Veränderung 12 Monate Marktk. Div. Div. KGV in € Vortag in % Tief Vergleich Hoch Mrd. € in € Rend. Heidelb. Mat. 161,00 WWWWWWW –2,1 157,5 b__________ 241,8 28,39 3,60 2,24 12,39 Henkel Vz. 75,62 WW –0,5 61,28 ______b____ 84,20 13,47 2,07 2,74 13,24 Hochtief 443,20 +0,1 W 186,1 _______b___ 554,0 34,44 6,60 1,49 33,37 Infineon Tech. 61,67 +3,7 WWWWWWWWWWW 30,82 _____b_____ 88,83 80,54 0,35 0,57 37,83 Mercedes Benz 46,73 WWW –0,8 42,63 b_ 62,34 45,00 3,50 7,49 8,95 Merck 143,15 +0,2 WW 100,7 _________b 148,7 18,50 – – 17,02 MTU Aero 361,80 +1,0 WWWW 265,2 _b 404,8 19,47 3,60 1,00 18,47 Münch. Rück 522,20 W –0,1 437,4 __b_ 611,8 68,22 24,00 4,60 10,26 Qiagen 35,72 WWW –0,8 27,56 __b__ 47,60 7,39 0,31 0,86 16,54 Rheinmetall 1140,00 0,0 W 900,2 b__2008,0 52,44 11,50 1,01 29,89 RWE 57,18 +1,6 WWWWW 33,72 __b 62,00 44,60 1,20 2,10 21,26 SAP SE 157,68 +1,1 WWWW 127,5 b_ 257,7 193,71 2,50 1,59 21,75 Scout24 SE 74,35 WWWWWWWWWWW –3,6 62,70 __b_ 121,6 5,58 1,50 2,02 18,22 Siemens 282,65 +0,6 WW 198,0 _b 287,0 226,12 5,35 1,89 25,79 Siemens En. 147,44 +0,9 WWW 83,32 b 191,7 126,96 0,70 0,47 33,06 Siemens Heal. 36,86 WWW –0,9 32,81 __b_ 49,71 41,58 1,00 2,71 16,03 Symrise 89,10 WWWWWWWWW –3,0 64,70 __b 95,00 12,45 1,25 1,40 22,39 Vonovia SE 21,03 WW –0,3 19,53 __b__ 29,26 17,84 1,25 5,94 10,36 VW Vz 74,66 WWWWWW –1,9 69,20 b______ 109,2 15,40 5,26 7,05 3,72 Zalando SE 28,26 WWWWWWW –2,4 18,61 __b__ 30,43 7,47 – – 19,49 INDIZES Deutschland 25629,24 +0,07 Europa 6358,01 +0,21 Schweiz 14346,14 –0,32 Frankreich 8509,64 +0,28 Großbritannien 2198,16 –0,24 Kanada 35226,14 –0,79 USA 52485,03 +0,53 Brasilien 178221,22 +1,54 Argentinien 3304917,79 +2,22 Südafrika 4996,70 +0,48 Indien 78094,64 +0,21 China 25889,73 +0,12 Japan 64299,39 +4,03 Australien 9137,00 +0,16 • • • • • • • • • • • • • DAX 25629,24 Dow Jones 52485,03 Euro in $ 1,1530 Gold $ / Feinunze 4046,68 Rohöl $ / Barrel 87,99 Bund-Future 124,22 BÖRSEN-WELT: DAX • Veränderungen sind zum Vortag und in Prozent. * = Preis vom Vortag oder letzt verfügbar.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Quelle Stand: 31.7., 22:16 Uhr Der Frust der Wirtschaft über Ministerin Katherina Reiche Heizungsbauer sind wütend, die Gewerkschaften sowieso. Verbandschefs klagen, dass die CDU-Politikerin offensichtlich nie Zeit hat K atherina Reiche sagt zu viele Ter- mine ab. Katherina Reiche ist nicht ansprechbar für jene Teile der Wirtschaft, die nicht in ihrem Fokus stehen. Wer Katherina Reiche für eine Veranstaltung anfragt, bekommt am En- de immer einen Staatssekretär statt der Ministerin. Das sind drei Klagen aus der Wirtschaft, die in den vergangenen Wo- chen und Monaten beim Pro-Newsletter „Industrie & Handel“ des Nachrichten- magazins POLITICO aufgelaufen sind. TOM SCHMIDTGEN UND ROMANUS OTTE („POLITICO“) Wir haben mit mehreren Unterneh- menslenkern, Lobbyisten und Gewerk- schaftern gesprochen. Off en will fast niemand seinen Unmut äußern. „Zwar ist nicht verborgen geblieben, dass meh- rere große Agenturen damit beauftragt wurden, die Präsenz der Ministerin in klassischen und digitalen Medien zu stärken, aber vor Ort, da wo Wirtschaft auf Menschen triff t, tritt sie selten auf“, sagt Jürgen Kerner, Vizechef der IG Me- tall, der größten Einzelgewerkschaft Deutschlands, zu POLITICO. Nie sei es wichtiger gewesen, die Weichen für die Zukunft richtig zu stellen. „Umso irritie- render ist, wie das von Katherina Reiche geführte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derzeit seine Rolle ausfüllt.“ In der Zeit der massiven Veränderungen und Hiobs- botschaften in den Industriebetrieben bleibe „das Ministerium auff ällig passiv“. Dieselbe Klage ist in vielen Branchen zu hören. Das Kennenlernen mit einem großen Industrieverband sei mehrmals und über mehrere Monate verschoben worden – zum Unmut der Branche. Ei- nige Unternehmen warten bis heute auf eine Antwort, nachdem sie die Ministe- rin um ein Gespräch gebeten haben, be- richtet ein Lobbyvertreter aus der Bran- che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Die Kri- tik an Reiche ist nicht neu, sie staut sich. Bereits im Oktober brach sich die Unzu- friedenheit der Heizungsbranche Bahn. Die Branchenvertreter waren – inmitten der Verhandlungen zum Gebäudeener- giegesetz (heute Gebäudemodernisie- rungsgesetz) – in Berlin zur Deutschen Wärmekonferenz zusammengekom- men. Vor allem der angekündigte Be- such der Ministerin hatte viele gelockt. Doch diese sagte am Abend vorher ab. Stattdessen kam der parlamentarische Staatssekretär Stefan Rouenhoff . Bereits bei seinen einleitenden Worten und dem Gruß „im Namen von Katherina Rei- che“ lachte und buhte das Publikum. Das Ministerium wiegelt ab. „Es sind nicht mehr Absagen als normal üblich“, teilt eine Sprecherin mit. Viele Absagen zu- letzt beruhten auf der Präsenzpfl icht im Bundestag.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seien viele Themen und Gesetze des Mi- nisteriums im Parlament beraten wor- den. Bei Debatten zum Geschäftsbereich sind die Mitglieder der Bundesregierung üblicherweise anwesend, verpfl ichtend ist es nicht. Allerdings hat Bundestags- präsidentin Julia Klöckner (CDU) bereits mehrmals die persönliche Anwesenheit der Minister eingefordert. Das Plenum kann die Minister herbeizitieren. Die Unternehmen dürften diese Erklä- rung nicht beruhigen: Ein Verbandsver- treter erzählt, man frage Reiche gar nicht mehr an – „am Ende kommt sowieso immer Gitta Connemann“, ihre Staats- sekretärin, die künftig im Team von Di- gitalminister Karsten Wildberger spielt. Entweder gebe Reiche die Termine von Anfang an ab oder, wie im Fall der Hei- zungsbauer, kurzfristig. Solche Vertre- tungen sind üblich. Die Ministerin errei- chen Hunderte Anfragen, nicht alle kann – oder will – sie annehmen. Doch im Fall von Reiche häufen sich die Beschwerden. Viele Gesprächspartner ziehen Ver- gleiche zu Reiches Vorgänger Robert Habeck. Dieser sei immer erreichbar gewesen, er habe große, regelmäßige Austauschformate im Ministerium eta- bliert – vor allem in der Gaskrise. Doch der Hauptgeschäftsführer eines großen Industrieverbands beschließt den Ver- gleich mit der Einschätzung: Geredet wurde mit Habeck zwar viel, aber ge- bracht hat es nichts. Wie schlecht der Draht zwischen Industrie und Hauslei- tung zu sein scheint, zeigt der Fall „Made in EU“-Klauseln für Stahl im 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IAA). Bis zur entschei- denden ersten Sitzung im EU-Minister- rat Ende Mai wusste die Branche nicht, woran sie ist. Die deutsche Stahlindus- trie forderte lange, Teil der Local-Con- tent-Klauseln im IAA zu werden. Die Fachebene sei dafür gewesen. Ob die Mi- nisterin diese Interessen auch in Brüssel vertritt, wusste aber niemand. Vor der Kabinettsumbildung war Rei- che kurzfristig zum Besuch beim Kanz- ler gebeten worden. Laut „Bild“ soll das gestörte Verhältnis zu Industrie- und Wirtschaftsverbänden einer der Gründe für das Gespräch zwischen Reiche und Friedrich Merz gewesen sein. Und auch den Linken ist die Absagepraxis von Rei- che aufgefallen. In einer schriftlichen Frage will Janine Wissler wissen: „Wie viele der zugesagten offi ziellen Termine […] wurden seit Amtsantritt wieder ab- gesagt […], bitte nach Absagezeitraum in den Stufen acht Tage und mehr, zwei bis sieben Tage und am gleichen Tag des zugesagten Termins aufschlüsseln.“ Die Antwort ist dünn: „Bundesminis- terin Katherina Reiche nimmt täglich eine Vielzahl von Terminen wahr“, heißt es darin. Einzelheiten der Absagen wür- den nicht erfasst. E s dauerte nur wenige Minuten nach Börsenschluss in New York, da hatte der Markt sein Urteil gefällt. Microsoft-Aktien schossen im nachbörslichen Handel um acht Prozent nach oben, Me- ta-Papiere stürzten um acht Prozent ab. Zwei Konzerne, dieselbe Nacht, dieselbe Wette auf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d am Ende trennten die beiden 16 Prozent- punkte. HOLGER ZSCHÄPITZ Die Berichtssaison macht deutlich: Es geht nicht mehr darum, wer am meis- ten in KI investiert, sondern darum, wer schon heute beweisen kann, dass sich die Milliarden verzinsen. Für deutsche Anleger ist das mehr als eine Randnotiz aus Übersee. Microsoft und Meta ste- cken in Millionen Sparplänen und domi- nieren über den MSCI World fast jedes ETF-Depot. Zugleich waren beide die Sorgenkinder unter den „Magnifi cent Seven“: Microsoft lag vor den Zahlen seit Jahresbeginn 19 Prozent im Minus, Meta elf Prozent. Beide standen unter Beweis- druck, nur einer hat ihm Stand gehalten. Microsofts Zahlen lesen sich wie eine Antwort auf alle Zweifel der vergangenen Monate. Der Umsatz stieg im vierten Ge- schäftsquartal um 18 Prozent auf 90 Mil- liarden Dollar, klar über den Erwartun- gen. Die Cloud-Sparte Azure wuchs wäh- rungsbereinigt um 43 Prozent, so schnell wie seit Anfang 2022 nicht mehr, und soll laut Prognose im laufenden Quartal so- gar auf 45 Prozent beschleunigen. Der KI- Assistent Copilot zählt mehr als 30 Mil- lionen zahlende Nutzer, zehn Millionen mehr als drei Monate zuvor. Erwartet hatte die Wall Street ein Plus von sechs Millionen. Bernstein-Analyst Mark Moerdler überschrieb seine Studie mit drei Aus- rufezeichen: „Breakout!!!“, Ausbruch statt Stagnation. Microsoft beweise, ein KI-Gewinner mit starkem Schutz nach unten zu sein, dies sei eine Aktie, die je- der Investor in erheblichem Umfang im Depot haben sollte. Sein Kursziel von 647 Dollar impliziert 66 Prozent Potenzial. Dass der Konzern trotz beschleunigten Azure-Wachstums seine Investitionspro- gnose stabil hielt, nennt Moerdler einen „One-two-Punch“ gegen die Bären, einen Doppelschlag. Morgan Stanley sieht die eigene Kaufthese bestätigt: Die Wachs- tumsstory nehme Gestalt an, mit 17,7-mal dem Gewinn 2028 sei die Aktie schlicht zu billig. Morgan Stanleys Kursziel liegt bei 600 Dollar. Das eigentliche Kunststück steckt in der Kostenzeile. Microsoft investierte 41 Milliarden Dollar im Quartal, 70 Prozent mehr als vor einem Jahr, und erwirtschaf- tete trotzdem einen freien Cashfl ow von 19,6 Milliarden Dollar, kaufte nebenbei Aktien zurück und stellte für das neue Geschäftsjahr weiter positiven Cashfl ow in Aussicht. Finanzchefi n Amy Hood be- mühte in der Analystenkonferenz immer wieder das Wort „Effi zienzen“: Es gehe darum, aus allem mehr herauszuholen. Während Google trotz 82 Prozent Cloud- Wachstum erstmals Geld verbrannte, hielt Microsoft die operative Marge bei 45,1 Prozent. Die Nachfrage übersteigt laut Hood weiter das Angebot, der Auf- tragsbestand wuchs um rund 50 Milliar- den auf 678 Milliarden Dollar. Eine Fußnote sollten Anleger den- noch im Hinterkopf behalten. Microsoft schreibt seine Rechenzentren künftig über 25 statt 15 Jahre ab, wodurch die In- vestitionsprognose für 2026 optisch von 190 auf 175 Milliarden Dollar sinkt. Mor- gan Stanley warnt, die Dollar-Änderung spiegele die Bilanzklassifi zierung wider und nicht geringere reale Investitionen, die Kosten tauchten künftig größtenteils in den Herstellungskosten wieder auf. Ein Analyst prophezeite trocken, Micro- soft werde kaum das letzte Unternehmen sein, das die Nutzungsdauer seiner Re- chenzentren verlängert. Bei Meta zeigt dieselbe KI-Wette ihr anderes Gesicht. Dabei wächst der Konzern beim Umsatz sogar schneller als Microsoft, um 28 Prozent auf 60,8 Milliarden Dollar. Doch die Kosten ex- plodierten um 55 Prozent auf 42 Milliar- den Dollar, die operative Marge stürzte von 43 auf 31 Prozent ab. Zwar stecken darin 2,4 Milliarden Dollar für Rechts- streitigkeiten, vor allem die Jugend- schutz-Verfahren in den USA, plus 1,2 Milliarden Abfi ndungen. Bereinigt wäre das Betriebsergebnis um neun Prozent gestiegen. Die Börse aber starrte auf den freien Cashfl ow, der um 91 Prozent auf 784 Millionen Dollar einbrach, den nied- rigsten Wert seit Ende 2022. Wie giftig die Stimmung ist, zeigt die Reaktion der Wall Street. Ein vielzitierter Kommentar aus dem Investorenumfeld brachte Mark Zuckerbergs Auftritt auf die Formel „Trust me, bro“ (zu Deutsch etwa: „vertrau mir, Kumpel“). Seine Aus- führungen zu neuen KI-Produkten seien „enttäuschend“ und „generisch“ gewe- sen, und ein bloßes Vertrauensverspre- chen reiche in diesem Marktumfeld nicht. Manche Investoren fühlten sich demnach bereits an das Metaverse-Debakel erin- nert, wenn sie auf Zuckerbergs neues KI- Labor blicken. JPMorgan-Analyst Doug Anmuth beklagte die geringe Visibilität der KI-Monetarisierung, rechnet für 2027 inzwischen mit 243 Milliarden Dollar In- vestitionen, 70 Prozent mehr als in die- sem Jahr, und bleibt bei seiner neutralen Einstufung. Dabei fehlt es nicht an Verteidigern. Bernstein-Analyst Mark Shmulik über- schrieb seine Studie mit „Avoiding Tik- Tok 2.0“ und liefert die wohl schlüssigste Erklärung für Zuckerbergs Vollgas-Kurs: Zweimal im vergangenen Jahrzehnt sei Meta von plötzlichen Verschiebungen im Konsumentenverhalten kalt erwischt worden, erst von TikTok, dann von ChatGPT. Beim ersten Mal habe fehlende Rechenkapazität die Antwort verzögert. Nun rüste sich der Konzern, um beim nächsten Umbruch führen zu können, mit eigenem Spitzenmodell, KI-Brillen und gewaltiger Infrastruktur. Ideen auf Powerpoint-Folien oder in Analysten- konferenzen seien allerdings nicht real, solange sie nicht real würden, spottet Shmulik über die vielen skizzierten Ge- schäftsmodelle vom Compute-Verkauf bis zu KI-Agenten. Sein Fazit fällt trotz- dem wohlwollend aus: Nach dem Kurs- sturz koste Meta nur noch rund das 15-Fa- che des kommenden Jahresgewinns. Man werde quasi dafür bezahlt, Meta zu die- sem Preis zu besitzen, schreibt er, senkte sein Kursziel aber von 850 auf 800 Dollar. Die Lehre der vergangenen Nacht ist klar. Die pauschale Angst vor dem Inves- titionswahnsinn greift zu kurz. Entschei- dend ist, ob der Cashfl ow mit den Ausga- ben mitwächst und ob das Management einen glaubwürdigen Weg zur Verzinsung zeigt. Microsoft hat beides geliefert und dürfte einen Teil seines Jahresverlusts von 19 Prozent aufholen. Meta bietet das schnellste Wachstum der Gruppe zu einer historisch moderaten Bewertung, verlangt von seinen Aktionären aber Ge- duld und Vertrauen in Versprechen, die der Konzern erst noch mit Umsätzen unterlegen muss. Selbst der skeptische Investorenkom- mentar endete mit dem Hinweis, sobald die neuen KI-Erlöse sichtbar würden, könne die Aktie deutlich neu bewertet werden, so wie es Microsoft nun vor- gemacht habe. Es dürfte nur mehr Zeit brauchen. Schon am Donnerstagabend folgte mit Amazon der nächste Härtetest für den KI-Boom. Und auch der Online- versandhändler übertraf im vergangenen Quartal die Erwartungen der Wall Street. In der wichtigen Cloud-Sparte AWS, auf deren Entwicklung Anleger besonders achten, stieg der Umsatz im Jahresver- gleich um 37 Prozent auf 42,2 Milliarden Dollar. Insgesamt kletterten die Erlöse des Handels- und Technologiekonzerns im Jahresvergleich um 20 Prozent auf 200,6 Milliarden Dollar, der Gewinn sprang von 18,1 Milliarden Dollar im Vor- jahr auf knapp 62,65 Milliarden Dollar hoch. Die Aktie stieg in einer ersten Re- aktion im nachbörslichen US-Handel um mehr als sieben Prozent. Microsoft und Meta sind die Lieblingsaktien der Deutschen. Nach den neuen Zahlen kann aber nur ein Unternehmen bei den Anlegern punkten Apple Microsoft Amazon.com Nvidia Alphabet Tesla Meta Platforms 4967,1 2900,0 2438,1 4598,2 4112,3 1178,2 1491,8 62,1 94,6 95,2 96,3 89,2 47,6 91,1 24,4 -19,2 -1,8 1,9 7,6 -33,7 -11,3 -1,8 -29,6 -18,6 -19,7 -17,6 -40,2 -26,5 A14Y6F A1CX3T A1JWVX Quelle: Bloomberg Börsenwert Anteil Kauf- empfehlungen Wertentwicklung WKN in Mrd. Dollar vom All- zeithoch der Analysten in % lfd. Jahr Name Das müssen Anleger über die Glorreichen 7 wissen Quelle: Denkwürdige KI-Nacht an der Börse 84,108 92,123 Wahrnehmungswechsel Quelle: Bloomberg Wertentwicklung Microsoft Meta seit Jahresanfang, Index 31.12.2025=100, Stand: 30.07.2026 J F M A M J J 19,343 Quelle: Bloomberg Korrektur nach Rallye Börsenwert der Glorreichen 7 in Bio. Dollar, Stand: 30.07.2026 Katherina Reiche (CDU), Bundesministe- rin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FABIAN SOMMER/DPA Gitta Connemann (CDU) war bis Ende Juli 2026 Parlamentarische Staatssekretä- rin im Wirtschafts-Ministerium PICTURE ALLIANCE / DTS-AGENTUR
10 MITTELSTAND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E iner der größten Ferkel- erzeuger in Deutschland ist pleite. Der Mittelständler Geestferkel mit insgesamt 23 Standorten in Niedersach- sen, Brandenburg,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hat Insol- venz anmelden müssen. Auf der Kippe stehen knapp 200 Arbeitsplätze, vor allem aber regionale Wertschöpfung in der Landwirtschaft in Nord- und Ost- deutschland. CARSTEN DIERIG Branchenexperten befürchten zu- dem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nach- folgenden Stufen der Schweinehaltung und damit auf die Ernährungssicherheit. Gründe für die Insolvenz sind nach An- gaben von Geschäftsführer Jörn Ahlers der drastische Preisverfall bei Ferkeln und Mastschweinen bei zugleich stark gestiegenen Kosten. „Wir haben ge- meinsam mit unseren Partnern bis zu- letzt nach einer tragfähigen Lösung ge- sucht“, sagt er. „Letztlich fehlte jedoch die verlässliche Perspektive, dass sich die Schweinehaltung unter den gegen- wärtigen Marktbedingungen wieder nachhaltig wirtschaftlich betreiben lässt.“ So werden für Ferkel aktuell teilweise nur noch rund 30 Euro erlöst, berich- tet Ahlers, für Mastschweine wiederum 1,40 Euro je Kilogramm Schlachtge- wicht. „Inflationsbereinigt sind das die niedrigsten Preise seit Jahrzehnten“, sagt Ahlers. Seinem Unternehmen ent- stehen dadurch Verluste von mehr als 25 Euro je Ferkel und mehr als 50 Euro je Mastschwein, rechnet der Landwirt vor. Gleichzeitig seien Bau-, Energie-, Lohn- und Finanzierungskosten in den vergan- genen Jahren erheblich gestiegen. „Die Erlöse reichen in der Ferkelerzeugung teilweise nicht einmal mehr aus, um Futter, Wasser und Strom zu bezahlen. Unter diesen Bedingungen kann kein Unternehmen dauerhaft bestehen“, so Ahlers. Die Ferkelzucht steht am Anfang der Wertschöpfungskette in der Schwei- nehaltung. Nächste Stufe ist dann die Mast, also die gezielte Aufzucht und Fütterung von Schweinen auf ein Ge- wicht von mehr als 100 Kilogramm bin- nen sechs Monaten. Dann kommen die mastreifen Schweine in den Schlachthof und werden getötet, zerlegt und ver- marktet. Geestferkel aus Wildeshausen bei Bremen steht mit seinen verschiede- nen Standorten und Betrieben für rund eine Million Ferkel pro Jahr. Zudem ist der Mittelständler auch in der Mast tä- tig. Für beides hatte Geestferkel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illionen in die Infrastruktur und damit in höhere Hal- tungsstufen investiert. Denn der Lebensmittelhandel for- dert das ein: Die Discounter Aldi und Lidl zum Beispiel haben für ihre Eigen- marken Stufe 1 – und damit den ge- setzlichen Mindeststandard – bereits abgeschafft. Bis 2030 soll zudem auch Stufe 2 aus dem Sortiment genommen werden. Geestferkel hat nun sämtliche Sauenstandorte auf Haltungsform 3 aus- gerichtet, zertifiziert von der Initiative Tierwohl. Diese Stufe bedeutet: Frisch- luftstall, Kontakt zum Außenklima und 40 Prozent mehr Platz. Diese zusätzli- chen Kosten für höhere Tierwohlstan- dards werden jedoch weder über die Marktpreise noch durch eine verlässli- che staatliche Finanzierung ausreichend vergütet, kritisiert Geschäftsführer Ah- lers. „Der Landwirtschaft werden hö- here Standards abverlangt. Wer dafür Millionen investiert und anschließend nicht einmal seine laufenden Kosten be- zahlen kann, wird für sein Engagement wirtschaftlich bestraft.“ Er fordert daher einen festen, staat- lich abgesicherten Tierwohlbonus statt rein freiwilliger Lösungen. „Tierwohl ist eine gesamtgesellschaftliche Aufgabe. Wenn der Staat höhere Standards for- dert, muss er ihre Finanzierung dauer- haft sicherstellen. Andernfalls verlieren deutsche Schweinehalter im internatio- nalen Wettbewerb und die Produktion wandert weiter ins Ausland ab.“ Die In- solvenz seines Unternehmens sieht er „nicht als Problem eines einzelnen Be- triebes“, sondern als „Warnsignal für die gesamte deutsche Schweinehaltung und Ernährungswirtschaft“. Denn ohne wirt- schaftlich tragfähige landwirtschaftliche Betriebe verliert die deutsche Lebens- mittelwirtschaft zunehmend ihre hei- mische Rohstoffbasis. Schweinefleisch und andere Lebensmittel werden dann verstärkt aus dem Ausland importiert – teilweise aus Ländern mit geringeren Tierwohl-, Umwelt- und Produktions- standards. „Wenn sich die polit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Rahmenbedingun- gen nicht grundlegend ändern, hat die Ferkelerzeugung in Deutschland kaum noch eine Zukunft.“ Kritik an den Rahmenbedingungen kommt auch vom Deutschen Bauernver- band (DBV). Veredelungspräsident Hu- bertus Beringmeier spricht gegenüber WELT von einer „katastrophalen La- ge“ am Schweinemarkt in Deutschland. „Wir befürchten zunehmende Betriebs- aufgaben, wenn Schweine- und Ferkel- preise noch länger auf diesem ruinösen Niveau bleiben und die Politik nichts unternimmt, um in dieser unerwarteten und außergewöhnlichen Lage die Liqui- dität in den Betrieben zu verbessern.“ Und es sei Eile geboten: „Sonst droht uns der nächste Strukturbruch und eine zunehmende Gefährdung der Ernäh- rungssicherheit.“ Eine Schieflage im System sieht auch Klaus Martin Fischer. Und die sei nicht neu, sondern bestehe schon seit Jahren, betont der Partner bei der Beratungs- gesellschaft RSM Ebner Stolz. Die In- solvenz von Geestferkel wertet er dabei als Signal. „Hier gibt kein Grenzbetrieb auf, sondern ein wachstumsstarker, zer- tifizierter Betrieb, der Millionen in Tier- wohl investiert hat. Wenn ausgerechnet der scheitert, belegt das: Tierwohlin- vestitionen refinanzieren sich unter den aktuellen Marktbedingungen kaum. Die schwerste Folge ist damit weniger die Mengenlücke als ein weiterer Rück- schlag für das Investitionsklima.“ Für den Experten klafft zwischen dem politischen Anspruch „mehr Tierwohl“ und der notwendigen Finanzierung eine Lücke. Entscheidend sei, beide Aspekte zusammenzudenken. „Standards und die Frage, wer die Mehrkosten trägt, gehören zusammen“, sagt der Berater im WELT-Gespräch. Fallen beide aus- einander, entstehe für die heimische Er- zeugung ein Wettbewerbsnachteil – mit dem Risiko, dass Produktion ins euro- päische Ausland wandere, wo teils nach anderen Standards und mit hoher För- derung neu gebaut werde und die Lohn- kosten niedriger lägen. Den wichtigsten Hebel sieht Fischer in der Planbarkeit: Verlässliche, langfris- tig angelegte Rahmenbedingungen und zügige Genehmigungsverfahren ent- scheiden seiner Ansicht nach oft stärker über Investitionen als die Höhe einzel- ner Förderbeträge. Zudem mahnt der Experte gleiche Anforderungen an im- portierte Ware an. „Das würde für fair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sorgen.“ Sta- bilität entsteht aus Sicht des Beraters vor allem über verlässliche, vertraglich abgesicherte Lieferbeziehungen ent- lang der gesamten Wertschöpfungskette – vom Erzeuger bis zum Lebensmittel- einzelhandel. „Deutsche Ware hat ihren Preis und der muss sich in verbindli- chen Vertragsstrukturen abbilden statt in Absichtserklärungen“, sagt Fischer in Richtung des Handels. Nur so ließen sich Investitionen in die heimische Er- zeugung langfristig tragen. Schon heute beruhe ein Fünftel bis ein Viertel der deutschen Schlachtun- gen auf importierten Ferkeln, vorwie- gend aus den Niederlanden und aus Dä- nemark. 2025 waren das laut Fischer fast zehn Millionen Jungtiere. Und die Lie- ferungen könnten sogar noch ausgebaut werden. „Es droht kein Versorgungseng- pass, sondern ein Substitutionsrisiko: Die Menge bleibt gleich, stammt aber häufiger aus dem Ausland“, so Fischer. Damit wachse die Importabhängigkeit. Die bitteren Folgen der Ferkel-Krise Eine der größten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lichen Firmen ist pleite – ein Warnsignal für die gesamte Fleischindustrie. Investitionen ins Tierwohl belasten die Unternehmen. Das könnte auch Konsequenzen für die Verbraucher haben Rund eine Million Ferkel pro Jahr wurden bei Geestferkel aufgezogen JENS BÜTTNER/DPA-ZENTRALBILD/DPA E s wird eine Zukunft im Überfluss, sagte der US-Milliardär und Un- ternehmer Elon Musk vor ein paar Tagen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m Ma- gazin „Economist“. Denn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könnte dem Menschen in fast allen Situationen überlegen sein – und in der Welt der Zukunft fast jede Arbeit übernehmen. Was Musk gerade bewusst optimistisch klingen lässt, be- schäftigt aktuell auch mindestens 1,2 Millionen Deutsche. FELIX SEIFERT So viele entscheiden sich laut Statis- tischem Bundesamt jeden Sommer zwi- schen Ausbildung und Studium. Ausbil- dungsplätze werden traditionell ab Au- gust vergeben – und sind im Moment der klare Favorit vieler Bewerber. Das zeigt eine aktuelle Bertelsmann-Studie: 88 Prozent der Teilnehmer stimmen dort zu, dass eine Berufsausbildung heute ei- ne „gute Grundlage“ für die Zukunft sei. Die akademische Laufbahn bleibt zwar beliebt, landet aber nur noch „auf Platz zwei“. Tatsächlich zeichnet sich ab, dass Ausbildungsjobs im Vergleich immer attraktiver werden. KI ist ein Grund da- für – aber auch der Personalbedarf und die Gehälter bestimmen mit. In einigen Fällen überschreiten die Bezüge in den Ausbildungsberufen mittlerweile schon die von Akademikern. Welche? Und wie eindeutig ist diese neue Antwort auf eine der ältesten Ausbildungs-Fragen? WELT hat die Lage analysiert. Klar ist: Azubis werden gerade in Zu- kunfts-Jobs gesucht, wenngleich die Zahl der offenen Stellen insgesamt laut Bertelsmann leicht rückläufig ist. Das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W) rechnete vergangenes Jahr 215.000 of- fene Stellen für Fachkräfte mit Ausbil- dungsabschluss aus, gegenüber 118.900 Jobs für Akademiker. Das 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 und Berufsforschung (IAB) sieht Akademiker schon jetzt „nicht mehr wie früher immun gegen Schwierigkeiten“. Die Arbeitslosenquo- te unter Akademikern ist zwar traditio- nell gering, aber: Sie liegt aktuell mit 3,3 Prozent klar über dem Niveau vor 2020. Damals waren es noch 2,1 Prozent. Und auch die Bezahlung ist für die Entscheidung natürlich von großer Be- deutung. Akademiker starten typischer- weise mit 25,5 Jahren ins Berufsleben, wie das Statistische Bundesamt (De- statis) für 2024 angibt. Beschäftigte in Azubi-Jobs bekommen in diesem Alter im Schnitt schon seit zweieinhalb Jah- ren ein volles Gehalt. Trotz des späte- ren Berufseinstiegs, so die Idee, holen die Akademiker den Nachteil dank ihrer besseren Qualifikation wieder auf. Laut Experten nimmt dieser Effekt im Mo- ment aber ab: Selbst Ungelernte konn- ten zuletzt höhere Lohnsteigerungen erzielen als Akademiker. „Die Löhne von Akademikern und Nicht-Akademikern sind in den 2000ern und 2010ern wei- ter auseinandergegangen“, sagt Tobias Brändle, Ökonom am Tübinger Institut für angewandte Wirtschaftsforschung (IAW). Im Durchschnitt hätten Akade- miker im Alter von 35 Jahren trotz der kürzeren Zeit im Job insgesamt schon mehr Gehalt verdient als ihre Kollegen mit Berufsausbildung. Das sogenannte Brutto-Lebensentgelt auf Spezialisten- Stellen, die oft ein Studium vorausset- zen, lag laut IAB 2022 im Schnitt bei 2,36 Millionen Euro. Die geringer qualifi- zierten Fachkräfte verdienten über ihre gesamte Karriere 1,7 Millionen Euro. „Aktuell holen Personen mit Berufsaus- bildung wieder auf“, sagt Brändle. Doch diese Differenz ist nur ein the- oretischer Wert. Denn die Rechnung lässt viele Faktoren außen vor. Wer eine Ausbildung macht, hat auch früher ein Einkommen, das er investieren kann. Ausbildungsplätze sind laut Destatis im Schnitt ebenfalls mit etwa 1200 Euro brutto vergütet, während ein Studium Geld kostet. Selbstständige – unter allen Gründungen machen jene von Akademi- kern laut neuem KfW-Gründungsmoni- tor nur ein Drittel aus – fallen aus der Berechnung ganz heraus. Und am wich- tigsten: Diverse Ausbildungs-Jobs sind nach der Ausbildung mittlerweile auch noch klar besser bezahlt als manche Po- sition nach dem Studium. Das zeigt ein Vergleich der Brutto- jahresgehälter auf Basis von Daten des Karriere-Portals Stepstone. Die Gren- ze, auf die es dabei ankommt: 45.000 Euro. So hoch ist das Median-Einkom- men nach der Uni laut den Experten. Viele Jobs, für die eine Lehre reicht, zahlen mittlerweile mehr. Chemikanten können etwa mit 53.250 Euro Gehalt pro Jahr rechnen, Kaufleute im Digitalisie- rungsmanagement mit jährlichen Be- zügen von 53.000 Euro. Auch unter den Top Ten: Softwareentwickler, Pharma- kant, Informatiker, Mechaniker im Flug- zeugwesen oder auch klassische Pflege- Fachkräfte. Klar: Ohne Studium fällt das Median- gehalt in den meisten Jobs niedriger aus. Etwa 17.000 Euro pro Jahr, schätzt Stepstone. Und ohne Selbstständig- keit oder Meister, die auch laut Bränd- le „über große Teile des Berufslebens hinweg kumuliert mehr“ verdienen, sind beim Gehalt Grenzen gesetzt. Wer sich aber gleich für den richtigen Wirt- schaftszweig entscheidet, hat dennoch eine hervorragende Gehaltsperspektive und könne einen „so großen Vorsprung“ entwickeln, „dass dieser in den Daten nicht aufgeholt wird“, sagt Brändle. Das gleiche gilt übrigens fürs Studium. Und gerade Fächer mit guter Gehalts- perspektive fallen bei deutschen Studen- ten oft durch. Die Zahl der heimischen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Studenten sinkt seit Jahren. Für die besonders zu- kunftsrelevanten MINT‑Fächer rechnete der 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VDI) in einer Pressemitteilung zuletzt mit einem Rückgang der Studienanfänger von mehr als 20 Prozent. Alles, während die Zahl der Studenten insgesamt Re- kordhöhen erreicht: Fast drei Millionen Studenten gibt es aktuell. Auch deshalb, weil die Hochschule in Deutschland ver- gleichsweise äußerst günstig ist. Laut Destatis kostete ein Bachelor- Abschluss die Hochschulträger 2022 im Schnitt 36.500 Euro. Wer Forstwirt- schaft studiert, verursacht sogar Ausga- ben von mehr als 55.000 Euro. Großteils wird der Betrag über Steuergeld finan- ziert, Studiengebühren fallen kaum ins Gewicht. Experten mahnen zwar, dass sich die Investition meist lohne, aber: Es ist auch diese steuerliche Förderung, die dazu beiträgt, dass Akademiker später so schnell beim Gehalt aufholen. Trotz Skepsis der Studenten und dem höheren Azubi-Bedarf am Markt, liegt die Studi- enanfängerquote eines Jahrgangs aktuell somit weiter bei sagenhaften 58 Prozen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sprach im vergangenen Jahr von „Über- akademisierung“. Ein Eindruck, den Firmen teilen dürften, schätzt Stepsto- ne. Die Zahl der Abschlüsse ist so hoch, dass Firmen sich kaum noch allein mit Zeugnissen überzeugen lassen. „Wir be- obachten generell, dass Unternehmen bei der Einstellung zunehmend auf kon- krete Fähigkeiten und Berufserfahrung achten“, heißt es auf Anfrage von Steps- tone. Formale Abschlüsse würden als „primäres Auswahlkriterium an Bedeu- tung verlieren“. Das merken auch die Hochschüler. Laut Umfragen der DIHK aus dem vergangenen Jahr brachen 9,7 Prozent aller Azubis in Deutschland vor ihrer Lehre ein Studium ab. Das Karrie- re-Portal Indeed fand heraus, dass sich unter Studenten 52 Prozent sorgten, dass KI ihre Uni-Fähigkeiten eines Ta- ges entbehrlich machen könnte. Wie in der Vision von Musk, also? Enzo Weber, Ökonom am IAB, kann hier immerhin beruhigen. Von einer Dystopie, wie sie der Tech-Milliardär Musk prophezeite, sei die Arbeitswelt noch weit entfernt. Der Fokus der gene- rativen KI auf digitale Schreibtischjobs sei vermutlich ohnehin „nur eine Pha- se“, so Weber. Das nächste große Ding: eine Fusion zwischen KI und Robotik. Die Lage könne sich, sagt Weber, also auch „schnell wieder wandeln“. Die Axel Springer SE, zu der auch WELT gehört, hält Minderheitsanteile an der Stepstone Group. Ausbildung oder Studium? Die Jobs mit den besten Einstiegsgehältern Mehr als eine Million junge Menschen müssen sich jedes Jahr entscheiden, wie sie in den Beruf starten – dabei spielt auch die Entlohnung eine Rolle 40.000 55.000 Hier gibt es ohne Studium das beste Einstiegsgehalt Bruttojahresgehälter (Median) nach der Ausbildung im Vergleich in Euro Chemikant Kaufleute für Digitalisierungsmanagement Fluggerätmechaniker, Fertigungstechnik Fluggerätmechaniker, Triebwerkstechnik Operationstechnische Assistenz Pflegefachkräfte, Altenpflege Sozialversicherungsfachangestellte, Rente Mathematisch-technische Softwareentwickler Pharmakant Fachinformatiker, Daten- und Prozessanalyse 53.250 53.000 51.750 51.250 51.250 51.000 50.750 49.750 49.500 49.500 Quelle: Stepstone DAS IST EIN WEITERER RÜCKSCHLAG FÜR DAS INVESTITIONSKLIMA KLAUS MARTIN FISCHER, Unternehmensber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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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hwellenländer scheinen 2026 wieder auf dem Ra- darschirm der Investoren zu sein. Doch der Eindruck täuscht. Keineswegs alle wachstumsstarken Volkswirtschaften werden von der Börse mit der gleichen Aufmerksamkeit bedacht. Eine ganze Weltgegend wird weithin ignoriert – zu Unrecht, denn die Region bietet nicht nur interessante Wachstumsstorys, son- dern auch günstige Bewertungen und hohe Dividenden. Die Rede ist von La- teinamerika. DANIEL ECKERT Ein einfacher Vergleich macht deut- lich, wie wenig die Region derzeit im Fokus steht. Der MSCI Emerging Markets, ein viel beachteter Index der Schwellenländer-Aktien, ist seit Jah- resbeginn um rund ein Fünftel gestie- gen, der MSCI Emerging Markets La- tin America hingegen hinkt mit einem Plus von rund 16 Prozent deutlich hinterher, obwohl das Investmentum- feld für den Süden des amerikanischen Doppelkontinents kaum positiver sein könnte. „Im MSCI Emerging Markets sind Unternehmen aus dem Bereich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hoch gewichtet, und die konnte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von starken Kursgewinnen profitieren“, erklärt Ulrich Stephan, Chefanlagestratege für Privat- und Fir- menkunden der Deutschen Bank, das Davoneilen des allgemeinen Schwellen- länder-Index. Wegen ihrer Chip- und Komponen- tenhersteller haben vor allem Taiwan und Südkorea (für den Indexbetreiber MSCI immer noch ein Schwellenland) von globalen Geldflüssen profitiert. Zwischenzeitlich stand der südkorea- nische Kospi-Index bis zu 123 Prozent höher als zu Jahresanfang – getrieben von einer fast schon euphorischen Ral- lye der Schwergewichte SK Hynix und Samsung Electronics. Solche Tech-Gi- ganten haben die lateinamerikanischen Volkswirtschaften nicht zu bieten. Sie verfügen aber über andere Stärken, die sie in dieser Zeit durchaus ausspielen können. So produzieren einige Länder Güter, die derzeit teuer und gefragt sind, darunter Öl, Erze und andere Rohstoffe. „Lateinamerika verfügt über einige der weltweit größten Vorkommen an Kupfer, Lithium, Gold und Öl“, sagt Ka- rin Kunrath,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bei Raiffeisen Capital Management. Die Umstellung auf Elektromobilität und erneuerbare Energien, aber auch der Aufbau riesiger KI-Rechenzentren ha- ben unter anderem den Preis für Kupfer nach oben getrieben, das als günstiger Stromleiter gefragt ist. Rohstoff-No- tierungen auf oder nahe Rekordhoch würden dazu führen, dass die Gewinn- Erwartungen der Unternehmen in der ganzen Region nach oben gehen, sagt Karin Kunrath. Das gelte insbesondere für Chile und Peru, aber auch für Bra- silien, die 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Süd- amerikas. Brasiliens Vorzeigekonzern heißt Vale. Im Jahr 1942 als staatlicher Berg- baubetrieb gegründet und lange als 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 bekannt, firmiert die privatisierte Gesellschaft seit 2007 unter dem einprägsamen Na- men Vale. Das Unternehmen ist einer der wichtigsten Rohstofflieferanten der Welt und fördert unter anderem gewal- tige Mengen an Eisenerz und Nickel. Damit sind die Brasilianer Nutznießer des globalen Infrastrukturausbaus. Von enormer Bedeutung ist der Energiesek- tor. Während Industrieländer darunter leiden, dass sich Öl und Gas wegen des Iran-Konflikts verteuern, sei das bei zahlreichen Ökonomien Lateinamerikas – ihrerseits Produzenten und Exporteu- re – nicht der Fall. „Das Rohstoffenga- gement der Region wirkt als natürliche Absicherung in einem Umfeld erhöhter geopolitischer Risiken und Schwankun- gen bei den Energiepreisen“, sagt die Strategin. Dass die Kurszuwächse an den Börsen der Region teils hinter der Gewinndyna- mik zurückbleiben, bedeutet, dass vie- le Aktien weiter günstig bewertet sind. Gemessen am MSCI EM LatAm liegt das Kurs-Gewinn-Verhältnis sogar elf Prozent unter dem Zehn-Jahres-Durch- schnitt, hebt Ulrich Stephan hervor. In einer separaten Studie hatte Deutsche Bank Research nachgewiesen, dass mo- derate Bewertungen eine Voraussetzung für langfristig überdurchschnittliche Renditen sind. Beispiel Petroleo Bra- sileiro, kurz Petrobras: Brasiliens teil- staatlicher Energieriese hat sich seit Anfang des Jahres an der Börse um 58 Prozent verteuert, dennoch wird das Unternehmen weiter für weniger als das Vierfache seines Jahresgewinns ge- handelt. Damit gehört Petrobras zu den billigsten Aktien der Welt, und das bei einer Marktkapitalisierung von mehr als 100 Milliarden Euro. Zusätzlich zu den Kursgewinnen dürfen sich Aktionäre auf eine Dividendenrendite von sechs Pro- zent freuen. Eine noch bessere Kursentwicklung als Petrobras weist Ecopetrol, der größ- te Konzern Kolumbiens, auf. Der Ener- gie-Gigant, der sich zu fast neun Zehn- teln im Besitz des kolumbianischen Staats befindet, hat seinen Anteilseig- nern dieses Jahr ein Plus von 75 Prozent gebracht, das Ganze bei einer Ausschüt- tung von vier Prozent gemessen am ak- tuellen Aktienkurs. Ecopetrol gilt unter Investoren vielfach als Geheimtipp. We- gen der geringen Menge der frei verfüg- baren Aktien ist der Konzern nicht so stark in Indizes wie dem MSCI EM La- tAm gewichtet und wird auch von Ana- lysten wenig beachtet. Mit steigenden Ölpreisen geht aber auch die Profitabi- lität der Staatsfirma nach oben, wovon Anteilseigner in Form von Dividenden oder Kurssteigerungen profitieren kön- nen. An Kolumbien gefällt Anlegern der- zeit die Richtung, in der sich die Politik seit der Präsidentschaftswahl im Juni bewegt, in der sich der rechtskonservati- ve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knapp gegen den linken Iván Cepeda durchsetzte. De la Espriella, genannt „El Tigre“, gilt als wirtschaftspolitischer Reformer. „Das Land profitiert vom politischen Wandel, dem Wechsel zu wieder mehr konserva- tiver Fiskalpolitik und der Aussicht auf höhere ausländische Direktinvestitio- nen“, sagt Karin Kunrath. Auch Mexiko sollten Investoren nicht übergehen. Als Nachbar der USA wird die Nation zwar immer wieder von Donald Trump hart angegangen, als Profiteur des Rohstoff- booms kann die zweitgrößte lateiname- rikanische Volkswirtschaft nach Brasi- lien aber durchaus punkten. Das größte Börsenunternehmen der 134-Millionen- Nation heißt Grupo México. Auf den ersten Blick scheint das Kon- glomerat so etwas wie die mexikanische Antwort auf die in London gelisteten Bergbauriesen BHP oder Rio Tinto zu sein – allerdings gibt es eine Besonder- heit: Neben Erzminen betreibt der Kon- zern auch ein großes Eisenbahn- und Infrastrukturgeschäft. Das macht die Aktie robuster als viele reine Rohstoff- wetten. Zugleich zählt Grupo México zu den größten Kupferproduzenten der Welt. Das rote Metall wird für Strom- netze, Rechenzentren, Elektroautos und praktisch jede Art von KI-Hardware benötigt. Damit profitieren die Mexika- ner, die an der Börse mehr als 80 Mil- liarden Euro wert sind, vom globalen Megatrend der Elektrifizierung. Für 2026 trauen die Analysten dem Konzern deutliche Gewinnsteigerungen zu. Die traditionell starken Cashflows aus dem Bergbau werden für Investitionen ge- nutzt. Zusätzlich schüttet Grupo Méxi- co knapp drei Prozent Dividende aus. Doch Rohstoffe sind nicht das einzige Investmentthema. Deutsche-Bank-Stra- tege Stephan lobt die starke Entwick- lung brasilianischer Finanzwerte, die mehr als ein Viertel des Lateinameri- ka-Index ausmachen. Er verweist auf die jüngsten brasilianischen Inflations- daten, die auf ein stabileres Umfeld für Banken hindeuten. „Die Teuerungsrate ist niedriger ausgefallen als vom Markt erwartet und stärkt damit die Aussicht auf weitere Zinssenkungen“, sagt der Marktstratege. Niedrigere Zinsen könn- ten wiederum über eine höhere Kredit- vergabe insbesondere den Finanzsektor stützen. Im MSCI Emerging Markets Latin America sind gleich zwei Finanzwerte stark gewichtet. Der eine ist das eher traditionelle Geldhaus Itaú Unibanco mit einer laufenden Rendite von drei Prozent. Der andere heißt Nu Holdings. Das frühere Fintech ist inzwischen zu einer beachtlichen Größe herangewach- sen und erschließt sich inzwischen auch andere Märkte der Region, darunter Me- xiko und Kolumbien. Ob Traditionsbank oder Neobank – der Erfolg hängt stark davon ab, ob die Finanzierungsbedin- gungen stabil bleiben. Und auch der po- litische Rahmen darf nicht wackeln. Die Geschichte des südlichen Kontinents lehrt nämlich, wie schnell hier Opti- mismus in Enttäuschung umschlagen kann. „Lateinamerika ist keineswegs risikolos“, warnt Edwin Gutierrez von Aberdeen Investments. In Brasilien ste- hen demnächst Wahlen an. Und in Ko- lumbien ist der Markt aus seiner Sicht inzwischen sehr zuversichtlich, was die Konsolidierung der Staatsfinanzen an- gehe. Diese Erwartungen sollten Inves- toren kritisch hinterfragen. Auch die Währungen der Länder süd- lich des Rio Grande waren in der Vergan- genheit ein Risikofaktor. Daher hängt viel davon ab, welche geldpolitische Richtung die amerikanische Federal Re- serve (Fed) unter ihrem neuen Chef Ke- vin Warsh einschlägt. Denn die Fed-Po- litik beeinflusst die Devisenmärkte ganz unmittelbar. Vandana Bhatter von der Citigroup wird von der Finanznachrich- tenagentur Bloomberg wie folgt zitiert: „Wenn die US-Notenbank ihre Zinsen unverändert lässt, können Anlagen in Schwellenländern weiterhin gut laufen – besonders in Währungen mit hohen Zinserträgen, solider Wirtschaftsent- wicklung und stabilem politischem Um- feld wie in Kolumbien.“ Stabile Währungen und Finanzmärk- te sind denn auch die Voraussetzung dafür, dass Anleger ihren Nutzen aus den günstigsten Aktien der Welt zie- hen. Vorsichtige Anleger sollten eher auf einen ETF setzen als auf Einzelwer- te mit höherem Risiko. Sparer haben die Auswahl zwischen einer Handvoll von Lateinamerika-ETFs, in denen bra- silianische und mexikanische Papiere das Schwergewicht bilden. Die Ver- waltungskosten der börsengehandelten Fonds liegen zwischen 0,20 und 0,40 Prozent pro Jahr. Alternativ gibt es auch Länder-ETFs auf den brasilianischen oder den mexikanischen Aktienmarkt, vor allem letztere können mit jährlichen Kosten von bis zu 0,65 Prozent etwas teurer sein. In den letzten fünf Jahren allerdings hat es sich ausgezahlt, auf Mexiko zu setzen: Trotz immer wieder erneuerter Trump-Drohungen haben sich mexika- nische Aktien in dem Zeitraum beinahe verdoppelt. Sie waren damit nicht nur besser als generelle Schwellenländer- Aktien, sondern sogar besser als der MSCI World mit seinem US-Schwerge- wicht. 14,20 Politischer Konzern aus Kolumbien Ecopetrol Aktienkurs in Euro Quelle: finanzen.net 24.07.2026 25.07.2016 Das sind die günstigsten Aktien der Welt 12 WIRTSCHAFT UND GELD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10,35 Wette auf die Elektrifizierung Grupo México Aktienkurs in Euro Quelle: finanzen.net 24.07.2026 25.07.2016 12,65 Brasiliens Bergbauriese Vale Aktienkurs in Euro Quelle: finanzen.net 24.07.2026 25.07.2016 Noch immer stehen die US-amerikanischen Börsen im Fokus der Anleger. Dabei werden Schwellenländer zu Unrecht ignoriert. Sie bieten nicht nur interessante Wachstumsstorys, sondern auch gute Bewertungen und hohe Dividenden. Einige Titel sind unfassbar preiswert 8,09 Günstige Energie-Aktie Petrobras Aktienkurs in Euro Quelle: finanzen.net 24.07.2026 25.07.2016 D er viel beachtete Erfolgslauf eines aus Deutschland stam- menden jungen Hedgefonds- Investors im Silicon Valley, der für seinen Fokus auf KI-Aktien als Börsen- star gefeiert wurde, hat ein jähes Ende gefunden. Der jüngste Kursrutsch bei Halbleiter-Papieren traf den Fonds Situational Awareness von Leopold Aschenbrenner so hart, dass er laut Me- dienberichten den Großteil des Portfo- lios von Investments in börsennotier- te Unternehmen mit Rabatt an den Hedgefonds Citadel des Milliardärs Ken Griffin abtreten musste. Citadel und Situational Awareness äußerten sich auf Nachfrage nicht. Zugleich be- stätigte Aschenbrenner in einem Brief an seine Investoren in der Nacht zum Freitag, dass „ein Teil“ der Anteile an börsennotierten Unternehmen als Pa- ket verkauft worden sei. Er überneh- me die volle Verantwortung, schrieb Aschenbrenner in dem vom Silicon- Valley-Podcast „TBPN“ veröffentlich- ten Brief. Zugleich versicherte er, dass der Fonds nicht geschlossen oder liqui- diert worden sei. Sein eigenes Kapital sei auch in dem Fonds und er werde beweisen, dass die Ereignisse ihn zu ei- nem klügeren Investor gemacht hätten. Der Mittzwanziger Aschenbrenner, der zwischenzeitlich beim ChatGPT- Entwickler OpenAI gearbeitet hatte, machte erstmals vor rund zwei Jahren von sich reden. Er veröffentlichte ein Essay mit dem Titel „Situational Awa- reness“ (etwa: Wahrnehmung der Si- tuation). Darin argumentierte er, dass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e Welt radikal verändern werde – und die meisten sich dessen noch nicht bewusst seien. Wenig später startete er einen Hedge- fonds unter demselben Namen mit dem Versprechen, in die Zukunft zu in- vestieren. Das ging auf der Welle des KI-Booms zunächst gut – sehr gut sogar. Situa- tional Awareness investierte laut öf- fentlich verfügbaren Unterlagen in al- les rund um KI – Infrastruktur, Chips, Energie für Rechenzentren. Dank kräf- tiger Kursanstiege wuchs das Portfolio von Situational Awareness dem „Wall Street Journal“ und dem Wirtschafts- sender CNBC zufolge von einigen hundert Millionen auf 45 Milliarden Dollar an. Andere Investoren kopierten Aschenbrenners Strategie, er wurde ge- feiert als „Wunderkind“, „Orakel“ und „KI-Nostradamus“ – in Anlehnung an den für seine Prophezeiungen berühm- ten französischen Astrologen. Im Juli jedoch setzte eine steile Tal- fahrt unter anderem bei Halbleiter-Ak- tien ein, in die Situational Awareness groß investiert hatte. Das wäre an sich nicht katastrophal, doch CNBC zufolge hatte der Fonds in großem Stil auf Pump investiert und etwa viermal mehr gelie- henes Geld als eigenes Kapital im Ein- satz. Entsprechend hätten Banken ge- fordert, Sicherheiten nachzuschießen, wofür Situational Awareness plötzlich Geld finden musste. Erschwerend kam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hinzu, dass der Fonds auch noch mit sogenannten Leerverkäufen auf sinkende Kurse bei Aktien von Software-Firmen gewettet hatte, deren Geschäft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unter Druck gebracht wird. Bei solchen Deals werden geliehene Aktien verkauft – in der Hoffnung, sie später zu niedrigeren Preisen zurück- zukaufen. Doch im Juli setzte bei Soft- ware-Aktien nach langer Talfahrt auch eine deutliche Erholung ein und damit drohten dem Fonds auch bei den Leer- geschäften Verluste. Damit geriet Si- tuational Awareness in die Zange. Den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behielt der Fonds entgegen ersten Überlegun- gen seine Beteiligung an der KI-Firma Anthropic. Der Anteil ist demnach 3,5 bis 5 Milliarden Dollar wert. Griffin und Citadel profitierten von den Nöten von Situational Awareness mit einem Rabatt von mehr als zehn Prozent auf den aktuellen Wert des gekauften Port- folios, wie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schrieb. Die verbliebenen Investments des Fonds hätten einen Wert von mehr als zehn Milliarden Dollar. Aschen- brenner betonte in seinem Brief, Situa- tional Awareness sei seit Jahresbeginn gerechnet immer noch um 80 Prozent im Plus. dpa Ein Wunderkind muss Federn lassen Der Kursrutsch bei Halbleiter-Papieren trifft den Fonds Situational Awareness von Leopold Aschenbrenner besonders hart. Die mexikanische Börse PICTURE ALLIANCE / SIPA USA ER WERDE BEWEISEN, DASS DIE EREIGNISSE IHN ZU EINEM KLÜGEREN INVESTOR GEMACHT HÄTTEN
SPORT 13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W enig Schnee im Winter, ein warmer Frühling und lang anhaltende Hitze sind eine unheilvolle Kombination. In den Al- pen verschärfen sich die Bedingungen für Bergsteiger und Wanderer. Fach- leute warnen vor den Gefahren. „Wir haben eine sehr ungünstige Konstellation in diesem Jahr“, sagt Severin Karrer, Fachleiter für Aus- bildung, Bergsport und Sicherheit im Sommer beim Schweizer Alpen-Club (SAC). Der geringe Schneefall, der milde Frühling und die ungewöhnlich frühen Hitzewellen hätten die Lage verschärft. Stefan Winter, Bergführer und Ressortleiter Sportentwicklung beim Deutschen Alpenverein (DAV) warnt: „Bergsteiger treffen zunehmend auf Blankeis-Passagen, Schneebrücken über Gletscherspalten kollabieren, und Randspalten werden immer grö- ßer.“ „Ein Problem ist vor allem, dass die Hitzewellen so lange angehalten haben“, sagt Karrer. „Wir hatten meh- rere Wochen, in denen die Null-Grad- Grenze über 4000 Meter lag.“ Zurzeit sind es teils sogar annähernd 5000 Meter. Im Sommer lag die Null-Grad- Grenze im langjährigen Durchschnitt zwischen 3000 und unter 4000 Me- tern. Auch Bernd Tritscher, Bezirkslei- ter der Bergrettung Pinzgau im Salz- burger Land in Österreich, spricht von einem „außergewöhnlichen Jahr“ mit erheblichen Problemen: „Gewis- se Touren sind in diesem Jahr nicht mehr möglich.“ Abgesehen von Spalten und blan- kem Eis auf Gletschertouren gibt es auch zusätzliche Gefahren, weil die Hitze den Permafrost auftaut. Er gilt im Hochgebirge als „Klebstoff der Berge“, weil er in den gefrorenen Ge- steinsschichten Fels und Schutt zu- sammenhält. Taut er auf, können sich Gesteinsmassen lösen. Dann drohen Steinschlag und Felsstürze. Nach Ge- wittern und Starkregen steigt außer- dem die Gefahr von Muren. Immer wieder seien auch Zustiege zu den Hütten vorübergehend unpas- sierbar, sagt Tritscher. Und die Ge- fahr verschwinde nicht automatisch, sobald es kühler werde, betont Karrer: Gelockertes Gestein rutsche nicht im- mer sofort ab. „Nicht nur Bergsteiger, auch Wan- derer müssen sich bewusst sein, dass sie in einem Spannungsfeld unterwegs sind, in dem es Risiken gibt“, sagt Kar- rer. Entscheidend sei, sich vor jeder Tour über die aktuellen Verhältnisse zu informieren. Alte Karten und Rou- tenbeschreibungen könnten dagegen ein falsches Sicherheitsgefühl vermit- teln. „Gletscherstände verändern sich rasant, ehemals stabile Felsabschnit- te werden instabil, und ganze Routen können plötzlich nicht mehr begehbar sein“, sagt DAV-Bergführer Winter. Tritscher beobachtet zudem, dass viele Menschen zu spät starten. Statt gegen 6.00 oder 7.00 Uhr aufzubre- chen, machten sich manche erst am späten Vormittag auf den Weg. Hö- henmeter in der Mittagshitze zu be- wältigen, sei für viele aber nicht ohne Weiteres machbar. „Wir haben wahn- sinnig viele erschöpfte Leute“, sagt der Bergretter. Der DAV erinnert zu- dem daran, viel Flüssigkeit mitzuneh- men und regelmäßige Trinkpausen im Schatten einzuplanen, Kopfbedeckung und Sonnenschutz ohnehin. Der Klimawandel verändert den Le- bensraum Alpen nach Einschätzung des Instituts für Schnee- und Lawinen- forschung (SLF) in Davos rasant: „In den Alpen, mitten in Europa, steigen die Temperaturen doppelt so schnell wie im globalen Durchschnitt.“ In einer Studie in der Fachzeit- schrift „Earth-Science Reviews“ unter Beteiligung des SLF von November 2024 heißt es: „Es gibt eindeutige Hinweise darauf, dass die Steinschlag- aktivität in alpinen Gebieten, die vom Auftauen des Permafrosts und vom Gletscherschwund betroffen sind, zu- nimmt, was in erster Linie auf stei- gende Sommertemperaturen zurück- zuführen ist.“ pk/dpa Der Klimawandel in den Bergen verschärft die Gefahren für Kletterer und Wanderer. Einige Touren sind schon nicht mehr möglich Die unheilvolle Konstellation in den Alpen Blick auf den Großglockner im Glocknermassiv in Österreich, Ende Juni 2026 PICTURE ALLIANCE / APA-IMAGES V ielleicht war es seine bizarrste und aberwitzigste Rede. „Heu- te fühle ich mich katarisch, heu- te fühle ich mich arabisch, heu- te fühle ich mich afrikanisch, heute fühle ich mich schwul, heute fühle ich mich behindert, heute fühle ich mich als Gastarbeiter. Ich fühle so, weil ich all das gesehen habe“, sagte Infantino bei seiner Eröffnungsrede am 19. November 2022 vor de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in Katar. MALTE ACHILLES, FRANS NÄHRING UND MAX W. BOEDDEKER Seit zehn Jahren hat er bei der Fifa das Sagen – und nur er: Gianni Infantino. Der Präsident des Weltverbands behauptet, er liebe den Fußball. Was der 56-Jährige aber noch mehr liebt, ist Macht. Jetzt ist der Fußball-Boss mit seinen umstrittenen In- vestoren-Plänen krachend gescheitert. Nur wenige Tage nach der Vorstellung musste der Schweizer das Projekt ob heftiger welt- weiter Gegenwehr zahlreicher kontinenta- ler Fußballverbände wieder begraben. Wer ist dieser Giovanni Vincenzo Infantino, der den Fußball gespalten hat wie kein Funk- tionär zuvor? In Brig im Schweizer Kan- ton Wallis kommt Giovanni „Gianni“ Vin- cenzo Infantino 1970 als jüngstes von drei Geschwistern zur Welt. Seine Eltern sind italienische Gastarbeiter. Mama Maria be- treibt einen Kiosk, Vater Vincenzo arbeitet am Bahnhof als Zeitungsbote und Snack- verkäufer. Doch schon vor der Geburt des kleinen Gianni gibt es Probleme. Ärzte entdecken, dass etwas mit dem Blut des Kindes nicht stimmt. Zwölf Tage vor dem errechneten Termin wird er geholt. Der Kampf mit dem Tod beginnt. Antikörper verursachen eine schwere Gelbsucht. Nur ein vollständiger Blutaustausch kann den Kleinen retten. Das Rote Kreuz findet zwei Menschen mit der gleichen seltenen Blutgruppe in ganz Euro- pa. Einer in Bristol (England), einer in Bel- grad (Serbien). Beide helfen mit je einem halben Liter Blut, das mit der Rettungsflug- wacht eingeflogen wird. So retten sie Infan- tinos Leben. 56 Jahre später ist er der mächtigste Mann im Weltfußball. Infantino ist seit 2001 mit Leena al-Ashqar, einer Libanesin, verheiratet. Sie ist eher selten bei öffentli- chen Auftritten an der Seite ihres Mannes zu sehen. Kennengelernt haben sich die bei- den bei der Arbeit. Leena al-Ashqar arbei- tete damals für den Fußballverband ihres Heimatlands als stellvertretende General- sekretärin. Infantino war zu dem Zeitpunkt noch bei der Uefa. Gemeinsam haben sie vier Töchter – die Zwillinge Sabrina und Alessia (beide 23), Shania Serena (21) sowie Dhalia Nora (15). Die Zwillinge wurden am Tag nach dem Tod von Infantinos Vater geboren. Das er- zählte der Fifa-Boss der Schweizer Zeitung „Blick“ in einem Interview: „Mein Vater ist gestorben, am anderen Tag kamen meine beiden Zwillingstöchter auf die Welt. (...) Ich habe meinen Vater verloren und am anderen Tag plötzlich zwei Kinder gehabt. So richtig das pure Leben.“ Die Familie hat mittlerweile ihren Wohnsitz im Schweizer Kanton Zug, lebt dort in einer 4,5-Zimmer- großen-Penthouse-Wohnung. Die 8500 Euro Miete werden gezahlt von der Fifa. Der Verband stellt seinem Boss dazu eine Wohnung in Paris. Pikant: Zuvor lebte die Familie noch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Zugersees, in Küsnacht im Kanton Zürich. Doch dort waren ihm die Steuern wohl zu hoch. Durch den Umzug muss er nur noch etwa die Hälfte an Abgaben zahlen, denn die maximale Steuerlast in der Steueroase Zug liegt bei 22 Prozent. Zwischenzeitlich lebte die Familie In- fantino in Doha (Katar). In der Hauptstadt des Emirats sind auch zwei seiner Töchter eingeschult worden. Der Fifa-Boss hat dort seit der WM 2022 ein Haus angemietet. Ei- ne weitere Tochter geht in Miami zur Schu- le. Für sie übernimmt die Fifa die knapp 52.000 Euro Schulgeld. Seit der Hochzeit besitzt Infantino ne- ben der schweizerischen und italienischen auch die libanesische Staatsbürgerschaft. Er spricht fließend Englisch, Italienisch, Französisch, Deutsch, Arabisch, Spanisch und Portugiesisch. Außerdem gilt er als Workaholic. Immer unter Strom, immer unterwegs. Um überall pünktlich zu er- scheinen, hat Infantino mittlerweile ein Lieblingsspielzeug: einen Privatjet! Die Gulfstream G650ER, ein ultralangstre- ckentaugliches Geschäftsreiseflugzeug von Gulfstream Aerospace mit einer Reichweite von 13.890 km, Platz für bis zu 19 Passagie- re, 16 Panorama-Obergroßfenster. Neu- preis: 60 Millionen Euro. Doch Infantino muss nicht selbst zahlen, der Jet wird be- reitgestellt von der Fluggesellschaft Qatar Executive (einer Tochterfirma des WM- Sponsors Qatar Airways). Zurück zu seiner Kindheit. Der kleine Gianni spielt Fußball beim FC Folgore, kickt später in der fünften Liga. Zu mehr reicht es nicht. Nach dem Schulabschluss absolviert er ein Jurastudium an der Uni- versität Fribourg. 2000 kommt er zur Uefa. In der Folge bekleidet er verschiedene Posi- tionen beim Verband, ehe er 2009 den Pos- ten des Generalsekretärs übernimmt. Doch Infantino will mehr. Sein Glück: Im Mai 2015 stürmt die Polizei das Zürcher Hotel Baur au Lac und nimmt sieben Fifa-Funk- tionäre fes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eröff- net u. a. wegen Veruntreuung ein Strafver- fahren gegen den damaligen Präsidenten Sepp Blatter (heute 90). Im Zentrum steht eine Zahlung über zwei Millionen Euro an Uefa-Boss Michel Platini (heute 71). Auch wenn das Gericht später beide freispricht, sind sie nicht mehr tragbar. Blatter (kommt aus dem gleichen Kanton wie Infantino) tritt zurück, und Platini wird gesperrt. Der Verband liegt in Trümmern – und Infantino wittert seine Chance. Er ist zur richtigen Zeit am richtigen Ort. Im Oktober 2015 reicht er seine Kandidatur fürs höchste Amt im Weltfußball ein. Im Februar 2016 wird Infantino endgül- tig zu „FIFAntino“: Er setzt sich im zwei- ten Wahlgang mit 115 von 207 Stimmen überraschend gegen Scheich Salman bin Ibrahim al-Chalifa (60) durch und wird zum Präsidenten gewählt. Der Schweizer verspricht bei seinem Amtsantritt Transpa- renz, Glaubwürdigkeit und eine neue Fifa: „Wir werden das Image und das Ansehen der Fifa wiederherstellen.“ Sein Motto: Wer zahlt, bestimmt. Und Infantino zahlt gut. Er sichert den 211 Mitgliedsverbänden eine Erhöhung der Fördergelder von 1,4 Millio- nen auf 4,4 Millionen Euro pro Vier-Jahres- Zyklus zu. Vor allem die kleineren Verbände bringt er damit auf seine Seite. Zehn Jahre später ist die Fußballwelt fassungslos und schockiert über das, was aus der Fifa unter Infantino geworden ist. Ex-DFB-Präsident Theo Zwanziger im In- terview mit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Sonntagszeitung“: „Infantino hat die Ver- bindung zur Basis völlig verloren. Er ist der unwürdigste Fifa-Präsident aller Zeiten.“ Infantino hat den Sport verraten und ver- kauft. Er kassierte laut Finanzbericht 2025 rund 5,27 Millionen Euro Gehalt. Doch sei- ne Gier kennt keine Grenzen. Ex-Uefa-Boss Platini sagte zuletzt über seinen einstigen Ziehsohn: „Er war eine gute Nummer zwei, aber er ist keine gu- te Nummer eins. Sein Problem ist, dass er auf die Reichen und Mächtigen steht, die mit Geld. So ist sein Charakter.“ Infantino biedert sich bei den Mächtigen an, geht bei Autokraten ein und aus. Von Russlands Prä- sident Wladimir Putin (73) bekam der Fifa- Boss 2019 den „Orden der Freundschaft“. Auch mit „Blut-Scheich“ Mohammed bin Salman (40) macht Infantino Geschäfte. Der Saudi wurde für die Ermordung des Journalisten Jamal Khashoggi († 59) 2018 verantwortlich gemacht. Eine ganz besonders enge Beziehung pflegt Infantino zu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80). Dem verleiht der Fifa-Chef kurzerhand bei der WM-Auslosung im De- zember den neu geschaffenen Friedens- preis. Mit der Aufhebung der Rotsperre für US-Stürmer Folarin Balogun (25) fürs Ach- telfinale gegen Belgien (1:4) hat das devote Verhalten von Infantino gegenüber Trump einen neuen Tiefpunkt erreicht. Vorausge- gangen war ein Anruf des US-Präsidenten bei seinem Freund „Johnny“. Durch den US-Präsidenten dürfte sich auch die Bezie- hung zu dem milliardenschweren Investor Joshua Kushner vertieft haben. Der Milliar- där hat familiäre Verbindungen zu Trump: Sein Bruder Jared ist mit Trumps Tochter Ivanka verheiratet. Kushner sollte eine füh- rende Rolle bei den WM-Investorenplänen einnehmen. Brisant ist auch sein Auftritt 2024 bei der 600-Millionen-Euro-Hochzeit von Anant Ambani (Sohn des Milliardärs Mukesh Ambani) und Radhika Merchant. Zahlrei- che internationale Prominente wie Kim Kardashian, Tony Blair und Justin Bieber als Live-Act waren geladen. Infantino trug traditionelle indische Kleidung und tanzte ausgelassen mit einer Axt auf der Bühne. Er war als persönlicher Gast der milliarden- schweren Ambani-Familie geladen, da Fifa und der Ambani-Konzern Reliance Indus- tries enge geschäftliche Beziehungen pfle- gen und gemeinsam den Fußballmarkt in Indien ausbauen wollen. Kurzerhand wur- den private Feierlichkeiten und millionen- schwere, laufende Wirtschaftsverhandlun- gen vermischt. Im Laufe der Jahre wird Infantino immer wieder vorgeworfen, gegen die Richtlinien des Weltverbands zu verstoßen. Doch Kor- ruptionsverdächtigungen wischt er weg, Ermittlungsverfahren werden eingestellt. Und wer ihn kritisiert, wird aus dem Weg geräumt. Er ist der Unstürzbare. Sein Meisterstück: Er setzt durch, dass der Fifa-Rat die Mitglieder der Kontroll- gremien, darunter die Ethik- und Compli- ance-Kommission, selbst ernennen und abberufen kann. Kritik? Unerwünscht. Die letzten Fragen auf einer Pressekonferenz beantwortete er 2023. Beleg für Infantinos Selbstherrlichkeit: Auf die vergoldete Tro- phäe der von ihm eingeführten und 2025 erstmals ausgetragenen Klub-WM ließ er zweimal seinen eigenen Namen eingravie- ren. Die Fifa regiert den Fußball – und In- fantino regiert die Fifa. Kein Wunder, dass Ex-Präsident Blatter heute urteilt: „Die Fifa ist unter Infantino eine Diktatur.“ 2019 wird Infantino per Akklamation (Beifall der Anwesenden) wiedergewählt. Genauso vier Jahre später. Einen Gegen- kandidaten gibt es (natürlich) nicht. Kom- mendes Jahr endet seine dritte und laut Fifa-Statuten letzte Amtszeit. Doch Infanti- no wäre nicht Infantino, wenn er nicht auch dafür eine Lösung hätte. Sein Credo: Da die erste Amtsperiode nach Blatters Rück- tritt nur drei statt der üblichen vier Jahre dauerte, sei es keine vollständige Amtszeit gewesen. Ergo: Infantino will sich 2027 er- neut zur Wiederwahl stellen. Es wäre seine dritte und nach den Regeln letzte Amtszeit (bis 2031). Danach wollte er Chef der Fifa- WM-Firma werden und so die Hoheit über die WM behalten. Doch nach dem verlore- nen Macht- und Milliardenkampf könnte nun der Infantino-Untergang folgen. Gianni Infantino (rechts neben Trump) mit seiner Frau Leena al-Ashqar beim WM-Finale 2026 Machtbesessen, geldgierig und anbiedernd – wie Infantino wurde, was er ist Mit seinem großen Investorendeal ist der Fifa-Boss krachend gescheitert. WELT zeichnet den Aufstieg der größten Reizfigur des Weltfußballs nach PICTURE ALLIANCE / ANADOLU Top-Talent Kennet Eichhorn in der Klinik Stoffwechselstörung und Gewichtsverlust sollen geklärt werden D er Fußball-Bundesligaklub Bay- er Leverkusen muss vorerst auf seinen 17 Jahre alten Zugang Kennet Eichhorn verzichten. Bei einer ärztlichen Untersuchung sei bei dem Mittelfeldspieler eine behandlungsbe- dürftige Stoffwechselstörung diagnos- tiziert worden, teilten die Leverkuse- ner mit. Der Stoffwechselerkrankung waren demnach eine hohe Belastung und ein übermäßiger Gewichtsverlust nach einer Magen-Darm-Erkrankung vor- ausgegangen.„Kennet steht vor einer hoffentlich sehr langen Karriere auf höchstem Niveau. Wir werden ihn auf diesem Weg bestmöglich unter- stützen“, sagte Leverkusens Sportge- schäftsführer Simon Rolfes. „Wichtig ist zum jetzigen Zeitpunkt, dass wir die richtigen Maßnahmen für seine Genesung eingeleitet haben und Ken- net ohne Druck die notwendige Zeit und Ruhe für seine Behandlung er- hält.“ Die Behandlung der Stoffwechsel- störung wird Eichhorn demnach in einer spezialisierten Einrichtung be- ginnen. Zur Dauer des Ausfalls mach- ten die Leverkusener keine Angaben. Bereits in den Tagen zuvor war über einen hartnäckigen Infekt bei dem 17-Jährigen vor dem Trainingslager von Bayer Leverkusen spekuliert wor- den. Der von der europäischen Fuß- ball-Elite umworbene Eichhorn war im Sommer für kolportierte neun Millionen Euro aus Berlin nach Lever- kusen gewechselt. Im Alter von da- mals 16 Jahren absolvierte Eichhorn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19 Spiele für die Profimannschaft von Zweitli- gaklub Hertha BSC. Er spielte bislang zudem für Deutschlands U15, U16 und U17. jwo Begeisterte Südkoreaner feiern die Bayern Neuer umschwärmt – und sogar fast vergessene Ex-Stars müssen fleißig Autogramme schreiben D er FC Bayern München ist auf seiner Asientour begeistert be- grüßt worden. Der lautstarke Empfang von Kapitän Manuel Neuer am Flughafen in Jeju gab einen Vorge- schmack auf die große Begeisterung, die die Bayern-Stars in den kommen- den Tagen in Südkorea und Hong- kong erleben werden. Rufende oder kreischende Fans hielten viele Trikots vom langjährigen Nationaltorwart in die Höhe, die dieser unterschreiben sollte. Nicht nur Neuer und Co. waren bei den vielen südkoreanischen Fußball- Anhängern gefragt. Auch die Club-Le- genden Giovane Élber und Roy Ma- kaay schrieben nach der Landung Au- togramme oder ließen sich mit Fans fotografieren. Auch die WM-Rückkeh- rer Konrard Laimer (Österreich), Jo- sip Stanisic (Kroatien) und mit neuer Frisur auch Luis Díaz (Kolumbien) sind im Kader von Trainer Vincent Kompany dabei. Das Trainingslager am Tegernsee vor wenigen Tagen hat- ten sie nach ihren Einsätzen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noch ausgelassen. Zudem sind sieben Nachwuchs- spieler der Münchner bei der Bayern- Tour im Aufgebot. Nach drei Tagen auf dem auch als Hochzeitsinsel be- zeichneten Jeju geht es am Mittwoch weiter in die Metropole Hongkong. Der marokkanische WM-Teilnehmer Ismael Saibari, der für rund 50 Millio- nen Euro von der PSV Eindhoven ge- kommen war, absolvierte am Wochen- ende eine individuelle Einheit an der Säbener Straße. Saibari hatte bei der marokkanischen Nationalmannschaft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gute Auf- tritte gezeigt. Das Viertelfinale gegen Frankreich verpasste der Offensivspieler aller- dings verletzt und reiste wegen der Folgen nicht mit nach Asien. Das gilt auch für Serge Gnabry, Lennart Karl und Jamal Musiala, die in München an ihrer Fitness arbeiten. dpa
14 FEUILLETON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V ier Meilen weiter östlich ruht sein Sohn. Nick Cave hat ihn vor elf Jahren be- erdigt, auf dem Friedhof der St. Wulran’s Church in Ovingdean. Die Kreidefelsen der Küste von Brighton sind dort 19 Meter hoch. Am 14. Juli 2015 stürzte Arthur von den Klippen in den Tod. Er wurde 15 Jahre alt. Mit seinen Eltern, Nick und Susie Cave, ließ Arthur seinen Zwillingsbru- der Earl zurück. MICHAEL PILZ Um ihrer Trauer zu entfliehen, zo- gen sich die Caves nach Kalifornien zu- rück, bis es sie heim nach Brighton zog, wo der Familienvater wieder Tag für Tag nach Ovingdean zur Arbeit in sein Studio fuhr, vorüber an den Klippen und dem Kirchhof mit dem Grab. 2022 gab er das denkmalgeschützte Stadthaus am Lewes Crescent in Kemptown für gut drei Mil- lionen Pfund endgültig auf. Die Caves zogen diesmal nach London, eine Auto- stunde nordwärts, in ein „winziges, ge- heimes, rosa Häuschen“. Mehr haben sie nie verraten. Es ist mehr als ein Konzert oder ein Gastspiel, als Nick Cave an die- sem Sommerabend auf der Bühne steht, die ihm die Stadt im Preston Park errich- tet hat. Gefeiert wird die Heimkehr des verlorenen Sohnes, der um seinen eige- nen verlorenen Sohn trauert. „Ich wach- te auf an diesem Morgen und hatte den Blues im Kopf“, singt er in „Joy“, einem jüngeren Klagelied: „Ich spürte, jemand aus meiner Familie ist tot.“ Er singt ein älteres Lied aus seiner frühen Zeit in Brighton, als Arthur und Earl als Vierjährige durch sein Haus tob- ten: „O Children“, barmt ein Vater, der erkennt, dass auch er seine Kinder vor dem Leben nicht beschützen kann. Er sagt: „Mein Kind ist heute Abend hier, unter den Bäumen.“ Alle sollen mit ihm singen, für die Kinder, wo auch immer sie gerade sind. Ihm bricht die Stimme im Refrain. Dann geht die Sonne unter. Es ist kein Konzert, sondern eine Mischung aus Festival, Jahrmarkt und Rummel. Bereits mittags fing es an im Preston Park mit Bands wie Warmduscher aus London und English Teacher aus Leeds. Vor den Bad Seeds – Nick Caves offener Band – traten die Flaming Lips aus Ok- lahoma auf und spielten „War Pigs“ von Black Sabbath. Es gibt „Bad Seeds Fish & Chips“ und Bier aus Brighton. „Resident“, der legendäre Platten- laden in Kensington Gardens, hat sich in einen Cave-Pop-up-Store verwan- delt und verkauft als Sonderpressung eine Single seiner Hymne auf die Jubilee Street. Am Freitagvormittag erscheint Nick Cave, der Mann in Schwarz, im weißen Sommerhemd dort auf der Dachterrasse mit seiner Familie, er singt drei Songs und „Cosmic Cancer“ von T. Rex für „fuckin’ Brighton“. Nebenan, im Duke of York, dem 116 Jahre alten Kino, laufen Nick Caves Lieblingsfilme, von Disneys „Pinocchio“ bis Pasolinis „Mat- thäus“. Und am Freitagabend schließlich auf der Parkbühne am ersten Velodrom des Königreichs die Messe für und mit dem Künstler, den das südenglische See- bad adoptiert hat und mehr liebt als alle anderen, die mit der heimlichen Pop- hauptstadt der Welt verbunden sind. Im Frühjahr 1964 am Bank Holiday fielen in Brighton die Rocker auf ihren Motorrädern und die Mods auf ihren Motorrollern ein. Am Steinstrand prü- gelten sie sich mit Liegestühlen und verwüsteten die Promenade. In den Brighton Riots prallten nicht nur Sub- kulturen aufeinander; ausgetragen wurde erstmals auch der ewige Kon- flikt im Pop um Alt und Neu, Retro und Avantgarde, Tradition und Moderne. Triumphiert über die Trads haben die Mods. Ihre Songs handeln heute noch davon. Filme wie „Quadrophenia“ und „Brighton Rock“ sind Klassiker des bri- tischen Scooter- und Parka-Westerns, die dramatisch an den Kreideklippen enden. Ein paar von den Mods als Ho- heitszeichen hinterlassene blau-weiß- rote Targets an den Wänden, queere Viertel und die 54 Jahre alte Brighton Pride Parade haben den Geist und die Geschichte konserviert. Nick Cave war ihm, dem Geist, viel- leicht gefolgt, aber er hatte etwas ande- res im Sinn. Nach seinen wilden Post- punkjahren mit The Birthday Party in Melbourne und London wurde der ge- bürtige Australier zur finsteren Emi- nenz von West-Berlin. Im Mauerschat- ten schrieb und sang er seine tief im Biblischen gründelnden Gothiclieder. Der Drogenbaron, den er verkörperte, war mehr als eine Pose. Als die Mau- er fiel und das Szeneidyll zusammen- brach, ging er nach São Paulo und nach Melbourne, zeugte einen Sohn, kehrte zurück nach London und wurde des fahrenden Sängertums endgültig über- drüssig. Auch von der Figur des Schmerzens- manns, der sich in seinen Künsten aus- drückte und auslebte, hatte er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und mit über 40 Jahren genug. Mit seiner Freundin Su- sie Bick, einer Modedesignerin und frü- heren Punkmuse, zog er zunächst nach Hove, westlich von Brighton, und 2002 östlich nach Kemptown. 165.000 Pfund bezahlte er damals für das 200 Jah- re alte Haus mit Blick aufs Meer. Susie und Nick waren verheiratet, sie hatten Zwillinge zur Welt gebracht. Nick Cave zog sich zurück und spaltete sich auf. Der Mensch blieb mit seiner Familie für sich, der Künstler produzierte um- so mehr. Einmal ließ er sich überreden, sein neues Dasein zu filmen, aber nur als Doku-Fiction. „20.000 Days on Earth“ zeigte dann doch ziemlich wahrheitsge- treu, wie er nach dem Familienfrühstück in den Keller ging und um fünf Uhr am Nachmittag zum Feierabend wieder zu seinen Kindern und seiner Frau hinauf- stieg. Er nannte es das „Nick-Cave-Busi- ness“. Sein musikalischer Direktor, Blixa Bargeld aus Berlin als Mitbegründer der Bad Seeds, trennte die wilden Wander- jahre seines Freundes und den annehm- lichen Alltag am Lewes Crescent in Brighton in zwei Schaffensphasen, eine alt- und eine neutestamentarische. Auch die Musik wurde gemäßigter. Nick Cave ersetzte Blixa Bargeld durch seinen bär- tigen Landsmann Warren Ellis. Ellis leitet die Bad Seeds noch im- mer. Der Geiger und Gitarrist verwan- delt auch die frühen Lieder aus Berlin in Songs für Brighton. Selbst dem rum- pelnden „The Mercy Seat“ treibt er das Wüste aus und wendet es ins Melancho- lische. Sein Sänger tanzt verzweifelt, hebt die Arme zum Gebet und fleht um Gnade. „Jubilee Street“, zwei Stücke später, beschwört jenes Album von 2013, Nick Cave und seine Gruppe singen auf einer Dachterrasse im englischen Seebad Brighton ARD ZDF SAT.1 RTL 3SAT ARTE PRO SIEBEN KABEL 1 NDR EUROSPORT 1 / SPORT 1 MDR RBB VOX PHOENIX ZDF INFO STREAMING-TIPP WDR HR BR SWR 5.30 ¥ g MoMa 9.00 g Tagesschau 9.05 g Hubert ohne Staller 9.55 g Morden im Norden 10.40 g Tages- schau 10.45 g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 Gefragt – Gejagt 12.00 MiMa 14.00 g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4.10 g WaPo Bodensee 15.00 g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5.10 g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Arzt-Serie 16.00 g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6.10 g Elefant, Tiger & Co. 17.00 g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7.15 ¥ Brisant Magazin 18.00 g Gefragt – Gejagt Show 18.50 g Großstadtrevier 19.45 g Wissen vor acht Magazin 19.50 ¥ g Wetter Nachrichten 19.55 g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g Tagesschau Nachrichten 5.30 ¥ ZDF-MoMa 9.00 ¥ heute Xpress 9.05 ¥ Volle Kanne Magazin. Zu Gast: Sarah Tacke 10.30 ¥ g Notruf Hafen- kante 11.15 ¥ g SOKO Stuttgart Kri- mi-Serie 12.00 ¥ g ARD-MiMa 14.00 g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Show 15.00 ¥ g heute Xpress 15.05 ¥ g Bares für Rares Magazin 16.00 ¥ g heute – in Europa 16.10 ¥ g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Alles hat ein Ende 17.00 ¥ g heute Nachrichten 17.10 ¥ g hallo deutschland 18.00 ¥ SOKO Potsdam Krimi-Serie. Schöner leben 19.00 ¥ heute / Wetter Nachrichten 19.25 ¥ WISO U. a.: Insolvenzwelle: Was sind die Gründe? Handel und Industrie trifft es hart 5.30 g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Magazin. Moderation: Marlene Lufen, Da- niel Boschmann 10.00 g Richter Alex- ander Hold Show. Eine Frau sieht rot / Taxi ohne Wiederkehr / Auf Biegen und Brechen / Tödliches Rezept 14.00 g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Alles Gute zum 30sten 15.00 g Auf Streife Doku-Soap Mutter schickt Kinder klauen / Die Eine oder keine 17.00 ¥ g Notruf Reportagereihe Tot geglaubt / Zwei Verletzte durch Drohnenabsturz 18.00 g Lenßen übernimmt Doku- Soap. Falsche Tatsachen / Tochter außer Rand und Band 19.00 ¥ g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Arzt-Serie 19.45 g SAT.1 :newstime 10.00 ¥ õ g Young Sheldon 10.25 õ g 2 Broke Girls 10.50 ¥ g Two and a Half Men 11.50 ¥ õ g The Big Bang Theory 12.45 ¥ õ g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0 ¥ õ The Middle 14.10 ¥ õ g Young Sheldon 14.35 õ g 2 Broke Girls Sitcom 15.05 ¥ õ g Two and a Half Men Gekühlte Schmetterlinge / Fisch in einer Schublade 16.00 ¥ The Big Bang Theory Sitcom. Der Gestank der Verzweiflung / Finger weg von meiner Schwester 17.00 g taff Magazin 18.00 g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õ Die Simpsons Marge will’s wissen / Fight Club 19.05 Galileo Magazin. American Dream Houseflipper 7.35 ¥ õ g FBI: Special Crime Unit 8.25 ¥ õ g Bull 10.15 ¥ õ g Navy CIS Krimi-Serie. Sonne und Sand 11.10 ¥ õ g MacGyver Befreiungskünstler 12.05 ¥ õ g FBI: Special Crime Unit Der verlorene Sohn 13.00 ¥ õ g Cast- le Krimi-Serie. Keine Ganovenehre / Lei- che am Stiel. Mit Nathan Fillion 14.55 ¥ õ g Bull Krimi-Serie 15.50 g Kabel Eins: newstime 16.00 ¥ õ g Bull Krimi-Serie. Sechs Monate bis zur Freiheit 16.55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Ma- gazin. DIY Feuertonne Deluxe 17.55 g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Der Hof Schildgen“, Bergisch Gladbach 18.55 Achtung Kontrolle! Wir kümmern uns drum Scharfer Klassiker im Restaurant-Check 12.30 plus 14.00 vor ort 14.30 Doku- mentation 17.30 phoenix der tag 18.00 Dokumentation 18.30 Ein Jahr in Kana- das Wildnis Dokureihe. Frühling / Som- mer 20.00 ¥ Tagesschau 20.15 ¥ Der Ozelot – Eine Katze in Not 21.00 ¥ Der Geist des Nordens 21.45 ¥ heute-jour- nal 22.15 Hannah Arendt – Denken ist gefährlich Dokumentarfilm (D/USA 2025) Regie: Chana Gazit, Jeff Bieber 23.45 Emilie Schindler – Die Frau im Schatten Porträt 0.30 ¥ Der Ozelot – Eine Katze in Not Dokumentation (Wh.) 16.00 ¥ g MDR um 4 17.45 ¥ g MDR aktuell 18.05 ¥ g Wetter für 3 18.10 ¥ g Brisant 18.54 ¥ g Unser Sand- männchen 19.00 ¥ g MDR Regional 19.30 ¥ g MDR aktuell 19.50 ¥ g Bergwacht – Einsatz in der Sächsi- schen Schweiz 20.15 ¥ Tatort: Atlantis TV-Krimi (D 2003) 21.45 ¥ g MDR ak- tuell 22.10 ¥ Polizeiruf 110: Ball der einsamen Herzen TV-Krimi (DDR 1990) Mit Peter Borgelt 23.30 ¥ g Der Barce- lona-Krimi: Der längste Tag TV-Krimi (D 2022) 1.00 ¥ g Großstadtrevier 17.05 g Panda, Gorilla & Co. 17.53 ¥ g Sandmännchen 18.00 g rbb24 18.15 ¥ g Tage in Berlin & Branden- burg 18.45 ¥ g Brisant 19.30 ¥ g rbb24 Abendschau 20.00 ¥ g Tages- schau 20.15 ¥ g Der Haushalts-Check mit Yvonne Willicks 21.00 ¥ g Mein Körper 21.45 ¥ rbb24 Berlin 22.15 ¥ g Kommissar LaBréa – Mord in der Rue St. Lazare Kriminalfilm (D 2010) Mit Anja Knauer 23.45 ¥ g Tatort: Das Monster von Kassel TV-Krimi (D 2019)1.15 ¥ g Kripo live – Tätern auf der Spur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CSI: Den Tä- tern auf der Spur Läuse zur Wahrheit / Happys Ende / Die Guten, die Bösen und die Domina 12.20 CSI: Miami Krimi-Serie 15.00 Shopping Queen Doku-Soap 16.00 Das Duell –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Doku-Soap 17.00 g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18.00 First Dates – Ein Tisch für zwei Doku-Soap 19.00 g Das perfekte Dinner Do- ku-Soap. Tag 1: Shirin, Köln / Motto: Benvenuti in Sicilia / Vorspeise: Arancini al pistac- chio con insalata – Reis / Pista- zie / Mortadella / Mozzarella / Rucola / Orange / Hauptspeise: Lasagne alla siciliana / Nach- speise: Cannoli e granita – Teig / Ricotta / Zitrone 9.45 ¥ g Geheime Weltmächte Doku- reihe 12.45 ¥ g Putins Helfer – Kom- plizen des Kremls 13.30 ¥ g Der Pate von St. Petersburg: Putins Aufstieg zur Macht Dokumentarfilm (D 2025) 15.00 ¥ g Top Spione – Die gro- ßen Geheimagenten Doku 15.45 ¥ g Rätselhafte Orte der Geschichte Doku reihe 16.30 ¥ g Die Goldmacher – Das Geheimnis der DDR- Sportelite Dokumentation 17.15 ¥ g Erfolgsakte Ost – Was die DDR überlebte Doku 18.00 ¥ g Speis und Trank in Ost und West Dokumentation 18.45 ¥ g Die Geschichte des Essens Doku reihe. Von der Notwendigkeit zum Genuss / Vom Luxus zur Massenware Banger (Komödie) Der einst berühmte, aber mittlerweile in Vergessenheit gera- tene DJ Scorpex (Vincent Cassel) scheint der einzige zu sein, der noch nicht ver- standen hat, dass seine Tage des Ruhms vorbei sind. Als Rose (Laura Felpin), eine exzentrische Agentin des französischen Geheimdienstes (DGSI), ihm die Chance gibt, seinen jungen Rivalen, den gerade sehr im Trend liegenden Vestax (Mister V), aus dem Verkehr zu ziehen, wittert Scorpex seine Chance, es wieder an die Spitze zu schaffen. Netflix 15.00 ¥ Info 15.10 g WaPo Berlin 16.00 ¥ Info 16.15 ¥ g 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18.00 Ländermag. 18.15 g Erntestress im Erdbeerland – Fri- sche Ideen für die Lieblingsfrucht 18.45 ¥ g DAS! 19.30 Ländermag. 20.00 ¥ Tagess. 20.15 ¥ g Markt 21.00 ¥ g Die Tricks ... Reihe. mit Waschmit- tel, Weichspüler & Co. 21.45 ¥ Info 22.00 g Ausgerechnet 22.45 Der Schut Abenteuerfilm (D/F/I/JUG 1964) 0.35 g Meine Freundin Volker Drama (D 2022) 16.15 g Feuer & Flamme 17.00 ¥ g Hier und heute 18.00 g WDR aktuell / Lokalzeit 18.15 g Wer kann das bezah- len? 18.45 g Aktuelle Stunde 19.30 g Lokalzeit 20.00 g Tagesschau 20.15 g Viel für wenig – Clever kochen mit Björn Freitag 21.00 g Land & lecker 21.45 g WDR aktuell 22.15 g Wilfried Schmickler – Das Allerbeste aus 6 So- loprogrammen 23.25 g Jürgen Be- cker solo: Deine Disco – Geschichte in Scheiben – Wie Musik Politik macht Show 1.00 g Quizduell – Olymp Show 13.35 ¥ g WaPo Bodensee 14.25 ¥ g Hubert und Staller 15.15 Tobis Ur- laubstrip 16.00 g hallo hessen / hes- senschau 17.55 hessenschau Sport 18.00 ¥ Maintower 18.25 g Brisant 18.45 ¥ Die Ratgeber 19.15 g alle wet- ter 19.30 ¥ g hessenschau 20.00 ¥ Tagesschau 20.15 Abenteuer Diagnose 21.00 ¥ g Marktcheck checkt ... 21.45 hessenschau 22.00 ¥ Tatort: Der Turm TV-Krimi (D 2018) 23.30 ¥ Auf den Spu- ren von Julias Mörder 0.00 ¥ Afrika im Herzen Familienfilm (D 2008) (Wh.) 15.10 ¥ Quizduell – Olymp 16.00 ¥ BR24 16.15 ¥ Wir in Bayern 17.30 Regi- onal 18.00 ¥ Abendschau – Das be- wegt Bayern heute 18.30 ¥ BR24 19.00 ¥ Gute Nachrichten vom Planeten 19.30 ¥ Best-of „Dahoam is Dahoam!“ 20.00 ¥ Tagesschau 20.15 ¥ Bezzel & Schwarz – Die Grenzgänger 21.00 ¥ Berge der Zukunft 21.45 ¥ BR24 22.00 ¥ Wie ich 107 wurde 22.45 ¥ Das Bay- erische Jahrtausend 23.30 ¥ ® Lieber Thomas Drama (D 2021) 1.55 ¥ Best-of „Dahoam is Dahoam!“ Show (Wh.) 14.25 ¥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 g Hubert und Staller 16.00 ¥ g Ak- tuell 16.05 ¥ g Kaffee oder Tee 17.00 ¥ g Aktuell 17.05 ¥ g Kaffee oder Tee 18.00 ¥ g Aktuell 18.10 ¥ g Lan- desschau BW 19.30 ¥ g Aktuell 20.00 ¥ g Tagesschau 20.15 ¥ g Lecker aufs Land Reihe 21.00 ¥ g Garten & Lecker 21.45 ¥ g Aktuell 22.00 ¥ g Sag die Wahrheit 22.30 ¥ g Meister des Alltags 23.00 ¥ g Quizduell- Olymp 23.50 ¥ g strassenstars 0.20 ¥ g Assenheimers Promitalk Talkshow 6.00 Deutschland am Morgen 9.00 GZ- SZ Soap. Die Leidtragende 9.30 Unter uns Tick, Tick.. Boom! 10.00 Ulrich Wet- zel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11.00 g Barbara Salesch 12.00 Punkt 12 15.00 g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15.55 g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17.00 g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Kfz-Azubi soll Freundin mit Baseballschläger am Knie verletzt haben 17.30 Unter uns Aus, Schluss, Vorbei 18.00 Explosiv – Das Magazin 18.30 Exclusiv – Das Star-Magazin 18.45 g RTL Aktuell Nachrichten 19.05 Alles was zählt Soap. Böse Überraschung. Mit Suri Abbassi 19.40 GZSZ Soap. Schockstarre 11.45 ¥ g Urlaub im Berchtesgadener Land 12.20 ¥ g Ausgerechnet 12.50 ¥ g Utrecht, da will ich hin! 13.20 g Die Bretagne – Frankreichs wilde Küste 13.50 g Islands Papageitaucher – Ge- liebt und gefährdet Dokumentation 14.30 ¥ g Inselträume Reihe 16.00 g Die Halligen im Watten- meer Dokumentation 16.45 g Sylt – Wellen, Wind und Watt Dokumentation 17.30 ¥ g Mythos Nordsee 19.00 ¥ heute Nachrichten 19.20 g Kunst für die Ewigkeit Doku reihe. Jan Vermeer 20.00 ¥ g Tagesschau 11.20 g Abenteuer Archäologie 11.55 g Küchen der Welt Doku reihe 12.25 g Stadt Land Kunst Magazin 14.00 g Alles außer gewöhnlich Tragikomödie (B/F 2019) 16.00 g Zypern – Aphrodites Pa- radies Dokumentation 16.55 g Zypern – Garten im Mit- telmeer Dokumentation 17.50 Entschlossen kämpft das Murmeltier Dokumentation 18.30 g Tschechiens rauer Norden – Der Wald in den Wolken Dokumentation 19.20 Arte Journal Nachrichten 19.40 g Rüpel auf dem Rad 8.45 Meine WELT 9.00 Newsroom 9.45 Meine WELT 9.50 Börsenflash 10.00 Newsroom 10.45 Börsenflash 11.00 Newsroom 11.45 Börsenflash 12.00 Am Mittag 12.10 Am Mittag 12.30 Am Mit- tag 12.45 Börse 13.00 Am Mittag 13.30 WELT-Spezial 14.00 Newrooms 15.55 g Börsenflash 16.00 g WELT-Newsroom 16.55 g Börsenflash 17.00 g WELT-Newsroom 17.15 g WELT-Spezial 17.45 Börse am Abend Magazin 18.00 g Die Welt am Abend 18.10 g Meine WELT Magazin 18.15 g Die Welt am Abend 20.10 g Meine WELT Magazin 20.15 g Giganten auf Achse – Transportprofis im Einsatz 21.10 g Geboren für den High- way – Ein Truck entsteht 22.05 g Geniale Maschinen Doku- reihe.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23.05 g Marvellous Machines 0.00 g Gigant aus Stahl – Die größte bewegliche Maschi- ne der Welt Dokumentation 23.05 Techno-Skeptiker warnen vor den Risiken einer von Computern dominierten Zukunft, doch der Alltag ist schon heute nur noch schwer ohn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vorstellbar. 18.30 Radsport: Polen- Rundfahrt (Wh.) 20.00 Racing on the Edge – die Sail-GP-Doku 20.30 E-Sports Show 21.00 Snooker: Welsh Open Aus Llandudno (GB) 22.00 Radsport: Tour de France der Damen (Wh.) 23.00 Radsport: Polen-Rundfahrt (Wh.) 14.00 Hardcore Pawn Chicago (Wh.) 15.00 Hausmeister Krause (Wh.) 16.00 Axel! (Wh.) 17.00 Ladykracher (Wh.) 18.00 Pastewka 19.00 Bitte Lä- cheln! (Wh.) 20.15 Ladykracher (Wh.) 21.45 Axel! (Wh.) 23.15 Container Wars 20.15 õ g Die Fotografin Drama (GB/USA/H/AUS/SIN 2023) Mit Kate Winslet, Andy Samberg, Arinzé Kene. Regie: Ellen Kuras 22.00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2.35 g Arena. Verona. Gänse- haut. – Hinter den Kulissen von La Traviata Doku 23.20 g Ein Blinder, ein Lahmer, ein Tauber Doku-Soap. Die behinderte Job-Challenge 20.15 ¥ g Nachtschicht: Der Unfall TV-Krimi (D 2025) Mit Armin Rohde, Idil Üner, Özgür Karadeniz. Regie: Lars Becker 21.45 ¥ g heute journal Wetter 22.15 ¥ g Largo Winch: Der Preis des Geldes Thriller (F/B 2024) Mit Tomer Sisley, James Fran- co, Clotilde Hesme. Regie: Olivier Masset-Depasse 23.45 g heute journal update 20.15 ¥ g Villa der Versuchung Mit Dolly Buster, Tatjana Gsell, Tommy Pedroni, Erik „Satans- bratan“ Seidl, Jenny Elvers, Ja- na Urkraft, Chika Chambrose, Roland Ludomirska, Annika Kärsten-Hoenig, Nicolas Pusch- mann, Frenzy, Thorsten Legat, Jens Hilbert, Paddy Kroetz 22.55 g Dschungel Divas – Luxus hat seinen Preis Doku-Soap 20.15 g Wer wird Millionär? 25 Jahre – Das große Jubiläums- Special. Mit Elyas M´Barek, Motsi Mabuse, Tim Mälzer. Deutschlands erfolgreichste Quizshow feiert Jubiläum. In einer XXL-Ausgabe blickt Gün- ther Jauch gemeinsam mit prominenten Überraschungs- gästen auf 25 Jahre unvergess- licher Quizmomente zurück. 20.15 ¥ õ g Georgie & Mandy Spa oder sparen / Schuldner gegen Verräterin / Ladys lieben Brunch / Die Stiefel des schlechten Gewissens / Schwe- re Entscheidungen. Mandy will mit ihrem ersten Gehalts- scheck ins Spa – zu Jims Ärger. 22.25 ¥ õ g Young Sheldon 23.45 ¥ õ g Georgie & Mandy Sitcom. Mit Will Sasso (Wh.) 20.15 ¥ õ g Jack Ryan: Shadow Recruit Actionfilm (USA/RUS/ GB 2014) Mit Kevin Costner 22.25 ¥ õ g John Wick Action- thriller (USA 2014) Mit Keanu Reeves, Michael Nyqvist, Alfie Allen. Regie: Chad Stahelski. Der frühere Auftragskiller John Wick wird wieder aktiv, um die Gangster zu jagen, die ihm alles genommen haben. 20.15 g Goodbye Deutschland! Die Auswanderer Doku-Soap 23.20 Goodbye Deutschland! Die Auswanderer Alptraummann 2.0 – Julias Leben danach. Julia wandert 2018 frisch verliebt nach Schweden aus. Mit Sven, der sich als Betrüger entpuppt. 20.15 ¥ g Poker, Blackjack & Co. – Faszination Kartenspiel 21.00 ¥ g Deutschland in ... Doku- reihe. der frühen Bronzezeit /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 Den Goldenen Zwanzigern 23.15 ¥ g Die Geschichte des Terrorismus Dokumentation 20.15 ¥ g Die Bretagne – Frankreichs rauer Westen Dokumentarfilm (D 2022) 21.45 g Südfrankreich – Die Provence Verte Reportage 22.00 ¥ g ZIB 2 Nachrichten 22.25 ¥ g Wie die Liebe geht Dokumentarfilm (D 2024) 20.15 g Das Biest muss sterben Drama (F/I 1969) Mit Jean Yanne. Regie: Claude Chabrol 22.05 g Truman Capote und „Kaltblütig“ – Eine mörde- rische Nacht Dokumentation 23.00 g Die Löwin Thriller (EST 2024) Mit Katariina Unt 0.10 g Tagesschau Nachrichten 0.20 g Tatort: Was ihr nicht seht TV-Krimi (D 2023) Mit Karin Hanczewski 1.55 õ g Die Fotografin Drama (GB/USA/H/AUS/SIN ’23) (Wh.) 0.00 ¥ g Geranien Heimatfilm (D 2023) Mit Friederike Becht 1.20 ¥ g Die Toten vom Bodensee: Abgrundtief TV- Krimi (D/A 2017) Mit Hary Prinz (Forts.: Mo., 03. 08., 2.50 Uhr) 23.55 g Die Urlaubs-Docs 1.45 g Dschungel Divas – Luxus hat seinen Preis (Wh.) 2.35 g Auf den Punkt Magazin 2.40 g Auf Streife Junge im Pyjama sucht Wache auf 0.00 RTL Nachtjournal 0.35 g Alltagskämpfer – So tickt Deutschland! Doku reihe 1.15 g Seitenwechsel Doku reihe 1.45 g CSI: Miami Krimi-Serie 3.20 g Der Blaulicht-Report 1.40 ¥ õ Young Sheldon (Wh.) 2.45 g ProSieben :newstime 2.50 ¥ Die Simpsons Zeichentrick- Serie. Marge wird verhaftet 3.10 ¥ Die Simpsons Zeichentrick- Serie. Krusty, der TV-Star 0.20 ¥ õ g Kap der Angst Thril- ler (USA 1991) Mit Robert De Niro. Regie: Martin Scorsese 2.40 g Kabel Eins :newstime 2.45 ¥ õ g John Wick Action- thriller (USA 2014) (Wh.) 0.25 g vox nachrichten 0.45 g Medical Detectives 0.00 ¥ g Die Geschichte des Rassismus Dokumentation 0.00 ¥ g Das Gold ihres Le- bens – Kugelstoßerin Yemisi 0.30 g 10vor10 Nachrichten 0.55 g Nationalparks – Ge- schützte Naturwunder Doku reihe. (bis 5.20) 0.40 g Planet Finance Monopoly für Anfänger – Wie funktio- nieren die Finanzmärkte? 1.35 g Planet Finance Doku reihe 2.30 g Planet Finance Doku reihe 3.20 g Verdammte Katze! Eurosport: Sport1: In Brighton erlebte Nick Cave seine besten Jahre als Poet und Sänger – und seine größte Tragödie. Das südenglische Seebad feiert ihn als verlorenen Sohn, um seine Trauer von allen Legenden zu befreien. Hier ist die ganze Geschichte „Mein Kind ist heute Abend da, hier in den Gassen“
FEUILLETON 15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Push the Sky Away“, das heute wirkt und klingt wie eine schicksalhafte Wen- de: Nick Cave singt bereits nach innen. Susie Cave tanzt auf dem Cover nackt und unscharf durch das leere Haus. „Wide Lovely Eyes“ vom selben Album singt er für sie, für die Stadt und für den Strand. „Rings of Saturn“, ein weiterer Schlüsselsong im Preston Park, ent- stand zwei Jahre später und wurde nach Arthurs Tod veröffentlicht. Das Album von 2016, „Skeleton Tree“, machte Nick Cave zum tragischen Propheten und zum Autor seiner eigenen Ängste, Ah- nungen und Albträume. Er wandte sich an einen Freund, den Filmemacher Andrew Dominik, um sei- ne Trauer festzuhalten und zu teilen. „One More Time With Feeling“ hieß der Film, in dem er die Songs, die seine Tra- gödie vorwegnahmen, einsang und in ein Requiem verwandelte. In Schwarz- Weiß und 3D stand seine Frau einsam am Strand. Earl, der zurückgebliebe- ne Zwillingssohn, spielte verloren mit dem Mischpult. Er, der Vater, nahm ein schwarz gerahmtes Bild, das Arthur, als er fünf war, von der Steilküste gemalt hatte, setzte es neben sich auf einen Stuhl und sagte: „Arthur ist in meinem Herzen, doch da lebt er nicht.“ Nick Cave wurde ein anderer. Der unnahbare Musiker wurde zu einem öf- fentlichen Menschen. „Wer schreibt, wünscht sich immer, dass etwas ge- schieht im Leben, worüber er schreiben kann. Ereignet sich aber ein Drama, kann er nicht darüber schreiben – es zerstört alles“, erklärte er im Film: „Es kommt zur Katastrophe und du bist ein anderer, aber die Welt ist noch dieselbe.“ Beistand leistet ihm Kylie Minogue an diesem heiligen Abend. Er im schwarzen Anzug, sie im weißen Kleid, singen sie ihr Duett „Where the Wild Roses Grow“, eine Todesballade. Vor den Zugaben setzt er sich wieder an den Flügel und singt „Hollywood“. Es handelt von den Bränden in Los Angeles, als die Familie auf der Flucht vor ihrer Trauer lebte, von den Geistern toter Kinder und von der Verzweiflung, die sie hinterlassen. „Ghosteen“ hieß das Album dazu, eine Totenmesse in elf Liedern von 2019. Der verwandelte Nick Cave teilt sich nicht nur über die Musik und seine an- deren Künste mit. Auf seiner Homepage pflegt er als offenes Forum seine „Red Hand Files“, benannt nach „Red Right Hand“, dem Song zur Gangsterserie „Peaky Blinders“. Auch den spielt er. In den Chats hält er die weltweite Gemein- de über sein Befinden auf dem Laufen- den, den nie endenden tiefen Schmerz und seine innere Leere, die er täglich versucht, neu zu füllen. Bei seinen „In Conversation“-Abenden verlegt er die Gespräche auf die Bühne. Es gibt auch ein Buch dazu. In „Glau- be, Hoffnung und Gemetzel“ lässt er sich in mehreren Sitzungen befragen: Er erzählt von Arthurs Anruf am 14. Juli vor elf Jahren, der aber nicht mehr von Arthur kam, sondern von einem Frem- den, der den Rucksack seines Sohnes auf dem Küstenweg gefunden hatte. Wie die Polizisten vor der Haustür standen und wie sie ihn mitnahmen zu seinem aufgebahrten Kind. Es habe ausgesehen wie ein Engel. „Er beschützt mich“, sagt Nick Cave. „Aber er ist kein Schutzen- gel. Er ist mein Sohn, er ist gestorben. Arthur existiert einfach über meine Vi- sion, über meine Vernunft, über mein Tränenmeer hinaus.“ Das Publikum sind seine Traumathe- rapeuten. Seine Rolle ist die eines Bot- schafters der Trauer und des Trostes für alle, die jemanden verloren haben, der ein Teil von ihnen war. In seinem Alter, Ende 60, braucht so einen jeder. Brighton ist der Ort dafür. In seinen „Red Hand Files“ meldete er sich auch an Arthurs elftem Todestag. Nichts werde nach einem Verlust wie diesem mit der Zeit, wie viele sagen, wieder gut. Die Trauer lagere sich in den Zel- len ab, im Blut und in den Träumen. „Es bleibt ein trauriger Tag, ich kann es in den Augen meiner Frau sehen. Aber es ist auch ein gewöhnlicher, ein schö- ner Tag“, schreibt er. Was jeder, der die tiefste Trauer kennt, die Tränen um ein Kind, das man vor seinem eigenen Tod verliert, sofort versteht. Der Preis da- für, dass Nick Cave mit seinen Figuren die Fiktionen seiner Kunst begraben hat und davon ungeschützt als väterliche Pietà und Klagesänger wiederauferstan- den ist, sind die Legenden. Vor elf Jah- ren wurde viel geschrieben, über THC in Arthurs Blut und LSD und über Suizide an den Kreidefelsen mit den Warnschil- dern der Telefonseelsorge. Heute sind es falsche Grabmäler, mit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ins Bild gesetzt. Das echte steht in Ovingdean hinter dem Kirchhof auf dem Daphne’s Field, es ist aus Sussex-Sandstein mit der Auf- schrift „Dearly Loved“ und einer Mut- ter-Kind-Figur daneben. Bei ihm liegen seine Oma (väterlicherseits), sein Opa (mütterlicherseits) und Jethro Lazen- by Cave, sein Halbbruder. Nick Caves ältester Sohn, der Erstgeborene aus sei- nem ersten Leben, starb vor drei Jahren mit 31. Arthur ist am Ort seiner Tragö- die, wo am Drahtzaun vor dem Abgrund immer noch die Trauerbänder wehen, nicht allein. Am Abend bei seinem Konzert im Preston Park greift Nick Cave nach den Händen, die sich ihm entgegenstrecken, um gemeinsam Halt zu finden. Er be- rührt die Leute und sich selbst mit sei- nem Segen und mit seinen Songs. „Into My Arms“ singt er, seine letzte Umar- mung. Oh Herr, komm in meine Arme. Die Bühne wird dunkel, er ist wieder weg. Sein Trost, den er gespendet hat, bleibt da. TRISTAN FEWINGS/GETTY IMAGES N eulich kursierte online ein Video, das Kim Kardashian in einem Inter- view zeigte. Sie hätte schon gerne ein wenig mehr Bezug zur Realität, sagt sie darin. Sie würde etwa gerne wissen, wie viel eigentlich ein Tetra Pak Milch kostet. Die Reaktion des Internets war, wie man sich denken kann, wenig freundlich. Im- merhin: Kim Kardashian muss ihren Kin- dern wohl nie sagen: „Das können wir uns nicht leisten.“ MARLEN HOBRACK Doch für viele Menschen, nicht nur in Deutschland, ist dieser Satz bittere All- tagserfahrung. Was es für Eltern bedeu- tet, solch einen Satz zu äußern, kann man sich gut ausmalen: Vermutlich empfinden sie Scham und Schuldgefühle. Doch was bedeutet er für ein Kind oder einen Her- anwachsenden? Das schildert Miriam Da- voudvandi in ihrem gleichnamigen Buch. „Das können wir uns nicht leisten“ erzählt persönlich und direkt aus der Biografie der Autorin. Wie sie in Armut aufwuchs und wie die Armut ihr Leben als Erwachsene prägt, selbst jetzt, wo sie nicht mehr prekär leben muss. Bei Davoudvandi ist es der Tag der Ein- schulung, der ihr signalisiert, dass sie sich in einem Punkt von den anderen Kindern unterscheidet: „Die Kinder aus meiner Klasse breiteten den Inhalt ihrer Tüten auf dem Boden aus und irgendwie sahen die anderen Füller, Tintenkiller und Ra- diergummis alle besser aus, so als würden die lange halten, als würde die Farbe auf den Außenverpackungen nicht absplittern und als würden die Patronen niemals aus- trocknen. Für mich hatte es für mehr nicht gereicht, wir lebten gerade vom mickrigen Krankengeld meines Vaters.“ Davoudvandis Vater ist Iraner, der aus politischen Gründen nach Europa flüchte- te und auf einer Zwischenstation in Rumä- nien die Mutter der Autorin kennenlernte. Später folgte Davoudvandis Mutter dem Vater ihres Kindes nach Deutschland. Wäh- rend die Mutter selbst unter ärmlichen Be- dingungen aufwuchs, gehörte der Vater in seiner Heimat zur Mittelschicht. Doch Mi- gration führt nicht selten zu Deklassierung – etwa, wenn Abschlüsse in Deutschland nicht anerkannt werden. Das gilt für Da- voudvandis Eltern. Die Mutter, die in ihrer Heimat Krankenschwester war, wird nun zur Putzfrau. Migration, prekäre Beschäftigung, Krankheit oder das Alleinerziehen – die Geschichte von Davoudvandis Eltern ent- hält viele Elemente, die ganz typisch sind für Armutserfahrungen in Deutschland. Ar- mutsstatistiken gibt es ja viele. Längst wis- sen wir aus einer viel zitierten OECD-Stu- die, dass es in Deutschland vergleichswei- se schwer ist, der Armut zu entkommen: Sechs Generationen, 150 Jahre, braucht es im Schnitt, um in die Mittelschicht aufzusteigen. Bildungserfolge sind vor al- lem vom Einkommen (interessanterweise nicht primär vom Bildungsabschluss) der Eltern abhängig und insgesamt gelten 16 Prozent der Deutschen, also gut 13 Millio- nen Menschen, als armutsbetroffen. Wer sich trösten will, erinnert sich daran, dass diese Menschen ja nur „relativ“ arm sind, gemessen also am Wohlstand des Landes. Ein Trost für die Betroffenen ist das nicht. Denn sie kratzen jeden Tag mühsam Geld zusammen: für den Wochenendeinkauf, für eine neue Waschmaschine oder Kin- derschuhe. „Wenn man arm ist, bestimmt Geld beziehungsweise die Abwesenheit davon alles. Es führt zu Stress, Streit, Resi- gnation. Auch bei uns ging es von morgens bis nachts um die Arbeit, Leistung – und Geld.“ Wer arm ist, der weiß zu jeder Zeit, wie viel Milch, Eier oder Öl gerade kosten, und ist sich schmerzlich bewusst, wenn das Budget gerade nichts dafür hergibt. Armut formt aber nicht nur ein spezielles Ver- hältnis zum Geld, sondern auch zur Welt insgesamt: „Armut beeinflusst, wie wir denken, fühlen, lieben, sprechen, aussehen, uns anziehen, uns benehmen, essen, kon- sumieren, wohnen, ob wir psychisch und physisch gesund sind – und sogar, wie wir sterben.“ Damit meint die Autorin mehr als einen Klassenhabitus. Vielmehr geht es ihr um die psychologischen Auswirkungen der Armut. Andere Autoren sprechen bis- weilen von einem „Poverty mindset“, bei dem ein Subjekt permanent in einem „Sur- vival“-Modus lebt, weil ihm stets die Angst im Nacken sitzt, das Geld könne knapp werden oder unvorhergesehene Ausgaben könnten die letzten Ersparnisse auffressen. Dieses „Poverty Mindset“ betrifft auch soziale Beziehungen der Autorin: „Das Gefühl, nie so viel zurückgeben zu kön- nen, wie ich bekomme, ist eingebrannt. Also gebe ich von Anfang an so viel, dass es gar nicht erst auffällt, dass ich weni- ger im monetären Repertoire habe.“ Jede Freundschaft, jede zarte Liebesbeziehung konfrontiert sie mit unüberwindlich an- mutenden Klassenunterschieden. „Schon als Kind hatte ich solche mikroskopisch kleinen, kaum zu erkennenden und schon gar nicht zu benennenden Neidgefühle an- deren Eltern gegenüber. Dabei ging es um die Leichtigkeit, die diese Menschen aus- strahlten. Sich keine Gedanken machen zu müssen – das ist es, was meinen Neid auslöste.“ Idyllische Gärten, Zeitschriften- abonnements, die Abwesenheit eines Fern- sehers im Wohnzimmer – all das markiert Klassenunterschiede. Weil Davoudvandi mit „reichen“ (bürgerlichen) Kindern aufs Gymnasium geht, lernt sie sehr schnell das „Codeswitchen“: wie man in welchem Kontext zu sprechen hat, wie man sich ver- hält oder nicht. „Meine Intelligenz wurde zur Währung. Meine Leistungen sollten nicht nur meinen eigenen Selbstwert bestimmen und meine Eltern befriedigen, sondern alle. Sie waren der Eintritt in die Welt außerhalb meiner Straße.“ Dass Davoudvandis Biografie am Ende eine Erfolgsgeschichte ist, will sie nicht als repräsentativ betrachten: „Wenn über Armut geredet wird, dann in Extre- men. Entweder jemand hält voyeuristisch eine Kamera drauf, um die zwanzigste Reeperbahn-Penny-Markt-Doku zu dre- hen, damit sich alle besser fühlen, die nicht wie die Assis auf der Straße leben. Oder wir sprechen über die wenigen Aufstiegs- geschichten, die uns Hoffnung machen sollen, stattdessen aber vor allem die Ta- schen derer vollmachen, die sie erzählen.“ Letztgenanntem Problem kann die Autorin allerdings nicht ganz entkommen: Ihr Buch avancierte nämlich zum Bestseller. Miriam Davoudvandi: „Das können wir uns nicht leisten.“ Was es bedeutet, in Deutsch- land arm zu sein. BTB, 256 Seiten, 18 Euro. Die tollen Füller der anderen Eltern empfinden Schuldgefühle, wenn sie zu ihren Kindern sagen müssen: „Das können wir uns nicht leisten.“ Wie ein „Poverty Mindset“ nicht nur unsere lebenslange Beziehung zum Geld prägt, sondern zur ganzen Welt Jede Ziffer von eins bis neun wird in jeder Spalte, jeder Zeile und in jedem 3x3-Feld genau einmal eingetragen. Das obere Sudoku ist von mittlerer Schwierigkeit, das Rätsel darunter etwas leichter.
16 FEUILLETON DIE WELT | MONTAG, 3. AUGUST 2026 N icht für einen Preis nominiert zu werden, kann eine Kränkung sein. In Siegen hat sich gerade eine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Kon- ferenz mit Caroline Wahls Empörung über ihre fehlende Nominierung beim Deutschen Buchpreis beschäftigt. Aber auch in der falschen Kategorie nomi- niert zu werden, kann verstören. Sonst gäbe es die lange Tradition der Preis- ablehnungen nicht. MARIE-LUISE GOLDMANN Der aktuellste Fall einer neu ein- geführten Kategorie, die vielen in der Musikindustrie sauer aufstößt, betrifft die neue Grammy-Kategorie „Best Asi- an Pop Music Performance“. Im Ju- ni gab der wichtigste Musikpreis der USA bekannt, dass mit dieser Katego- rie Darbietungen aus dem asiatischen Raum gewürdigt werden sollten. Die südkoreanische Boyband BTS verkün- dete jetzt auf Instagram, ihre Lieder nicht bei den Grammys einzureichen. Aus Protest. „Wir hoffen, dass Musik für das gehört und geliebt wird, was sie ist und nicht anhand von Regionen oder Sprachen definiert wird“, erklär- ten sie ihre Entscheidung. Was hat es nun mit der Kategorie „beste asiatische Pop-Musik-Darbie- tung“ auf sich – ebenso wie mit ande- ren regionalen Kategorien wie „Best Regional Mexican Music Album“ oder „Best Tropical Latin Album“? Wurde damit ein Trostpreis eingeführt, damit auch asiatische Musik endlich Sicht- barkeit erfährt? Nötig hätte BTS das nicht gehabt. Im Gegenteil: 2020 ge- lang es der Gruppe, als erste südkorea- nische Band die Spitze der US-Charts zu erklimmen. Ihr Album „Arirang“ ge- hört zu den erfolgreichsten Alben des Jahres 2026. Nominiert wurde BTS bei den Grammys schon öfter, auch wenn ein Preis bislang ausblieb. Die Kulturwissenschaftlerin Anneka- thrin Kohout liest die neue Kategorie in einem Instagram-Post als Versuch, „die westliche bzw. US-amerikanische Pop-Hegemonie oder zumindest Norm institutionell aufrechtzuerhalten“. In- dem asiatische Musik als „das Ande- re“ markiert wird, positionieren sich die USA als Zentrum der Musikwelt. Vergleichbare Fälle sind die Kategorie „bester internationaler Film“ bei den Oscars oder nach Geschlecht getrennte Schauspielpreise, wie sie ebenfalls bei den Oscars (im Unterschied etwa zur Berlinale) vergeben werden. Will man wirklich nur die bes- te weibliche Schauspielerin sein und nicht für die beste Darstellleistung ins- gesamt, unabhängig vom Geschlecht, gewürdigt werden? Was die fremdspra- chigen Filme angeht, war in den ver- gangenen Jahren eine Aufweichung der Kategorien zu beobachten – so haben es immer mehr fremdsprachige Filme auch zu Nominierungen in den Haupt- kategorien „Bester Film“ oder „Beste Regie“ gebracht, was vor einigen Jah- ren noch undenkbar gewesen wäre. Die Widerstands-Geste der südko- reanischen Boyband erinnert an den von Tocotronic 1996 abgelehnten Vi- va-Comet-Preis in der Kategorie „Jung, deutsch und auf dem Weg nach oben“. Die Band wollte weder für ihr Jung- sein noch für ihr Deutsch-Sein geehrt werden. Doch auch ein anderer Verdacht liegt nahe: Handelt es sich bei der neuen Ka- tegorie um einen Verlegenheitspreis, der auf das Unbehagen des Populären reagiert? Wenn Jurys nicht wissen, wie sie mit Produkten umgehen sollen, die von der Masse geliebt werden, aber die sie eigentlich nicht für preiswürdig er- achten, erfinden sie eine neue Katego- rie, die eben dieses Populäre zum Kri- terium erhebt. So zeichnen die Golden Globes seit 2024 das beste „Cinematic and Box Office Achievement“ aus, al- so das, was beim Deutschen Filmpreis schon seit 2014 unter „besucherstärks- ter Film“ firmiert. 2024 wurde bei den Globes „Barbie“ damit abgespeist, dieses Jahr beim Deutschen Filmpreis „Das Kanu des Manitu“. BTS jedenfalls hätte ohne- hin nicht alle erfolgreichen Lieder in der neu eingeführten Kategorie no- minieren können, sondern nur nicht- englischsprachige, womit Hits wie „Dynamite“ ausgeschlossen wären. Die Frage, ob wir immer neue Spezial- Kategorien mit immer kleinteiligeren Differenzierungen einführen sollten, oder ob nicht im Gegenteil eine Re- duzierung auf weniger Kategorien der Vielfalt viel stärker Rechnung tra- gen würde, repräsentiert im Kleinen das Problem der Identitätspolitik im Großen. Der große Streit um die „Best Asian Pop Music Performance“ Die Grammy Awards sind die wichtigsten Musikpreise der USA. Aber eine neue Kategorie verärgert die erfolgreiche südkoreanische Band BTS Die Band BTS während der Halbzeitshow des WM-Finales MASASHI HARA/GETTY IMAGES K I ist k.o. So simpel lautet das Fazit nach 16 Stunden bilder- breizähem Verweigerungs- theater anlässlich des 16. Jubi- läums-„Ring des Nibelungen“ zum 150. Geburtstag der Bayreuther Festspiele. Selbst die Maschine wurde stetig langsamer, gab weniger Bilder mit kaum mehr vorhandener Bedeutung von sich. Die man stoisch abnickte, auch als Zeitgeistzeichen selbstredend zwischen den ewigen alten Aufführungsfotos, Farbspielen, absurden Räumen und Na- turstillleben Erinnerungen an den 11. September 2001, die Migrationskrise oder den Ukraine-Krieg auftauchten. MANUEL BRUG Sonderlich Wagner-kompatibel, -er- hellend gar, waren die nicht. Und am Ende stand – wieder der Anfang. Zu- mindest der Bayreuther, mit der histo- rischen Finalvignette aus dem 1876er- „Ring“, so wie jeder Aktauftakt mit einem Bild von damals seinen unent- schlüsselbaren Fortgang genommen hatte. Dafür wurde Christian Thiele- manns souverän gesteuerte, drama- turgisch ausgeschleckte „Ring“-Durch- messung immer lässiger und lustvoller. Zur auf gleichem Niveau mitwirkenden Sängercrew, dem leichtstimmig den Siegfried schulternden Klaus Florian Vogt, der am Ende in den Klang- und Rheinfluten ein wenig untergehen- den Camilla Nylund, dem als Hagen zu freundlichem Mika Kares, Jochen Schmeckenbechers harmlosem Albe- rich und der erzählgewaltigen Wal- traude Christa Mayers kamen noch der sorgfältige Gunther von Michael Kup- fer-Radecky und die fesselnde Magda- lena Hinterdobler als Gutrune. Ganz eigene Bedeutung erfuhren die beiden Zwischenspiele im überlangen ersten „Götterdämmerung“-Akt und der Trau- ermarsch im dritten: Sie ereigneten sich klanggewaltig frisch vor geschlos- senem Vorhang. Und nächstes Jahr gibt Thielemann mit dem „Parsifal“ sein noch fehlendes Premierenstück – bis- her dirigierte er nur 2001 die allerletzte Wolfgang-Wagner-Wiederaufnahme. K.o. war auch das bei 35 Grad vor sich hin japsende Publikum. Man wedelt sich zischelnd fächerfrisch wie sonst nur im Teatro de Liceu in Barcelona. Mancher muss sich aber auch horizontal raustra- gen lassen – pro „Ring“-Akt hat mindes- tens ein Kreislauf schlappgemacht. Aber trotzdem war noch so viel kostbar auf- gesparte Rest-Energie in den Menschen, um über dem stoischen „Ring“-Team um den Computerkurator Marcus Lob- bes einen ordentlichen Buh-Sturm brau- sen zu lassen. Der „KI-Ring“ ist nicht zu retten – und wird sowieso nur diesen Sommer gespielt. Kein Buh, nirgends. Jedenfalls außer- halb des neuen „Ring des Nibelungen“. Die Bayreuth-Pilger sind im Geburts- tagsjahr erstaunlich zahm. Offenbar, weil alle froh sind, nicht immer nur auf zu- fällig sich zusammensetzende und wie- der verlaufende KI-Bilderwelten starren zu müssen, sondern auch noch richtige, von Menschenhand gemachte Inszenie- rungen sehen zu dürfen, wo Sänger ver- nünftig (wenn auch vielleicht nicht un- bedingt Libretto-konform) bewegt wer- den. Der allgemeine, befreite, bisweilen sogar beseligte Jubel, er galt, neben der Premiere des hier einmalig gespielten Frühwerkes „Rienzi“, ebenso den nur zwei (statt geplanten sechs) Wiederauf- nahmen aus dem Kanon der reifen Wag- ner-Opern, aber auch den vielen, durch- aus reizvollen Nebensächlichkeiten, die 2026 alle auf, am und um den Grünen Hügel gezeigt wurden. „Flossen ausschütteln, brrrr, hey!!“ So machen sich im neuen Bayreuther „Ring“ für Kinder, der immerhin zwei Stunden lang im Kleinen Plastikpla- nenfestspielhaus auf der andern Park- seite neben dem großen abläuft, die Rheintöchter als Erzählerinnen des folgenden Fantasy-Trips Mut. Den brauchen sie auch. Dieses sorgsam von Katharina Wagner seit ihrem Start als Festspielleiterin gepflegte Tool der Nachwuchsförderung im Verein mit jungen Regisseuren (diesmal: Leonie Haupt), dem fabelhaften Staatsorches- ter Brandenburg unter Azis Sadikovic sowie supermotivierten Sängern (Mi- ni-Wotan Michael Kupfer-Radecky und der kleine Loge Matthias Stier waren tags zuvor in der „Rienzi“-Premiere zu hören, Wellgunde Natalia Skrycka und Freia Evelin Novak singen die Rollen auch im „Ring“ für Erwachsene) hat einen sehr guten Ruf. Dem der aktuelle, sich arg anbiedern- de XXS-„Ring“ trotz der liebevollen, mit Butterbroten beginnenden Bilderbuch- ästhetik des Bühnenbilds nur bedingt gerecht wird. Ok, Inzest und die meis- ten Morde bleiben ausgespart, viel Per- sonal wurde gestrichen und leider auch das fürchterliche Ende der Tetralogie (deren zwei letzte Teile auf 25 Minuten geschrumpelt sind). „Ich mach euch zu Fischstäbchen!“, droht Alberich den Rheintöchter-Ninjas, die mit anderen Mitwirkenden zur Kampfbrigade ver- größert werden, aber schließlich wird alles eierkuchengut. Dabei kann man Kindern – siehe Hausmärchen – durch- aus das Schlimmste zumuten, nur rich- tig dosiert. Diesmal wird leider auch die Musik arg kupiert. Ein paar Meter weiter, auf der Probe- bühne IV, wo der diesjährige erst kurz vor den Festspielen programmaufge- poppte „Diskurs Bayreuth“ an zwei Ta- gen komplett performativ ausgetragen wird, ist man – ein Kritikerkollege im- merhin hat mit grober Zopfperücke im inneren Stuhlkreis der Mitwirkenden teilgenommen – ziemlich unter sich. Man debattiert dort im Rahmen von „Realitot oder Wagner in Endzeit-Stimmung“, ei- nem vom Berliner Musiktheaterkollektiv Hauen und Stechen kuratierten „Exkurs in die Untiefen des Meisters“ beim Pro- grammpunkt „Klingsau“ in einer Runde mit Personen mit Einschränkungen über eigene „Parsifal“-Erweckungserlebnisse. Kerle in Billigspitze grölen die Blumen- mädchen, vor der Tür wird ein Glöck- chenritual aufgeführt. Das interessiert immerhin die Insassen des plötzlich am Zaun klebenden Kindergartens gegen- über. Später folgt „Kochen mit Winifred Wagner“. Es gibt „Arme Ritter“, aber oh- ne braune Soße. Voll ist es und klatschfreudig sind die Anwesenden im nächtlichen Parkhaus der Oberfrankenhalle. In „Venus, Engel & die Nacht“ gibt der dauerdurchge- knallte Extremperformer Hendrik Arns wieder ein Gastspiel als Kasperle. Der steigt aus der 50-Cent-Rap-umtosten Stretch-Limo, nachdem zuvor eine ent- zückende Familiencombo im Frack mit Walzer und Czardas klanganimiert hat- te. Jetzt wird es Wagner-extrem, wenn alle mit dem dauerhechelnden Prota- gonisten und seinen zwei Tanzschö- nen zur Musik von Lady Gaga bis zum live gesungenen „Tannhäuser“-Abend- stern zur Musikdrama-Séance zwischen den Autos wuseln. Rollschuh-Ladys ser- vieren Eisteedosen vom Tablett, es gibt Wettrennen und gefährliche Balancen. Am Ende muss es die Festspielleiterin am Handy richten: Kasperle darf 2076, zum 200. Festivaljahr, im Großen Haus das frühe Wagner-Fragment „Männer- list größer als Frauenlist oder Die glück- liche Bärenfamilie“ uraufführen! Mit Klaus Florian Vogt in allen Rollen! Hier hat das Utopieren und Spintisieren also noch geholfen, beim alten Richard war es nicht anders. Heller Jubel war davor beim 2021 erst- malig und jetzt letztmalig gegebenen „Fliegenden Holländer“ als nordischem Landkrimi à la Dmitri Tschernjakow. Der russische Starregisseur, der wohl 2029 mit einer Premiere wiederkehrt, hatte den frühen Erlösungsdreiakter in einen skandinavischen Backsteinort ohne Meer und Schiffe verlegt. Es gibt starke, selbstbestimmte Frauen, die zu- packen, gegen die Wände anrennen, ein Hobby haben und auch mal Selbstjus- tiz üben. Noch immer dirigiert Oksana Linev, damals die erste Pultdompteuse auf dem Hügel, mit Gischt und Größe. Der Chor begeistert, ebenso die meis- tenteils neuen Solisten, darunter in der Titelrolle der künftige Wotan Nicholas Brownlee, Elisabeth Teige (Senta), der tenorgestählte Benjamin Bruns (Erik) und Mika Kares als mieser Daland. Protestbefreit blieb auch der ebenfalls letztmalig gegebene „Parsifal“ von 2023, ja, der mit den Augmented-Reailty-Bril- len, worin sich Fuchs und Taube virtuell in den Zuschauerraum imaginiert „Gu- te Bühnenweihfestspiel-Nacht“ sagten. Paradox: Während im „KI-Ring“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ilder blubbert, wurden hier die – aus Kostengründen – nur 330 Happy-Few-AR-Brillen ab- geschafft, die heiß und schwer waren. Die Inszenierung ist jetzt analog – und ausverkauft. Dabei bleibt Jay Scheib in seinem minimalistisch-psychedelischen Ambiente samt Kritik am Seltene-Er- den-Abbau für die verstrahlte Gralsrit- ter-Sekte deutungsschlicht. Und lässt den Sängern wie der Musik viel Raum, der dankbar ausgefüllt wird. Beim präzise voranschreitenden Pa- blo Heras-Casado, der betörend leise wie kraftvoll dirigiert, wäre noch ein wenig mehr Lautstärke, Farbenklavier und Weihrauch möglich gewesen. Zum wundervollen Georg Zeppenfeld (Gur- nemanz im Rock), Jordan Shanahan (Klingsor mit High Heels) und dem lau- ten, aber auch leisen Parsifal von And- reas Schager, der am Ende dem schock- verliebten Publikum seine Herzchen- T-Shirt-Seite mit dem rückwärtigen „Remember me“-Aufdruck entgegen- streckt, ergänzen Michael Volles be- glückend leidender Amfortas sowie als Kundry die dramatische, in der Höhe et- was ächzende, im rosa Barbie-Ambiente des Blumenmädchenplastikzaubergar- tens sich erotisch gehenlassende Miina- Liisa Värelä (2028 hier Brünnhilde) die Besetzung. „Brünnhilde brennt“, so nennt sich schließlich eine im renovierten Frie- drichsforum (der ehemaligen Stadthal- le) gemeinsam mit der Oper Dortmund zunächst konzertant präsentierte Ur- aufführung von Bernhard Lang (mini- malistisch angejazzte Musik mit viel Wagner-Anspielungen) und Michael Sturminger (witziger, viel zu langer Text). Um knapp die Hälfte gekürzt, wäre das eine hübsche Weiterdrehe des „Rings“ am Beispiel Brünnhildes bis in die Gegenwart. Die grandiose Catherine Foster gibt diese Wuchtbrumme auch als private Sängerin Hermine mit viel- fältigen Facetten. Wagner satt offeriert natürlich auch mit einem nicht enden wollenden The- menreigen das Museum in der Villa Wahnfried. Und deren Chef Sven Fried- rich kann ein ironisches Lied davon sin- gen, was schon beim ersten „Ring“ 1876 alles schiefging. Richard Wagner hasste seine eigene Inszenierung in ihm unpas- sender Ausstattung, schimpfte über die schwerfällig auf Stangenwagen herum- fahrenden Rheintöchter, den albernen, extra in London bestellten Drachen, bei dessen Anlieferung in drei Kisten der Mittelteil abhandenkam. „Scheitern als Chance“ scheint in Bayreuth für die Tetralogie eher das ewige Christoph-Schlingensief-Motto. Das Publikum wird freilich jetzt wieder regietheaterhungrig sein. Denn ohne Menschen läuft die virtuelle Maschine einfach – noch – nicht. Soweit die aktu- elle „Ring“-Erkenntnis. Doch ganz egal, 2028 werden es Pablo Heras-Casado (im Graben) und Vasily Barkhatov (auf der Bühne) neuerlich versuchen. Das Kon- zept ist bereits abgesegnet. Wenn die KI Bilder blubbert: die „Götterdämmerung“ in Bayreuth ENRICO NAWRATH/BAYREUTHER FESTSPIELE Buhrufe im Großen Haus, heller Jubel für Nebensächlichkeiten Ohne Menschen läuft es nicht. Das zeigt der diesjährige KI-Flop beim „Ring“ auf dem Grünen Hügel. Warum das Publikum 2027 wieder regietheaterhungrig sein wird und was in diesem Jahr das Festival rettete
结论： 存在部分交付缺陷及潜在的过度解释问题，但无导致理解偏差的阻塞性错误。
(西班牙首相)、(德国总理 / 政客)、(欧盟委员会主席)、(移民学术语) 等括号标注。这些属于翻译过程中的内部注释/清理标签，未在最终交付前剔除，视为交付缺陷。# remote_md_Die_Welt_-_03.08.2026 这种典型的处理文件名标记，应予删除。弗里德里希·默茨 (德国总理 / 政客)），虽然有助于理解，但超出了源文的字面范围，属于轻微的重建行为。Pull-Faktor 准确翻译为 “吸引因素”。Schengen-Raum 准确翻译为 “申根区”。Regietheater 准确翻译为 “导演剧场”。| 维度 | 状态 | 备注 |
|---|---|---|
| 漏译/截断 | 通过 | 无 |
| 数字准确性 | 通过 | 无误 |
| 幻觉/臆造 | 基本通过 | 仅存在辅助性的职衔标注 |
| 残留英文/标签 | 缺陷 | 存在大量内部注释标签及文件名标记 |
| 章节顺序 | 通过 | 结构一致 |
修改建议： 立即删除所有括号内的辅助性解释标签（如 (西班牙首相)）及顶部的 remote_md 标记，以符合正式交付标准。